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观念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方　用^[1]

作为哲学概念“时间”本是日人翻译西语“time”和“temporality”时造出的新词^[2]。冯友兰说：“旧日中国哲学，未尝离事物而分别看时空，因亦未将时空单独作讨论之对象。”^[3]但在20世纪的中国哲学中，“时空”尤其是“时间”却由隐至显，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范畴。20世纪中国哲学以“古今中西之争”为主轴，以“中国向何处去”为时代问题。但“中西”与“古今”彼此纠缠，甚至已被置换为“古今”问题。^[4]由此，“何处”所问在一定程度上亦被转换为“时间”问题：回到古代、停留在现在，还是走向未来？这样，“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就与“时间”问题相互贯通；对“时间”的理解，决定了这个问题的方向与深度。因而进入20世纪以来，“时间”逐渐成为中国人的“切身问题”^[5]，成为哲学家们沉思和探讨的重要话题。

尽管“时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成为独立的哲学概念，但古哲同样敏锐而深刻地领会着时间之流，并曾以宙、久、时、世、命等特殊概念对“时间”的本质、特征等进行过多方面的探讨，这些无疑将成为中国现代时间观的先导。同时，世纪之初柏格森哲学曾广泛影响中国知识界，这对中国哲学将“时间”与“空间”分离，并更加钟情于独立讨论“时间”问题亦有着推波助澜之功。^[6]

方东美非常强调“时间”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时间”是“智慧宫门之管钥”^[7]，是领略和区分各类哲学特质的关键。他认为，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以空间化的方式理解时间，从而导致了“时间之不重要”^[8]的结论。与此相左，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即是“重时”，而“中国人之时间观念，莫或违于《易》。”^[9]以“易之三义”为门径，方东美重点发挥了其中“变易”、“不易”的意蕴，并以此探讨了“时间”的含义、本质，阐发了一套以“回旋”为结构的时间观。

一　“易之三义”与时间

“易”字之解至今依旧繁复不一^[10]，方东美所谓“变易”、“不易”之语来自郑玄、孔颖达有关“易一名而含三义”的说法。“易”一字而含“三义”之说最初见于《易纬·乾凿度》，其开篇即言：“孔子曰：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管三成为道德苞籥。”此即以“易”、“变易”、“不易”之三义言“易”之名，该文进而详细论述了三义的具体内涵^[11]”。唐孔颖达言：“郑玄以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12]郑玄首次明确以“一名而含三义”说“易”，其说或有所本，但《易纬·乾凿度》中“易”字的第一义即“以言其德”的“易”，在郑玄这里已被置换为“易简”二字，而其对“易之三义”的具体阐释与《易纬·乾凿度》亦颇不相同。郑玄之说对后世影响甚巨，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即为“论易之三名”，并声明：“今之所用，同郑康成等。”（孔颖达：《周易正义》）

方东美对“易之三义”的理解正是延续了郑、孔之义，以“变易”、“简易”^[13]、“不易”言“易之三义”，但其以此为框架来讨论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可谓是匠心独运^[14]。他说：“易有三义，一是‘变易’，这是时间的实质；二为‘简易’，这是社会的组织；三为‘不易’，真正贯注了一种形上学的原理，在一切社会变迁发展的当中，不论如何变化，总是表现一种时间上的持续性，历史上的持续性，然后在此讲文化的类型，文化的价值，这些可以说是永远不易的。所以易当中，千变万化之中有其不易之处，才讲成这种持续性，而这种持续性是创造性的，不是重复性的，它像柏格森哲学中所讲滚雪球的方法，雪球从雪山上滚下来，其容量重力逐渐扩大，终于滚成一个小雪山，历史也是从演变中表现扩充发展，这个扩大不只是容量上的扩大，也是性质的提炼，价值的增进。”^[15]

