西方女性自由解放运动

新文化运动以文学革命为开端，以爱国运动为归宿。《青年》杂志创刊之初，率先提出的口号，并不是“民主与科学”，而是“人权”。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特别注重人权问题，称:“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人格之谓也。”显然，这种人权思想，带有浓厚的“西化”色彩，是以个人本位、个人自由为基调的人权思想。但时隔不久，陈独秀的言论就由个人本位转移到了社会本位，更具有社会意义的“民主”一词，取代了更具有个人意义的“人权”一词。到《新青年》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就取代了人权呼喊，救国救亡取代了个人解放。为了救国而牺牲个人自由，成为当仁不让的必然要求。“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头断流血，都不推辞。”(《新青年》第6卷第1号，《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3页)显然，由倡导“人权”，转而倡导“民主与科学”，是当时中国国情的需要。

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在中国特有的社会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它与欧洲的启蒙运动相比，有着重大的差异。由于中国启蒙运动面临的社会现实，是社会贫瘠、国家落后、民族危亡，归根到底是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解放问题，而不是个人自由问题，所以，中国的启蒙，从一开始就缺乏、甚至可以说没有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体自由的、个人本位的“天赋人权说”，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多少市场。中国在启蒙中所宣传的人文主义，与西方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人文主义有着重大的差别，它继承了中国传统中的群体本位和社会本位的人文主义，继承了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因此，在“五四”前后激烈的反传统表象后面，“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经世致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传统的精髓，借用西方文化带来的新的名词、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知识发扬光大。正因为如此，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在现实中融为一体。

1919年的巴黎和会，拒绝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决定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消息传来，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学生3000多人齐集天安门抗议，要求当局收回山东权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学生游行队伍冲击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放火烧了赵家楼，遭到军警镇压，有32名学生被逮捕。学生的抗议活动得到各界人士广泛关注，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5月19日，北京学生全面罢课，通电全国。6月，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各地工人罢工，商号罢市，响应北京学生。在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北京政府先后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总统徐世昌提出辞呈。五四运动以中国代表拒签和约而告终。在五四运动中，新文化的倡导者把文化启蒙与爱国热情融为一体。新文化的干将傅斯年，成为五四游行的指挥;新潮社的主笔罗家伦，起草了《五四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著名学者李大钊和陈独秀，一个参加了五四游行，一个因在五四后散发传单被捕3个月。这些本来热衷于思想启蒙的学者，自觉主动地投入了爱国救亡活动，这是中国现实社会的需要。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正是在新文化倡导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旗帜下，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说:“此间本来没有‘天经地义’与‘异端邪说’这样东西，就说是有，也要听人去自由知识，自由信仰。就是错知识了错信仰了所谓邪说异端，只要他的知识与信仰，是本于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实，一则得了自信，二则免了欺人，都是有益于人生的，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还好得多。”(《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7页)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十分活跃，伴随着学生爱国运动向全国的扩展，大量宣传新文化的报刊从北京、上海流向全国，各种新思潮此伏彼起，广为传播。仅仅以社会主义思潮而言，就有数不清的流派。在这种环境下，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标志着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开始介绍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这些文章传播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