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轩辞[1]
在西方医学史上，盖伦（Claudius Galenus，Galen of Pergamon）是继希波克拉底之后最伟大的古代医生，他的医学代表了古希腊罗马医学的最高成就。盖伦在生活的当世就获得了极高声誉：他的医术在罗马，特别是罗马的上层社会，享有盛名。他给罗马执政官（Flavius Boethus）及其家人看病，同时也是多位罗马皇帝的御医。[2]除了医学上的成就，盖伦的声誉还来自于他作为一位哲学家，一位有文化的社会教育者。与盖伦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注释者阿夫罗狄西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phrodisias）把盖伦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并列。[3]在当时，无论是罗马的基督教异端者，生活在埃及或者罗马的希腊语文学家，还是雅典的哲学家都承认盖伦在哲学和医学上的声誉和重要性。[4]盖伦不仅仅影响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影响了之后近1500年的西方医学。他和托勒密，阿基米德一起对西方科学思想的形成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对后世理智生活的影响甚至可以媲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5]他的医学思想通过阿拉伯和叙利亚学者们的翻译和解释，成为在穆斯林世界中至今仍然保存的一个重要传统的基础；他的著作被翻译为拉丁文，成为了早期意大利和西班牙医学院的课本；他的作品为中世纪医学理论奠定了基础，是中世纪医学和生物学思想的最高权威。[6]盖伦在医学和哲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与他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时代有着很大关系。在盖伦那里，医学和哲学这两方面的成就不是相互独立，彼此无关的，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盖伦从小接受的完备的哲学和医学教育，使得他在成为一名医生的同时成为了一位哲学家。“第二智者运动”时期的罗马对希腊文化的热爱，和对哲学家医生或医生哲学家的推崇为盖伦在事业上的成功提供了社会条件。无论是家庭和教育的影响，还是时代风气的推动，对于盖伦来说，哲学与医学总是同时存在，相互作用。理解盖伦的思想及其历史作用，离不开考察他把哲学和医学结合起来的努力。而了解盖伦的受教育情况和主要实践活动无疑是开始考察的第一步。
盖伦所受的哲学和医学教育
盖伦大约生于西元129年的9月[7]，卒于西元210年至216年之间。[8]他出生在靠近爱琴海的珀加孟（Pergamum）。这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省级市，位于小亚细亚的最西端。珀加孟是一座典型的希腊化城市，以阿斯克勒庇俄斯（Aesculapius）神庙著称，有着可与最著名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相媲美的图书馆。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虽然处于罗马的统治之下，却非常热衷于从事复兴希腊文化的工作。盖伦所出生的家庭属于城市上层。他的父亲参与了当时流行的希腊文化复兴事业。盖伦深受家庭影响，他日后所从事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这项工作。
盖伦的父亲尼可（Nicon）是当时一位讲希腊语的社会精英。他是位有着丰富知识的建筑师，精通几何、算术、建筑、逻辑和星象。[9]他个性正直、慷慨、仁慈，与盖伦的母亲形成鲜明对比。盖伦一生都把父亲作为自己的榜样，而把母亲作为反面典型，用以提醒自己不要成为像母亲那样脾气暴躁、易怒的人。[10]在西元一世纪及二世纪初的几十年中，珀加孟积极发展贸易和进行城市扩张。作为建筑师的尼可参与了当时新珀加孟的建设。当时的不少新建筑都有尼可的功劳。与此同时，尼可抓住机会投资地产，因而变得十分富有。[11]尼可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盖伦晚年回忆自己早年所受教育的时候，多次对他的父亲表示最衷心的感谢。盖伦父亲对他的影响，无论就其医学事业的发展而言，还是就其生活态度的形成而言都是决定性的。尼可的投资和建筑事业使得他的家庭拥有丰厚收入，从而让盖伦不必过早为生计操心，可以自由地到处求学。尼可的希腊古典素养和斯多亚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盖伦的学习方向和处事态度。
在盖伦所接受的教育中，除了当时每位有教养的公民都必须接受的数学和语法训练之外，主要涉及哲学和医学两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盖伦的学习覆盖了当时流行的各个主要派别，可以说是博采众长。在盖伦十五岁的时候，尼可让他全身心地接受哲学教育。[12]盖伦曾聆听过斯多亚派的菲洛帕特（Philopater）的学生的教诲，也接受柏拉图学园派的盖依乌斯（Gaius）的学生的指导，同时，他向逍遥派的阿斯帕西乌斯（Aspasius）请教，并在这之后跟随一位从雅典来的伊壁鸠鲁哲学家学习。[13]尼可认为，盖伦的老师们不必观点一致，盖伦也不必匆匆把自己归为其中任何一派，而应该在经过学习各家各派的学说之后，逐渐形成自己对事物的判断。[14]尼克的这一态度一直影响着盖伦，盖伦对当时及之前的各种哲学和医学流派的态度，一直遵循着父亲对他的教诲：不盲信权威，不随意附和其中任何一派，任何一人，而是通过自己的认真学习和研究做出独立判断。要热爱的应该仅仅是真理本身，对钱财、荣誉和名声则应持蔑视的态度。[15]除了对待学问的态度方面，盖伦受到父亲很大的影响，在对待生活的态度方面，盖伦也同样秉承父亲的教导。尼可认为，盖伦应该追求正义、节制、坚毅和审慎，就像很多人所做的那样。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保持心里的平静，不要发怒和悲伤，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背离原本追求的诸种美德。人不应该因为别人不尊重自己，或者因为钱财上的损失而难过。对于个人而言，只要有足够保持身体健康的财物就可以了，多出来的钱财应该用于做有意义的事。[16]当年轻的盖伦似乎正在被带上一条日后成为哲学家和教师（Sophist）的道路的时候，他父亲的一个梦改变了这一切。尼可在盖伦十七岁的时候，梦见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并得到指示：他的儿子应该学习医学，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17]