显而易见，尽管方氏承袭旧说而以“变易”、“简易”、“不易”言“易之三义”，但他对“易之三义”顺序的确立、含义的阐释与前人已有径庭之别。这段对“易之三义”之解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将“易”之“义”与时间相联系，以此讨论时间“变易”的实质与“不易”的持续性，并进而将时间的流逝视为一个扩充发展，既有量的增长，又有质的提升的过程；以此时间观为根基，他将历史理解为文化价值不断沉淀、继承、积累、增进，具有持续性的创造过程。

二　“变易”与时间的实质

《周易》一书，“为道也屡迁”，“不可为典要，唯变所是”。“变”是《易》之道，也是“易”字最基础最重要的一种解释。故孔颖达开卷即先论“易”字之“变化”义：“正义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孔颖达：《周易正义》）方东美以“变易”为“易”之首义，并以此为时间的实质。

《周易》屡言“四时”，“变通莫大乎四时”，孔颖达释之曰：“谓四时以变得通，是变中最大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四季的更替是最显明的变化，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时”都有迥异的景象与时务，都有其不同于另一“时”的实际内容。天地以阴阳寒暑之变，而成就“四时”之迭换，故《周易》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方东美认为，“变易”是“易”义之本，亦是时间之“本”。以“变易”论时，意味着时间的流逝并非陈陈相因的重复堆积，因而时间绝不可视为均匀同质的“空间一条线”，或是毫无内容的空架子。在方东美看来，这是中西时间观上最大的不同。

“趣时以言易，易之妙可极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一义。时间之真性寓于变……生化无已，行健不息谓之变。变之为言革也，革也者，丧故取新也。”^[16]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真正的“变”是能使万物走出穷途末路，转向亨通久长之路的，故《周易》以“变”为“至赜而不可恶”、“至动而不可乱”（《周易·系辞上》），虽然阴阳难测神妙莫知，亦不会引发“孰知其极”的无奈，或“诸行无常”的苦感，这就是《周易》的精妙之处。方东美指出，所谓“变”是“生化无已，行健不息”，是“丧故取新”，这种乐观、积极不仅源于西潮进化论的洗礼，更是真正体味了传统的易之玄奥。以此指向“通”、“久”的“变”为实质、内容的时间，亦展开为一个积健为雄、革故鼎新、恒久不已的进化、创造过程。

“《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周易》以“人”为三才之一，人以至诚之心相赞相参，不仅是体察、顺应、同时也在参与、成就天地化育之“变”。只有人才能研幾、知幾，能够由“动之微”而观其会通；亦只有人才能见幾而作，将事物之“变”由微至著地引往通泰久远之途。“变通者，趣时者也”（《周易·系辞下》），变存乎时，人以“时”为根基、章法或趋向，从而最终使“变”走上化险为夷逢凶化吉的大道。孔颖达疏解《乾·文言》时即指出：“‘与四时合其序’者，若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类也。”（孔颖达：《周易正义》）人配四时以变通，不仅随应自然之时序的变化，也执行合乎时序的人事，故人能以“制度”为节而行事畅通，能随时损益以开展“王者之事”，能由天地之恒而领悟“久长之道”，会于变通，使万物皆能“从化而成”^[17]。　《周易》之“变”与“时”，裹挟着人感而应之、推而明之、继而成之的智慧；换而言之，正是人的积极参与，成就了“变”，丰富、创造了“时”。

这个日益更新、由通至久的“变”，《周易》更以“生生”赞之，“生生之谓易”，而方东美则视之为“普遍生命之流行”。他认为《周易》的要义之一即：“主张‘万有含生论’之新自然观，视全自然界为宇宙生命之洪流所弥漫贯注。”^[18]此“生命”统灌天人包容万类，万物有生、天人无间。宇宙万象即是“普遍生命”之变化流行，其生气蓬勃，机趣盎然，生生不已；人与万物感应相与，流衍互润，彼此增益，既不断扩充、提升一己之生命，又参赞化育、成己成物以增进宇宙的生命。

方东美认为，“普遍生命”是一个“情理集团”，宇宙人生之进程中不仅有可以理智寻绎之事理的脉络，还有由“情的蕴发”所创造的的价值意味^[19]。“变”即生命本体之大用，随着生命的突进与创造，在时间流变中呈现出不断增进、拓展的性质、价值，这才是“变”的真义。以“普遍生命”为形上本体，方东美倡导宇宙与人生相通，物质与精神互融，情理一贯。诚然，“四时”之变貌似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但由于宇宙人生同为一“普遍生命”，人类的各种创造性活动，必将使“时”呈现出相异的特色与价值。的确，所谓秋天不只是一年中不约而至的那三个月，王维的晚秋是空灵而怡然的，刘禹锡的秋日有着胜春朝的生气与昂扬，辛弃疾的秋凉中却弥漫着道不出的愁……难道不是年年岁岁皆不同？

方东美说：“从‘体’来看，生命是一个普遍流行的大化本体，弥漫于空间，其创造力刚劲无比，足以突破任何空间限制；若从‘用’看，则其大用在时间之流中，更是驰骤拓展，运转无穷，它在奔进中是动态的、刚性的，在本体则是静态的、柔性的。”^[20]与西方把时间物质化、空间化、数量化的传统^[21]不同，方东美认为《周易》开启了中国人据生命以言时间的端绪，生命以其行健不已的创造力，赋予物质以精神、价值，从而突破、超越了实体化之空间与时间的隔绝与有限性。以“变易”言时间，强调的就是时间的异质性；只有生命的创化才能真正彰显时间“变易”之真义。

三　“不易”与时间的持续性

“变易”是“易”之本，亦是时间之“本”。但时间还有“通”、“久”之特性。“时间之条理会于通，时间之效能存乎久。……转运无穷，往来相接谓之通。通之为言交也，交也者，绵延赓续也。丧而复得，存存不消，谓之久。久之为言积也，积也者，更迭恒益也。”^[22]“通”，意味着“变易”的时间之章法：健行不已的时间并非茫然冲撞不知所之，其总是由过去通向现在、通往未来；以“交”言“通”，又强调了今昔相续往来相连，由过去至现在而未来，之间并没有间隔。换而言之，时间是连续的，不可以割截成互不关联的一段一段；由“积”至“久”，意味着如水所逝的时间并非破坏和摧毁一切的“镰刀”^[23]，时间之流也在不断沉淀、积聚，甚至远逝之后还将归返，从而如“滚雪球”般，呈现为不断增益、扩充、持久不殆的过程。

时间之所“积”为何？方东美认为就是“过去的优点”：“只有所谓‘变易’的方式才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它的立足点是现在，但要把过去的缺点淘汰，使得过去的优点集中在现在，然后以这个现在为一个跳板，再依据一种持续的创造性过程，把现在转变为未来，如此就保持一种时间的持续性，一种历史的持续性，然后才可以讲创造。”^[24]

方东美指出，时间的“变易”、生命的创造需要一个“跳板”，这就是涵摄了“过去的优点”的现在。被时间无情地淘汰的只是“过去的缺点”，但“过去的优点”却被不断地保留下来、累积起来，时间总是卷持着这些日益扩大的优点继续前行，从而使“变易”有了不断增进健行不息的力量，展开为弥新而持久的过程。“通”、“久”意味着“变易”的时间有其“不易”的一面，正是这些“不易”的“优点”衔接、串联了古今，并使得“变易”不至于走向山穷水尽的绝境，而总能指向柳暗花明的未来。

“变易”展示的是普遍生命的刚健不陷健行不息，这些“不易”的“优点”就是生命的价值。方东美指出，作为中国文化源头之一的《周易》不仅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同时也是以价值为中心的：其提倡性善论的人性观，以“至善”统摄万有，以“尽善尽美”为人格发展之极致。这套“价值中心观”的本体论，以生命为美为善，张扬生命之价值，“天地之大美即在普遍生命之流行变化，创造不息。……天地之美寄于生命，在于盎然生意与灿然活力。”^[25]人生以“同情交感之中道”与宇宙之造化力量交融互摄，活泼至动、日益丰盈的生命总是在不断积聚日新之德，并一直指向至善尽美的价值之境。