于是，经过三年的哲学学习之后，盖伦按照父亲的指示，开始跟随不同医学派别的医生们学习医学。与盖伦学习哲学时的情形一样，盖伦的医学老师们也来自不同的学派。这其中有独断论派（或理性派）的萨图罗斯（Satyrus）和斯特拉托尼库斯（Stratonicus），名义上是独断论派而实践上却是气息派（Pneumatists）的埃费西安努斯（Aephicianus），以及经验派的埃斯克瑞欧（Aeschrio）。他跟随萨图罗斯学习解剖术和外科术，跟随斯特拉托尼库斯学习临床实践和放血疗法，埃费西安努斯向他传授了后来被盖伦所抛弃的气息派的学说，而埃斯克瑞欧则为盖伦打开了一个药理学的治疗世界。[18]在学习医学后的第三到第五年之间，大约西元148年至149年，盖伦的父亲去世。尼可留给盖伦大量遗产，足够他自由地前往其他城市，接受其他老师的教育，继续学业。一年后，盖伦去到士麦那（Smyrna），因为他所尊敬的老师萨图罗斯在不久之前到了这个城市。
士麦那位于珀加孟的南边，是爱琴海沿岸另一个重要的希腊化城市，以哲学和医学教育而著名。[19]在那里，盖伦跟随佩洛普斯（Pelops）和萨图罗斯学习医学。在学习医学的同时，盖伦没有停止他在哲学、修辞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的学习。他跟随新柏拉图主义者艾尔庇努斯（Albinus）和新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尼可马库斯（Nicomachus）学习哲学，跟随特翁（Theon）学习数学和星象学，向智者阿里斯德斯（Aristides）请教修辞学。[20]在盖伦看来，虽然医学是自己将要毕生从事的事业，但要真正成为一名好医生，对哲学、修辞学和数学的学习是必需的，特别是对哲学的学习。盖伦早年写过一篇名为《最好的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的文章。[21]在这篇小文中，盖伦对医生为何要学习哲学做了比较详尽的分析。他认为，医生必须了解哲学中的所有分支：逻辑学、物理学、伦理学。逻辑学可以帮助他们对疾病做出正确的分类，以了解疾病的差异及其治疗方法；而物理学则可以教给他们关于自然的构造及每一部分功能的知识，这对他们的临床实践有着很大帮助；而一个医生要想一生从事这一职业则必须学习伦理学，必须行为节制、蔑视金钱，这样才不会有采取任何恶的行为的危险，才能真正地认识身体，对抗疾病。[22]随着盖伦医学学习的越来越深入，他的这一观点，也就是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必须同时成为哲学家的观点，也越来越得到更为具体的强化。在研究身体和疾病的时候，盖伦会把逻辑证明的方法运用到认识的过程中去，同时他认为，追求美德不仅是对医生自身的要求，而且也是医生帮助病人所要达到的目标。
虽然对于当时流行的各种哲学和医学思想盖伦都有所学习和了解，但它们对盖伦产生的影响并不是等同的。在盖伦所受的医学教育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解剖学和希波克拉底医学。和萨图罗斯一样，佩洛普斯也属于有着丰富解剖学知识的昆图斯（Quintus）医学传统。[23]佩洛普斯是盖伦极为尊敬的老师，对盖伦后来医学思想的发展起了最为重要的影响。当老年盖伦回忆自己年轻时经历的时候，他写到，佩洛普斯教给他的各个体液表现出的症状对自己后来的研究实践一直有用。[24]在那里，盖伦强化了他的解剖学、生理学和治疗学知识，并深入研究了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佩洛普斯为不少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作了评注，并写了一个适宜初学者阅读的导论。盖伦虽然尊敬热爱自己的老师，但他对老师的学说观点有批评和修正，而这些批评和修正是在自己的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这体现了盖伦一贯的态度，即不会因为一种学说属于自己所尊敬的某一学派，而无原则地将其作为信仰去相信。
后来，盖伦在佩洛普斯的建议下去科林斯（Corinth）跟随努密西阿努斯（Numisianus）学习解剖。[25]在盖伦到达科林斯不久，努密西阿努斯出发前往亚历山大。大约152年，盖伦追随努密西阿努斯来到亚历山大，并在那里呆了约五年的时间。
亚历山大城作为希腊化时期的文化中心，其重要地位毋庸置疑。在西元前三世纪，古希腊医学的中心移到了埃及，并在那里取得了极大成功。那里的医生有机会进行尸体解剖和活体解剖的尝试，解剖学在亚历山大城得到了很大发展。著名的解剖家希罗菲勒斯（Herophilus）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都是亚历山大城的医生。[26]虽然到了盖伦生活的时代，人体（无论是活体还是尸体）解剖已经被禁止，但是直到古代后期，亚历山大城的解剖学一直走在其他地方的前面。在亚历山大城学习的五年对于盖伦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在那里，盖伦进一步丰富了他的解剖和临床治疗的知识。和所有希腊医生一样，盖伦认为解剖学研究关涉对身体中各部分正常功能的认识。通过解剖，人们可以认识身体中的每一部分及构成每一部分的元素，比如体液、原子等等，从而可以认识自然的伟大工作；而作为医生，也可以由此认识和治疗病人身体内在器官的病变。对于医生和自然哲学家而言，解剖都是不可避免的工作。[27]盖伦在亚历山大城完成了他的解剖学学习。盖伦特别强调解剖对于医生而言的重要性。他对解剖的重视一方面受到当时医学研究状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他对科学证明的兴趣不可分。对科学证明的兴趣虽然属于哲学的兴趣，但是由此带来的认识身体的方式却是通过解剖的方式得以呈现的。