方东美认为，柏格森在西方实现了时间问题“转向”，即开启了以“生命”而不再以物质运动论时间的路向。虽然方东美服膺柏格森据生命而论“真的时间”，但他的“普遍生命”是一个“情理集团”而并非自由意志的冲动。在他看来，“情”不仅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是生命的内在动力，“情的蕴发”即各种美化、善化、价值化的态度与活动，故其所确立、导向的，正是一个可以寄托生命精神、充满美与善的价值世界。与只重视“境的认识”、重“理”并因而将时间空间化、理性化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国哲学更长于“情的蕴发”，即善于通过“情”的创造性将宇宙人生价值化，将此世“美化”、“善化”，给人以方向、温暖和希望，从而不断点化、提升生命的高度或境界。“情的蕴发”所形成的正是时间之“不易”——“过去的优点”，亦即生命的价值。“情的蕴发”是时间“变易”、历史发展真正的内在动力。^[26]

以现在为联缀过去与未来的“跳板”，方东美之所见与李大钊的《今》声气颇合^[27]，但方东美不仅明确指出了并非“所有过去”都能流入“现在”，留存在“现在”中的只是“过去的优点”；更重要的是，后者虽然也指出“故一时代的思潮，不是单纯在这个时代所能凭空成立的”，所以不能简单地将“过去”“扑杀”，然其归宗更多的还在由此而盛赞“今”之可贵；而方东美无疑更侧重的是强调尊崇过去、强调敬重历史进程中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及其价值。

四　“回旋”的时间结构

方东美进而指出，这种融“变易”与“不易”为一体的时间进程“所说明的时间是一个回旋的结构，而不是一个直线的结构”。^[28]

众所周知，在西方传统思想中，时间往往被理解为一维性的，是往而不返之射线式的单向流动，在此“直线的结构”中，不可逆的时间奔涌向前，一切都随之流逝，不断消失……这正是残酷的“镰刀”之喻的由来。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古今的贯通，文化的价值、历史的意义将被消弭。

方东美认为，正因为《周易》所阐扬的是以生命与价值并重的形上学，以此为源的“时间”才兼具了“变易”与“不易”之义，这些“不易”使得时间在“变易”中经常显现出某些相似、一贯，因而呈现为“回旋的结构”。正是基于时间的持续性，执古之道才能御今之有。“不易”、“回旋”，展示的正是对文化、历史的承继与推崇。

时间如果只是纯粹的循环，生命或将被禁锢在一个既定的命运之环中，一切人、事的历史都将不可避免地重演；或将抗拒、超越流动的时间而追求不朽、永恒。不管如何，“变易”的时间都由此而失去意义，被视作“不重要”^[29]。但“回旋的结构”亦非循环论，生命在不断扩充，价值在不断增进，这些相似、一贯的“不易”本身就在“变易”中日积月累随时增益，所以方东美强调时间的持续性是创造性的，其本质是“变易”。

时间于“变易”中积聚“不易”，以“不易”为根基而不断“变易”。生命将其创造的价值逐一保留下来、积累起来，并不断发扬光大，价值推动、引导着生命涌向、创造具有更高价值的境，在“变易”、流动中，时间也趋向至善至美的永恒，时间之“变易”乃是趋于永恒之一步骤，“永恒”即“静态的、柔性的”生命本体。

以静（“不易”）为“体”，以动（“变易”）为“用”，方东美的论调看起来仿佛与宋儒言一动一静颇为相似。^[30]但宋儒以一动一静而全太极之道，但以“静”为“动”之“主”、之“本”，表明“动”不过是通达“静”之工具。方东美的“时间”以变动不已之生命作为时间之本质，同时将生命创造不息的价值活动视作绵延生命的根基，实际上已经摆脱了以“静”为“动”之归宿的古典传统，而深深契合于《周易》自强不息的乾道精神，以及近代以来健进无疆的进化论哲学。

然而，尽管以“变动”为“动力”，方东美所指向的并不仅仅是认识和改造世界之能力的提高，亦非相应于此能力之财富的增长。其所声张的，是个体乃至宇宙的生命之积蓄、延续、充实、是价值的不断实现和境界的逐层提升。他以“尚能文化”称近代西方文化，认为其以数学的抽象突破时空之有限，以知识之“力量”、科学之逻辑构建了一个无限的平面宇宙。在他看来，中国人时空的无限性是由生命的价值开拓、创造的，这一个由不同价值建立起来的“立体”的、“层叠”的宇宙。他认为这就是中国的“超越形上学”（transcendental metaphysics）一方面，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的物质世界；另一方面，“腾动超拔，趋入崇高理想的胜境而点化现实”，价值理想即实现于现实人生。^[31]

“回旋的时间”以价值与生命为实质而展开，事实上是将价值与生命等“质料”作为动力因与目的因。以“质料”为“动力”既是中国古典思想之特征（比如“气一元论”），也是近代中国哲学思考的一个特色。如我们所知，金岳霖在《论道》中把“能有出入”作为基本命题来构造其“无极而太极”之道演过程，即以质料性的“能”之“动”来构造“个体”、“现实”、“时空”、“情性”，鲜明地以“质料”作“动力”。不同于金岳霖仅仅以质料（“能”）为“动力”，方东美同时以价值与生命等“质料”作为时间展开之“目的因”，从而使时间具有了浓浓的暖意。因此，方东美对“时间”的思考既是近代中国对“动力”寻求的一个方向，也构成了近代中国哲学寻找自我的一个环节。

五　中国文化的“时间”

显而易见，方东美对“易之三义”所作的阐释、演绎并不是字义之训诂与疏解，其以《周易》为根柢而展开对时间问题之思考，亦并非欲回到作为中国文化之源的《周易》。方东美所期冀的，是由返本而开新，是用现代问题唤醒古老的《易》之“义”，并藉此生成自己的精神生命。《周易》本身所具有的精神结构固然重要，但人们出于困扰身家性命的现实问题而开展的创造性诠释才构成了迎接它的真正立场。作为经典的《周易》亦有其自身的“时间”，有其生命与价值历程。比如《周易》为群经之首，方东美认为儒家之形上学正继承了《周易》以生命、价值为中心的特点：“儒家形上学具有两大特色：第一，肯定天道之创造力，充塞宇宙，流衍变化，万物由之而出。……第二，强调人性之内在价值，翕含辟弘，妙与宇宙秩序，合德无间。……此两大特色构成全部儒家思想体系之骨干，自上古以迄今日，后先递承，脉络绵延，始终一贯。”^[32]深得《周易》之三昧的儒家将一切事物都“一律投注于时间铸模之中，以贞定之，而呈现其真实存”，故方东美以儒家为尚“时”的“时际人”（Time-man）。传统的儒家将《周易》对生命、价值的弘扬当作“不易”继承、流传下来，同时又融汇佛道、旁通统贯，“变易”即建构、创造新体系、新思想。

注重生命、强调人生的价值理想及其实现，正是中国哲学最凸显的内容和最优良的传统。但三百年来积弊渐沉，传统难继；汹涌而至的西潮不仅将先哲的教训冲撞地七零八落，更进一步击垮了民族的信心。晚年方东美曾以“浪子回头”来概述自己由西归中的学术生涯。他真切地意识到，当前的燃眉之急就是“使哲学在我们的时代，尤其是在中国能够复兴，然后拿中国复兴的哲学思想去面对西方，也促使西方衰退的哲学精神能够复兴。”^[33]在他看来，当前整个世界文化价值低落、哲学智慧衰退，学人必须要重振精神，负起为将来的中国、将来的世界创建一种新哲学的重责。