虽然盖伦最为敬重，并且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都精通解剖，但解剖学只是盖伦所受的医学教育的一部分。他出生的珀加孟和后来学习的城市亚历山大都有很深的希波克拉底传统。他的老师佩洛普斯就做了不少希波克拉底的注释工作。盖伦对希波克拉底一直抱有极高的敬意，称他为最伟大的医生。这不仅因为盖伦受到了自己老师的影响，而且因为盖伦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对希腊文化的热爱。在亚历山大学习期间，盖伦一边跟随老师学习临床实践知识，一边继续认真研读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在盖伦结束了自己的学习生涯之后，他对希波克拉底的大部分著作进行了注释。[28]盖伦对希波克拉底著作进行注疏的目的是训练自己熟悉希波克拉底的整个医学思想，而不像他的其他作品那样，或是以有教养的读者，或是以医学初学者和专业医生为写作对象。[29]盖伦接受和发扬了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说和他的大部分治疗方法。[30]虽然希波克拉底在医学史上的一大贡献是把医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31]但是，盖伦对希波克拉底的考察却不是完全与哲学无关的。他把最优秀的（aristos）医生希波克拉底和第一位的（prōtos）哲学家柏拉图放在一起来进行考察，[32]认为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持有相同的观点。比如，在对统治我们的三种力量、构成身体的四元素和如何于相似之物中区分彼此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都非常一致。[33]
就像希波克拉底在医学上对盖伦影响很大一样，在哲学上，柏拉图对盖伦的影响也非常大。[34]在所有的哲学家中，盖伦把柏拉图放在第一的位置上，对他极为推崇。盖伦曾经在珀加孟跟随学园派的盖依乌斯的学生学习，在士麦那又跟随新柏拉图主义者艾尔庇努斯学习过哲学。但他关于柏拉图学说的知识更多地不是来自柏拉图主义者们，而是来自柏拉图的对话本身。盖伦曾用八卷本的篇幅来为柏拉图的对话做摘要和概括。[35]可惜的是，盖伦对柏拉图的概述没有完整保留下来。[36]不过，从现存目录和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盖伦对柏拉图对话的熟识程度。盖伦继承了柏拉图灵魂三分的观点，他所赞扬的具有智慧和权能的造物主（Demiurge）形象也可以在柏拉图的《蒂迈欧》中找到。[37]
除了柏拉图之外，亚里士多德是对盖伦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盖伦不仅曾经跟随逍遥派哲学家阿斯帕西斯的学生学习，而且也是欧德谟斯（Eudemus）的学生和朋友。[38]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所做的评注主要集中在《工具论》诸篇上。[39]对于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学（也包括生理学）方面的成就，盖伦也非常熟悉。《灵魂的状态依赖于身体的混合》一文中，盖伦对亚里士多德《动物的部分》和《动物志》中相关段落的大量引用就是明证。虽然盖伦没有像赞颂柏拉图那样赞颂亚里士多德，但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态度较之对其他哲学家的态度来说显然是更为亲和的。他称亚里士多德为“最亲爱的（philtate）亚里士多德”，却很少用这样的词来称呼克吕西普。[40]在盖伦那里，他最推崇的哲学家是柏拉图，但实际上影响他最多的哲学家是亚里士多德。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学说和科学论证方法，他对解剖学的重视也是亚里士多德传统的体现。[41]
因为早年同时受过医学和哲学两方面的系统训练，在盖伦日后的思考和实践中，医学和哲学的影响总是同时存在。对盖伦来说，医学和哲学关系密切，从总的方面来看，它们不仅使用相同的方法，有类似的价值追求，[42]而且还有共同关心的话题；[43]而就具体的医学主张和医学流派来说，它们与不同的哲学家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关联。就对盖伦影响最大的解剖学和希波克拉底医学来说，前者与亚里士多德关系更大，而后者与柏拉图关系密切。亚里士多德自己做过大量的动物解剖，而柏拉图关于医学的知识多来自希波克拉底。[44]在盖伦那里，哲学和医学、哲学家和医生之间从来不是彼此孤立的。在把哲学和医学放在一起考虑的同时，盖伦也把其中的主要的流派放在一起来考察。盖伦希望通过融汇彼此，从而使之共同服务于对世界的认识和实际的伦理政治生活。
“第二智者运动”下的医学实践：盖伦对灵魂和身体的双重关注
大约157年，盖伦结束了他在亚历山大城的学习返回家乡珀加孟。经过十多年的学习，盖伦拥有了丰富的医学知识。他已经为成为一名职业医生做好了准备。回到家乡后，他被派去角斗场，成为角斗士们的医生。他的饮食、医药和外科知识在这里都能派上用处。他不仅可以把学过的医学知识付诸实践，还能在实践中进一步学习新的治疗方法。在给受伤的角斗士的治疗过程中，盖伦有机会观察到受外伤后暴露在外的骨头和筋腱，这些经历丰富了盖伦对人体的认识。他所受的医学、哲学和其他科学的长期教育，他在珀加孟角斗场的医学尤其是外科实践，都是盖伦特有的个人经历。这些经历是当时很多医生不具备的。在家乡呆了五年之后，盖伦开始了他得以扬名的罗马之行。
罗马有个著名的和平殿，不少哲学和科学论争都发生在那里。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在那里自由地辩论，向众人讲述自己的观点。他们的听众中有不少人属于罗马上层社会。当时的罗马上层和社会精英对哲学和科学，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盖伦到罗马之后，经常前往和平殿。凭着自己扎实的科学知识和出众口才，盖伦参与到当时罗马哲学和医学群体的活动之中，参与他们的论辩。作为一名医生，盖伦不仅进行公开的演说，还进行公开的解剖实验。[45]他进行解剖实验一方面是应他人的要求，[46]另一方面也是论证上的需要。盖伦认为，解剖实验对于认识事物本质有很大帮助。所以，通过解剖这一方式论证自己的观点就很具有说服力。在盖伦的解剖演示中，较为著名的一例是关于身体中哪一部位控制发声的实验。盖伦试图通过证明控制发声的是脑而不是胸腔，从而证明理智灵魂位于脑而不是心脏。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关于理智灵魂位于心脏的说法在当时颇为流行。盖伦通过这种实验的方法指出这一观点的错误，从而捍卫柏拉图的理智灵魂位于大脑的学说。[47]盖伦的实验非常成功，他的演说也极吸引人。这位来自小亚细亚的希腊医生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加上多次成功治愈疾病的经历使得盖伦很快获得了很好的声誉，进入了罗马的上层社会。
盖伦可以迅速在罗马取得成功，一方面因为他所受的完备教育和在家乡担任角斗士医生时所获得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162年的罗马是一个“爱希腊的”（Philhellenic）城市。[48]罗马的精英们不仅熟悉希腊文化，而且崇尚希腊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复兴是当时流行的社会风尚。这一时期也是所谓的第二智者盛行时期。智者的复苏从西元一世纪开始，与爱希腊的社会环境有着很大关系。“第二智者运动”这一说法由菲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最先提出。他用“第二（deuteran）”而不是用“新（nean）”指称盛行于一至二世纪的智者运动。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时期的智者们与高尔吉亚生活的西元前五至四世纪的智者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以相同的方式讨论相同的问题，也就是都用修辞的方法讨论哲学问题，比如讨论什么是正义、世界是如何构成的问题。[49]在这个意义上，一至二世纪的智者们还是旧的（archaia），或者说是希腊的，虽然他们都生活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在这里特别提到第二智者运动，一方面因为这是当时盖伦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因为智者运动和医学传播之间有着一种特殊关系。鲍尔索克（Glen Bowersock）认为医学的传播与智者运动密不可分，希波克拉底医学的传播与当时的智者运动相一致，第二智者运动与大众对医学的热情相伴随。所以盖伦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就获得很高的声誉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50]
智者运动中的智者（sophistēs）指的是那些在公共场合展示修辞技艺，同时也向年轻学生教授这种技艺的人。[51]但“sophistēs”是一个用法颇为灵活的词，它可以指精通某项技艺的人，有时候也用来指称哲学家、医生以及其他需要进行修辞表演的人。[52]把“sophistēs”用在哲学家和医生身上虽然会引起一些混乱和误解，但是这种使用本身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哲学、修辞术和医学之间的古老的关联。[53]
从一开始，智者和哲学家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而且这种竞争关系一直延续到“第二智者时期”。我们看到，哲学家和智者常常相互指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指责智者们的道德相对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54]认为智者只是玩弄言辞而没有真正的知识；[55]艾里欧斯·阿里斯提德（Aelius Aristides）指责哲学家不使用logoi，不敬诸神，不为节日的聚会增彩，不为城邦生活进言，不教育青年人。[56]阿里斯提德对哲学家的指责显然有不少地方有失公允，他认为智者所从事的那些高于哲学家的工作实际上很大一部分与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是一致的。但是，不管他们之间如何彼此争论，怎样相互批评，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他们都承担了当时城邦中的高阶教育工作，他们之间在很多方面是共同的。比如，他们都必须使用语言（logoi）言说和写作，他们都给城邦提供政治上的建议，安抚不幸的人们，维持城邦的秩序，教育年轻人。[57]杰出的智者和哲学家一样思考自然和城邦的问题，而哲学家中也有人和智者一样有着极强的演说能力。在城邦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智者和哲学家一起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对其中任何一方的忽视都是不公正的。
比起哲学家与智者的关系来说，医生与智者的关系似乎看起来疏远得多。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智者所擅长的修辞，考虑到修辞和医学间的关系，那么我们把医生和智者放在一起来讲就不会显得那么突兀了。修辞家和医生间的关系如同修辞家高尔吉亚和医生希洛地卡斯（Herodicus）[58]的兄弟关系向我们显现的那样密切。[59]作为技艺（technē）的修辞学和医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前者与人的灵魂相关，后者与人的身体相关，因此柏拉图常把修辞学和医学放在一起进行类比。[60]讲医学的时候同时讲到修辞学，不仅仅因为它们都是技艺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还因为一名医生要在实际的医学活动中获得成功离不开对修辞学的应用。在《高尔吉亚》中，高尔吉亚向苏格拉底揭示修辞学力量的时候说到，在健康问题上修辞学家比医生更具有说服力。高尔吉亚提到自己同兄弟或者其他医生一起去探望病人的经历：那些病人拒绝服药，不愿意接受外科治疗，医生们没有办法将其说服，而高尔吉亚仅仅凭借自己的修辞术就可以成功地让病人接受治疗。[61]在古代世界，医生如果只有关于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具备说服病人采取正确治疗方法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成功的医生，也就是真正可以给病人带去健康的医生，必然是医生和修辞家的结合体。在高尔吉亚所讲的事例中我们看到，高尔吉亚虽然可以成功说服病人，但他并不是一个人去病人那里的，他是和医生一起去的，无论是开列药方要是进行外科手术都必须经由医生之手。在《高尔吉亚》中，高尔吉亚对修辞力量的解说无疑含有夸大的成分，他回避了给病人实施具体治疗的是医生这一事实。但是，我们也的确不能忽视修辞技艺在治疗中所起的作用，只有医生和修辞家在一起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治疗。所以古代的那些著名医生们都曾经研习过修辞学，相传希波克拉底曾向高尔吉亚请教修辞术，而盖伦所受的完备教育中，修辞术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盖伦受过很好的修辞学教育，并且在这方面有很高造诣。他的大量著述中有一部分是专门关于修辞学的。其中有为希腊散文作者编纂的四十八卷本辞典，有讨论阿里斯托芬的政治术语的五卷本著书，有关于古代喜剧文本是否值得作为教学课程一部分的讨论，有写给那些喜爱挑剔语法错误的人的文章等等。