但“新哲学”创造首先就要依据历史、时间的持续性，“变易”基于以“过去的优点”为内容的“不易”。所以方东美主张打破道统的狭隘，充分了解民族文化的辉煌成就，发现之、继承之、涵融之；除了要以开阔的胸襟将中国文化“一体欣赏”，亦应将现代科学的成就、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作为“他助”之力，这些即是复兴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不易”的“跳板”。然后还要主动地拿这样一种以生命为中心、注重生命价值的思想参与到世界文化的重建之中，从而重新开辟精神上的光明境界，透过哲学智慧重新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在《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影响》的演讲中，方东美曾追问：究竟什么可以代表中国哲学而去影响世界的未来？换而言之，如何在现代承继和发展中国哲学的生命，弘扬中国文化的价值，使其既“有”（作为“文本”抽象地存在）且“在”（作为“生命”而呈现），这是中国文化当下的命运。方东美，以及20世纪的中国哲人，所苦苦求索的都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哲学概念，由对“时间”之领悟，而开启中国文化的“时间”之旅，才是他们更沉重、更深远的言外之意。

【注释】

[1]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2]参见中国思想网刘梁剑：《现代汉语哲学语汇谱系学研究：为创建当代中国哲学准备道路》，移译见井上哲次郎、有贺长雄编，《改订增补哲学字彙》。

[3]冯友兰著：《贞元六书》（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版，第56页。

[4]在始于1915年的东西文化论战中，“中西”已与“古今”缠绕成团了。陈独秀说：“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之文明。”（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胡适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强调中西文化是“古今之别”；张东荪提出：“西洋文化实在已不仅是西洋的了，已大部分取得世界文化的地位。”（张东荪：《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3月19日）常乃德则更为激进：“我们大家要晓得世界上只有古代文明和近世文明，没有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区别。现代西洋的文明是世界的，不是一民族的；是进化线上必经的，不是东洋人便不适用的。”“我对于世界文化的意见，向来主张世界上并没有东西文化之区别，现今一般所谓东西文化之异点，实即是古今文化之异点。”（常乃德：《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国民》2卷3号。1920年10月）（转下页）（接上页）以中国文化为“古”、为“落后”，已然成风，所以冯友兰言：“一般人心目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异。……所以近来近代文化或现代文化一名已渐取西洋文化之名而代之。”（冯友兰：《贞元六书》（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版，第229页）与此相较，梁漱溟那本引发胡适等愤然而作数篇读后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无疑是顶风逆行了，他不仅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视为三种不同“路向”的文化，甚至乐观地预示：西方文化已经弊端重出困境叠现，人类文化将“由西洋态度变为中国态度”，“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东方文化（印度、中国）的文化曾经“不合时宜”地失败过，但终将翻身为“世界文化”。显而易见，这些论争的锋芒所指，即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时间”（先进与落后、过去与未来）的不同还是“空间”（以地域为标尺的类型）之别；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孰优孰劣，谁更能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5]“切身问题”一词出自贺麟。贺麟在《时空与超时空》中说：“但我希望这篇讨论可以表明时空问题乃是人人已有的切身问题，我们只是把一般所共同承认而不自觉的见解，提出来加以发挥。时空问题之所以成为哲学上的重要的根本问题，就因为它是关于人的重要问题……”参见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版，第10页。但对于回答时代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而言，时间的“切身”意义更为迫近。

[6]吴国盛在《时间的观念》中指出：“柏格森第一次从哲学上对时间与空间进行区分，并把时间置于比空间更优越的地位，这具有划时代意义。时间本体从空间化的时间中突现出来。”参见吴国盛著：《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20世纪20年代，柏格森哲学曾广泛流行于中国，其生命哲学曾深刻影响了梁漱溟、朱谦之、方东美、熊十力等一大批哲学家。

[7]方东美：《生命情调与美感》，载方东美著：《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九十四年版，第168页。方氏此语正针对以下罗素“时间……不重要”而言。

[8]罗素曾说：“时间之真实或无疑义，若有人焉，衡之以情、度之以理，恍然证知其不重要者，当可直入智慧之门。”方东美曾多次引用此语并予以批评。方氏所引出自Betrand Russell，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

[9]方东美：《生命情调与美感》，载《生生之德》第177页。

[10]如黄寿祺、张善文在《周易译注》中，在以“蜥易”之本义假借“变化”之义以外，还择其要者列出了六种不同观点。详见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11]《易纬·乾凿度》有关“三义”的原文如下：“孔子曰：‘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管三成为道德苞籥。’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无门，藏神无内。光明四通，效易立节。大地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八卦错序，律历调列，五纬顺轨，四时和粟孳结，四渎通情，优游信洁，根著浮流，气更相实，虚无感动，清净炤明，移物致耀，至诚专密，不烦不挠，淡泊不失。此其易也。变易者也，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和。能消者息，必专者败。君臣不变，不能成朝，纣行酷虐，天地反，文王下吕，九尾见。夫妇不变，不能成家。妲己擅宠，殷之以破。大任顺季，享国七百。此其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乾坤之德，万物之宝，致哉易，一元以为元纪！

[12]孔颖达所言之郑玄《易赞》及《易论》有关“三义”的原文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系辞》云：‘乾坤其易之缊邪！’又云：‘易之门户邪！’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则也。又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此言顺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引文出自孔颖达《周易正义》之《第一论“易”之三名》。

[13]郑玄以“易简”为三义之首，孔颖达以《易纬·乾凿度》“不烦不扰”之言而强调：“‘易’者，易也，音为‘难易’之音，义为‘简易’之义。”（孔颖达《周易正义》之《第一论“易”之三名》）。丁四新多年前曾著文《“易一名而含三义”疏辨》，指出孔氏对“易简”一词有着双重理解，即“既有‘不烦不扰，淡泊不失’的‘无’的一面，也有‘易略’、‘简省’的‘有’的一面。而这种双面理解，为后世纷乱之言开启了方便之门。”（参见《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3期）方东美虽由“易有三义”出发讨论时间问题，但综观其著作，其本人对“简易”的问题并未展开，重点只在阐述“变易”与“不易”，故本文亦由此讨论方氏的“时间”结构。方东美弟子程石泉认为郑玄将《易纬·乾凿度》所言“易有三义”的第一义“易”，解释为“简易（简单容易）”，并引《系辞传》“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为证，实未解乾之“确然”是言时间之功效，坤之“隤然”，即“块然”之意，言空间之功效也。程氏进而指出此误源于汉代道家思想的影响，并不符合《易》之为儒家经典的基本立场；而《易·系辞传》与之有关的章句，俱举“易简”，从不曾举“简易”；从“易”为变化之意，“易简”应为“时间”和“空间”之意。详见程石泉著：《易学新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6—57页。

[14]毋庸置疑，20世纪许多哲学家，如朱谦之、熊十力等都意识到《周易》对“时间”本质的揭示，但方东美的讨论显然更为详尽、深刻，尤其是其对时间结构的阐明，相当有特色。

[15]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九十四年版，第202页。

[16]方东美：《生命情调与美感》，载《生生之德》第178页。

[17]《周易·节·彖》云：“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于“损”、“益”二卦，《周易》反复阐明“与时偕行”，孔子曾慨叹：“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参见《淮南子·人间训第十八》）“孔子繇易至于损益……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衰老也，长〔夕〕所至也，故曰产。道穷焉而产，道□焉。益之始也吉，其冬也凶，其冬也吉。损益之道，足以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参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的《要》篇）又《周易·恒·彖》云：“……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孔颖达云：“圣人应变随时，得其久长之道，所以能光宅天下，使万物从化而成也。”

[18]方东美：《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载《生生之德》第355页。

[19]有关方东美“普遍生命”与“情理集团”之论述，详见方用著：《20世纪中国哲学建构中的“情”问题研究》之第四章：衡“情”度“理”——方东美论“情理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

[20]方东美：《中国人的人生观》，载方东美著《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九十四年版，第185页。