[62]可惜的是，这些关于修辞的著作没有一篇有幸留存于世。我们现在只能从盖伦对自己著作的篇目整理中看到这些文章书稿的题目。从这些题目中，我们可以看到，盖伦精通希腊语法，熟悉希腊文学作品。在罗马帝国时期从事希腊语言和文学的教育是“第二智者”运动的主要特征。[63]盖伦不以医生的身份，而仅凭借他的修辞造诣和他在当时写下的这些作品，就已经成为研究第二智者运动时不应被忽视的人物。除去这些专门的修辞学成就，盖伦的医学活动，无论是具体的医学实践，还是关于医学的写作都与他的修辞素养有关，都可以被看作是当时广义的智者运动的一部分。[64]正是因为当时第二智者运动盛行的社会背景，盖伦才有一个可以充分展现自己的舞台，从而在罗马获得极大的成功。盖伦是医生和修辞学家相结合的典范。他的言语才能帮助人们认识到他在医学方面的才华，他写作的医学文本，比如对希波克拉底的评注使同时代及早前其他医生的相关评注黯然失色。[65]医生需要修辞术来说服病人接受正确的治疗，哲学家和智者则都承担着城邦教育者的角色。不管是修辞术还是教育工作影响的都是人的灵魂，都是通过灵魂来发挥作用。“第二智者运动”所从事的希腊文化复兴工作就是以希腊文化来滋养罗马人灵魂的工作。
盖伦与当时的智者多有交往。他的出生地珀加孟是当时一些著名智者的家乡，比如菲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us）记载的阿里斯托克勒斯（Aristocles）。[66]而以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著称的珀加孟同时也是关心自己身体的智者们常常造访的地方，比如第二智者时期的著名代表阿里斯提德。[67]在珀加孟，医生与智者关系密切。出生在那里的盖伦很有可能曾经遇到过阿里斯提德，并向他请教修辞学。鲍尔索克认为，盖伦和阿里斯提德的相遇，也就是一位医生和一位智者的相遇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恰当写照。[68]不过，我们注意到，虽然盖伦自己精通修辞技艺，并且实践这种技艺，虽然盖伦的朋友中有不少人被称为“philologi（语文学家）”，他的解剖演示的观众中和他的病人中有可以被称为智者的人物，[69]盖伦却很少正面谈论他们。盖伦谈论过阿里斯提德，是把他作为灵魂强健而身体羸弱的代表提及的。[70]盖伦对智者或是修辞家少有赞誉，因为在盖伦看来，智者们教年轻人语法，给他们上一些哲学家或几何学者所学的专门课程，这些虽然都是必要的教育，但是因为他们的教学出发点是文辞，所以他们能够带给年轻人的主要是些模糊的知识。盖伦常把修辞放在医学知识的对立面来批评，虽然三段论的推理方式是医生和修辞学家都要遵循的法则，虽然医生预言疾病发展情况的方法和修辞学家通过个别现象进行推理的方式相近。[71]盖伦批评的主要是作为论证前提的修辞和诡辩。盖伦认为，如果在进行推理论证时不是以观察到的事物为出发点，而是仅从经典文学作品或者词源学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那么这种方式对于获得真理来说是无益的。因为这种修辞的和诡辩的前提离事物本质最远，所以，以其为出发点的认识往往是错误的和肤浅的。[72]盖伦不同意在论证时采用修辞的或诡辩的方法，认为这样的行为无助于对真理的认识。虽然盖伦不同意智者的方法，但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在这第一次逗留罗马的四、五年间，盖伦所做的一切努力，特别是他在公共场所做的解剖实验，他为医学爱好者所作的讲演和写作的书都与智者所从事的教育行为相似。
在亚历山大求学期间，盖伦看到当时各个医学流派相对封闭，彼此缺乏交流，便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他认为，就解剖学而言，不能相互交流观察结果对解剖学这一学科的发展非常不利。很多医生，比如盖伦的老师佩洛普斯不把自己的著作公开发表，一般人很难有机会可以读到它们。[73]盖伦不认同这种把医学神秘化的行为，他乐于与公众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为医学初学者和医学爱好者们写适合他们阅读的医学著作。[74]盖伦的这些行为适应大众和罗马社会精英们的需要，符合当时社会文化的大背景，受到极大的欢迎，也因此遭到同行们的妒忌和排挤。关于他的各种流言到处传播，盖伦不得不离开罗马返回家乡。[75]169年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把盖伦召回罗马，并任命他担任其子康茂德（Commodus）的医生。在此以后，盖伦几乎没有离开过罗马。在这期间，盖伦不再像上次那样参加公开的辩论和演示，而是把绝大多数时间用在治疗具体病患和写作上。[76]虽然不再参加公开的演说活动，盖伦对医学爱好者和专业医生的教育通过他的著作得到延续，一些在第一次逗留罗马时期开始的写作，在这一时期得以完成，另外还有不少著作也写于这段时间。[77]从169年到盖伦去世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盖伦继续着他的医学实践，这些实践经验为他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素材，而他也通过这些临床实践实现了自己作为医生的一项重要职责：为病人提供有效的治疗，使他们恢复健康。盖伦的治疗不仅关于人的身体也关于人的灵魂，而这也是一名真正的医生应该做的工作。就像苏格拉底对卡米德（Charmides）讲的那样：对身体某一特定部分的治疗离不开对作为整体的身体的治疗，而对身体的治疗又离不开对灵魂的治疗，或者说必需首先治疗人的灵魂，然后才能治疗人的身体，只有以这种方式，身体的健康才是可能的。[78]如此看来，医生盖伦所从事的工作和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就非常相近了。
对于一名医生来说，当他面对病人的时候，首要任务就是将其治愈。而要能够治愈病人就要同时具有正确诊断疾病和成功预测疾病进展的能力。在这两个方面，盖伦都有出色的才能，他不仅能够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法，而且可以预言疾病的发展。在进行诊断和预断的过程中，盖伦通过对身体状况的观察（尤其是诊脉）了解病人的心理状况和生活状况的能力尤其让人称道。波厄图斯称盖伦为“预言家（mantis）”，因为盖伦通过诊脉判断出，波厄图斯儿子的反复发热是因为害怕自己在屋里偷藏食物的行为被发现而引起的。[79]盖伦的预断能力甚至可以揭示某些人们不愿为外人所知的秘密。比如，通过细心观察盖伦得知，伊乌斯图斯妻子的失眠症是由于暗恋戏剧演员庇拉狄斯（Pylades）而造成的。[80]值得一提的是，在具有自传性质，同时对当时罗马知识界和统治阶层的生活状态有所描绘的《论预后》（peri ton proginōskein biblion，De Praenotione）中，盖伦提到好几例因为心理原因而造成身体状况异常的病例，当病人心里的担忧被化解时，身体上的不适也就随之消失。盖伦在探望这些病人的时候，除了询问病情和观察病人的体貌与生活环境之外，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查验病人脉搏的跳动情况。盖伦很重视脉诊在诊疗过程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紧张、恐惧等心理状态会影响脉搏的跳动，从脉象中我们可以读出灵魂状况对身体状况的影响。[81]有时候病人身体并没有器质性的病变，身体的不适仅仅是由于心理问题而造成的。盖伦认为，很多医生之所以不能做出正确的诊断，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清楚身体是如何受心理影响的。[82]盖伦在大量的临床实践中观察到身体和灵魂间常常相互影响的情况，并在后期把灵魂活动归为引起身体疾病的原因之一。[83]盖伦对身体和灵魂关系的思考不仅体现了他对所学的各种哲学和医学理论的综合理解，而且也体现了他在临床实践中对所见现象的细心观察。盖伦在记载的病例中多次提到病人的心理状况对身体的影响。一方面，从临床实践中盖伦注意到灵魂和身体间相互作用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如何看待灵魂和身体关系这一当时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医生都关心的问题的时候，盖伦所经历的临床实践对他产生的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作为临床医生，盖伦重视观察到的各种现象，重视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其他感觉器官为我们提供的自明的素材，同时他也注重疗效，注重对身体的认识和对疾病的判断在实际治疗中的用处。对观察经验和疗效的重视让盖伦看起来与经验派医生们有不少相似之处。[84]但是，与经验派医生对理性的摒弃态度不同，盖伦没有忽视理性在医术中的作用。盖伦对现象的重视不像经验派医生那样只服务于具体的病例，而是同时也服务于理性：只有从确切可知的现象出发才能通过逻辑论证的方式获得关于事物的真理。对盖伦来说，仔细的观察是发现恰当法则的方法，[85]科学的证明必须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之上。理性推理和经验观察对于医学来说同样重要。它们一起参与到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之中。盖伦所受的逻辑与哲学教育，和他所从事的医学实践活动让他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既有探究事物原因和本质的理性追求，又有从有用性出发的实际考虑。盖伦总是试图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虽然有的时候这种结合是存在困难的。盖伦的这一态度在他关于灵魂和身体关系的讨论中体现的非常明显。
对身体和灵魂的双重关注贯穿于盖伦整个学术生涯和行医生涯之中。作为智者运动中的一员，同时作为一位哲学家，盖伦的医学研究、写作和实践隶属于灵魂教化工作，盖伦向公众展示的不仅是关于身体的知识，而且是通过身体而获得的关于逻各斯的知识；作为医生，盖伦在治病过程中发现灵魂状态对身体的影响，通过对身体的观察来认识灵魂的状态，同时通过对灵魂的治疗来治愈身体的疾病。盖伦对灵魂和身体的双重重视与他所受的教育和他所从事的事业密不可分。他的不朽成就正来自于关注灵魂的哲学与关注身体的医学的完美结合。
【注释】
[1]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2]盖伦曾给马克·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他的儿子康茂德（Commondus）以及之后的好几位继任者看病。
[3]虽然亚历山大不同意盖伦的很多观点，但是盖伦的医学成就连同他在哲学上的贡献，使得亚历山大仍然把他归在大师的行列。参见Vivian Nutton，“Galen in the eyes of his contemporaries，”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58. Baltimore，1984，p.320.
[4]同上，p.324.
[5]R.J.Hankinson，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ale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xvii.
[6]Galen：Selected Works， tr. P.N.Sing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vii.
[7]E.Klebs认为盖伦出身与西元128年或129年，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盖伦出生在西元129年，持有这种观点的有J.Ilberg和V.Nutton，参见Johannes Ilberg，Aus Galens Praxis，Neue Jahrb. f.d.Klass. Altertum Gesch. u.Deutche Lit.，15，p.277，n.1；V.Nutton，“The chronology of Galen’s early career”，Classical Quarterly，23，1973，p.158—171。
[8]传统上一直认为盖伦死于西元199年，但依据V.Nutton的研究，盖伦应死于西元210年之后。以前之所以得出错误的结论，部分是因为对阿拉伯文献中记载的七十年的理解不当，七十年指的是盖伦的医学实践生涯，而不是他的寿命，如果加上盖伦学习的时间，那么他应该死于西元210年至216年之间。参见“Galen in the eyes of his contemporaries”，见Vivian Nutton，From Democedes to Harvey：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London 1988.
[9]Galen on the passions and errors of the soul，trans. Paul W.Harkin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3，p.58.（K V，42）
[10]同上，K V40—1.