[21]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时间”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海德格尔说：“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论著是流传至今的对时间这一现象的第一部详细解释，它基本上规定了后世所有世人对时间的看法——包括柏格森的看法。”（《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合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1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时间”既被当作类似于“存在着的事物”分割为一段一段的“现在”，又被视作“运动的数”、“运动和运动持续量的尺度。”（参见《物理学》第四卷第10 —14章。亚里士多德著，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2]方东美：《生命情调与美感》，载《生生之德》第178页，以“交”、“通”相训，方东美在此引入了清人焦里堂“交易”之义。

[23]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曾有“时间的镰刀”之著名比喻。如“……时光又撕毁了它从前的赠品。时光戳破了青春颊上的光艳，在美的前额挖下深陷的战壕，自然的至珍都被它肆意狂喊，一切挺立的都难逃它的镰刀……”参见：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之六〇，《莎士比亚全集》[六]，第584页。

[24]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16页。

[25]方东美：《中国人的人生观》，载方东美著：《中国人生哲学》第283页。

[26]有关方东美“境的认识”和“情的蕴发”与西方、中国之不同时间观的具体关系，可参见方用论文：《“情的蕴发”与“时间动力学”——方东美时间智慧简论》，将刊于《学术月刊》。

[27]李大钊：《今》。“因为‘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这就是‘今’最可宝贵的道理。……实则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如何能杀得？所谓杀者，不过使今日的‘我’不仍旧沉滞于昨天的‘我’。”原载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4卷4号。

[28]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16页。

[29]这两种倾向在古希腊哲学中都非常有代表性地出现过。前者如斯多亚学派，“斯多亚学派认为，各行星经过一定时间的运行回复到宇宙形成之初的相对位置时，就会给万物带来灾变和毁灭。随后，宇宙又精确地按照和以前的秩序重新恢复起来，星辰重新按照以前的周期在以前的轨道上运行，一切都毫无变化。……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每一个人都将再次复活，还有同样的朋友和同乡，他们将经历同样的事情，进行同样的活动。每一个城市、乡村、每一块田地都会像以前一样恢复起来。宇宙的这种复兴不止发生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永无止境地重复下去。那些不曾遭受毁灭的神观察了一个周期的全过程，因而知道相继而至的所有周期将发生的一切事情，因而即使最小的细节，也不会和以前的周期有丝毫不同。”（参见G.J.威特罗：《时间的本质》，文荆江等译，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后者如柏拉图《蒂迈欧篇》中那个造物者仿照不朽而造的摹本：“他决定设立永恒者的动态形象，即设立有规则的天体运动。这样做时，永恒者的形象就依据数字来运动，永恒者仍然保持其整体性，而它的形象便是我们所说的时间。……时间是根据永恒者的本性造出来的，它尽可能与原本相像。……”（柏拉图：《蒂迈欧篇》37D—38C，谢文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6页）同样的情况也在东方思想中。方东美认为小乘佛教只晓得生命在时间之流中轮回，而看不到生命的永恒，所以是“忘掉永恒”；大乘却超越了时间的生灭变化，即由追求永恒而“遣时”即“忘掉变化”，所以佛教是“交替忘怀的时空人”（Space-time-man）。参见方东美：《方东美全集》之《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78—81页。

[30]如周敦颐曰：“圣人全动静之德，而常本之于静也。……盖一动一静，莫不有以全夫太极之道，而无所亏焉，则向之所谓欲动情胜、利害相攻者，于此乎定矣。然静者诚之复，而性之真也。茍非此心寂然无欲而静，则又何以酬酢事物之变，而一天下之动哉！故圣人中正仁义，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时鬼神，有所不能违也。”（《周敦颐集·太极图说》）

[31]正是以天人一体、含情契理的“普遍生命”为本体，以将此世“美化”、“善化”、“价值化”的“情的蕴发”为指向，方东美称海德格尔为“苦闷而又苦闷的哲学家”，并回应了其“向死而生”的时间观。详见方东美著：《从宗教、哲学与哲学人性论看“人的疏离”》，载《生生之德》第414页；《中国大乘佛学》（下册）第276—280页。

[32]方东美：《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载《生生之德》第354页。

[33]方东美：《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影响》，载《方东美先生演讲集》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