[11]Luis García-Ballester，“Galen’s medical works in the context of his biography”，Galen and Galenism，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2，p.7.
[12]Galen，“The Order of My Books”（K XIX，59），in Galen：Selected Works，trans. P.N.Singer，Oxford，1997，p.27.
[13]Galen on the passions and errors of the soul，trans. Paul W.Harkin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3，p.57—58.（K V，42）
[14]同上，p.58。（K V，42；VI，755）
[15]同上，K V，43.
[16]同上，K V，43.
[17]Galen，On prognosis，edition，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Vivian Nutton，Berlin，1979，2.12，pp.76—78.
[18]Luis García—Ballester，“Galen’s medical works in the context of his biography”，Galen and Galenism，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2，pp.12—13.
[19]Julius Rocca，Galen on the Brain，Brill，2003，p.3，n.14.
[20]Luis García—Ballester，“Galen’s medical works in the context of his biography”，Galen and Galenism，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2，p.14.
[21]在库恩编辑的二十二卷本《盖仑全集》中，这一篇被编在非常靠前的位置（第一卷的第三篇）。
[22]医生“必须学习逻辑知识，以便发现身体的本性，疾病间的差异，以及治疗方法的适应征；为了能一直从事这一事业，他们必须蔑视金钱、培养节制。因此，他必须了解哲学中的所有分支：逻辑学、物理学、伦理学。因为他行为节制、蔑视金钱，他就不会有采取任何恶的行为的危险：人们的所有恶的行为都是由于贪婪或者享乐而引起。他必然也拥有其他的诸种美德，因为所有的美德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只获得了其中的一个而其他的不立刻随之而来，它们就如同是连在一根绳子上一样。”见Galen，“The Best Doctor is also a Philosopher”，in Galen：Selected Works，trans.P.N.Sing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33.（K I 60—61）
[23]参见Galen，“my own books”（K xix 22），Galen：Selected Works，trans. P.N.Sing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0.
[24]Luis García-Ballester，“Galen’s medical works in the context of his biography”，Galen and Galenism，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2，p.14.
[25]同上，pp.12—13。
[26]根据克尔苏斯的记载，希罗菲勒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都曾有机会对罪犯进行活体解剖。（Celsus，On Medicine，Proem 23—4）希罗菲勒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大脑和小脑间的区分，并首先区分了脑室。他认为小脑中的第四脑室是理智（intellect）的处所。他对解剖学的最重要贡献是发现神经系统，区别了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并证明神经起源于脑。而后，埃拉西斯特拉图斯极大地推进了脑和神经的研究。我们对希罗菲勒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了解很多依赖于盖伦的描述。盖伦不仅专门写了关于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解剖学的书，在其他讨论解剖的书中也会谈及希罗菲勒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研究成果。参见James Longrigg，Greek Rational Medicine，Routledge，1993，pp.177—219；Greek Medicine，Duckworth，1998，pp.84—100.
[27]关于解剖学对于不同人的用处，参见Galen on Anatomical Procedures，tr. by C.Singer，Oxford，1956，p.33.“解剖学研究对以下几种人有用处，一种是由于知识本身的原因而热爱知识的自然哲学家（anēr physikos），第二种是那些为了表明大自然不会做无用的尝试而重视解剖的人，第三种是为了研究生理或心理功能而给自己储备解剖学知识的人，第四种是实业医生，他们必须有效地将弹片等东西从体内清除出去，然后恰当地活动身体各个部分，或者治疗伤口、瘘管以及脓肿等等。”
[28]盖伦，《关于我自己的书》（K，XIX，34—7），Galen：Selected Works， tr. P.N.Sing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5—16.
[29]Galen，“My Own Book”（K XIX，33），Galen：Selected Works，tr. P.N.Sing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5.
[30]R.O.Moon，The Relation of Medicine to Philosophy，Longmans，Green and Co. 1909，p.38.
[31]Celsus称希波克拉底是第一位把医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人。参见Celsus在《论医学》（De Medicina）前言中的表述。
[32]Galen on the Doctrines of Hippocrates and Plato，III 4.30，tr.，ed.，and comm.by P. De Lacy，Berlin，1978，p.199.
[33]参见Galen on the Doctrines of Hippocrates and Plato，tr.，ed.，and comm.by P. De Lacy，Berlin，1978.
[34]虽然盖伦自己不喜欢被称为柏拉图主义者，但他对柏拉图哲学的继承是很明显的。关于盖伦学说中的柏拉图因素参见De Lacy，“Galen’s Platonism”，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93，No.1（Jan.，1972）.
[35]Galen，“My Own Books”（K，XIX，46），Galen：Selected Works，tr. P.N.Sing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1.
[36]“通过阿拉伯文献我们可以知道在前四卷中这些被总结的对话是：（1）《克拉底鲁》，《智者篇》，《政治家篇》，《巴门尼德》，《欧绪弗洛》；（2）《理想国》第一至第四卷；（3）《理想国》第五至第十卷和《蒂迈欧》；（4）《法篇》。对《蒂迈欧》的概述，对《理想国》概述中的两个片段和对《法篇》概述的一个片段在阿拉伯文献中保存下来，收录在R.Walze编辑的Plato Arabus I中。”De Lacy，“Galen’s Platonism”，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93，No.1（Jan.，1972），p.31.
[37]参见Galen on the Doctrines of Hippocrates and Plato，tr.，ed.，and comm.by P. De Lacy，Berlin，1978；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Parts of the Body，trans. Margaret Tallmadge Ma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8.
[38]盖伦曾给逍遥派的欧德谟斯看过病，并经由他在罗马上层社会中传播医术上的盛名。Galen，On Prognosis，2，2—11，trans. Vivian Nutton，Berlin，1979，pp.74—76.
[39]盖伦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和《范畴篇》都做过详细的注释。见Galen，“My Own Books”（K XIX，47），in Galen：Selected Works，trans. P.N.Singer，Oxford，1997，p.21.
[40]De Lacy，“Galen’s Platonism”，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93，No.1（Jan.，1972），p.33.
[41]参见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Parts of the Body，trans. Margaret Tallmadge Ma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8；Galen on the Doctrines of Hippocrates and Plato，tr.，ed.，and comm.by P. De Lacy，Berlin，1978.
[42]在《最好的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中，盖伦从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三个方面分析了哲学在一个人成为真正医生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正是因为哲学和医学之间有着可通之处，它们才会彼此影响和需要。
[43]比如对灵魂能力的考察是对医学和哲学来说同样重要的话题。参见PHP Testimonies and fragments of the beginning of Book I，II.
[44]盖伦认为柏拉图是希波克拉底的信徒，柏拉图的很多重要观点来自希波克拉底，如《蒂迈欧》中讲的构成人体的四元素等。参见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Parts of the Body （I 11），trans. Margaret Tallmadge Ma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8，p.75.
[45]163年，盖伦已经习惯于每天在公共场所展示他的才华，或者进行专门的主题讨论，或者解剖各种动物，其中最多的是猪和羊，有时也会有猿猴。Galen，On Prognosis，trans.Vivian Nutton，Berlin，1979. p.187.
[46]比如执政官Boethus对解剖非常感兴趣，曾要求盖伦通过解剖向他演示呼吸和发声是如何进行的。Boethus跟随逍遥派Alexander of Damascus学习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虽然他也熟悉柏拉图的学说，但更倾向于认同亚里士多德。Galen，On Prognosis，2，25；5，9—10，trans. Vivian Nutton，Berlin，1979. p.80，96.
[47]Luis García-Ballester，“Galen’s medical works in the context of his biography”，Galen and Galenism，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2，pp.32—33.
[48]Julius Rocca，Galen on the Brain，Brill，2003，p.6.
[49]Philostratus，The Lives of the Sophists，trans. Wilmer Cave Wright，Cambridge，Mass.，1921，p.6.
[50]参见G.W.Bowersock，“The Prestige of Galen”，Greek Sophists in the Roman Empire，Oxford，1969，pp.59—60。亦可参见Lee T.Pearcy，“Medicine and Rhetoric in the period of the Second Sophistic”，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Band II. 37.1，ed. Wolfgang Haase，Berlin，New York，1993，pp.445—446，Jutta Kollesch，“Galen und die Zweite Sophistik”，Galen：Problems and Prospects，ed. Vivian Nutton，London，1981，pp.3—4.
[51]在城邦生活中修辞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论争、劝诫、辩护，还是正式场合中的颂咏，无论这些言语活动发生在法庭上、内阁中，还是民主集会上，言说者要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修辞术的应用。兴起与西元前5世纪希腊黄金时期的智者运动与公共生活中对修辞术的需求有很大关系，精通修辞技艺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邦的生活，他们既能影响普通民众，也能影响统治者，同时他们还承担教育青年人的职责。参见Sarah Broadie，“The Sophists and Socrate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reek and Roman Philosophy，ed. David Sedly，Cambridge，2003，p.73.
[52]Graham Anderson，The Second Sophistic，Routledge，1993，p.16.
[53]菲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在Lives of the Sophists中提到了哲学和修辞之间的联系，他通过讨论一些他认为是智者的哲学家生平来显示这种关联，比如法沃里努斯（Favorinus of Arelate）和狄翁（Dio of Prusa）。至于智者和医生的关系，他没有做明确讨论。但是从各种传记的细节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这种关联：比如波勒谟（Polemo）的老师一开始接受的就是医学教育；阿里斯德斯（Aristides）把盖伦的老师萨图罗斯描述为即是医生也是哲学家（iatrophilosophos）。Iatrosophistes和iatrophilosophos这样的职业头衔本身就很清楚地显示出这三种职业间的关系。参见G.W.Bowersock，Greek Sophists in the Roman Empire，Oxford，1969，pp.66—67.
[54]Graham Anderson，The Second Sophistic，Routledge，1993，p.13.
[55]柏拉图，《智者》（Sophist）267e—268d。
[56]G.W.Bowersock，Greek Sophists in the Roman Empire，Oxford，1969，p.11.
[57]G.W.Bowersock，Greek Sophists in the Roman Empire，Oxford，1969，p.11.
[58]希洛地卡斯是克尼达斯（Cnidos）医学校的杰出代表，希波克拉底的老师。
[59]柏拉图，《高尔吉亚》（Gorgias）448b。
[60]柏拉图，《菲德罗》（Phaedrus）270b—d。
[61]柏拉图，《高尔吉亚》（Gorgias）456b。
[62]Galen：Selected Works，trans. P.N.Singer，Oxford New York，1997，“My own Books”，p.22.
[63]根据Anderson的说法，关于“第二智者”这一术语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以Glen Bowersock为代表，把第二智者放在广义的社会生活中来理解，另一种以Reardon为代表，把第二智者首先理解为一种文学现象，特别指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散文。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盖伦的活动都与第二智者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Graham Anderson，The Second Sophistic，Routledge，1993，p.11.
[64]记载盖伦在罗马治病以及公开讲演经历的《论预后》被Nutton认为是盖伦所有作品中与第二智者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本。这本书使用多种修辞手法，语言形式灵活多变，充满智慧，是第二智者时期最为吸引人的作品之一。Galen，On Prognosis，5.5. trans.Vivian Nutton，Berlin，1979. p.59，63.
[65]Lee T.Pearcy，“Medicine and Rhetoric in the period of the Second Sophistic”，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Band II. 37.1，ed. Wolfgang Haase，Berlin，New York，1993，p.448.
[66]Philostratus，The Lives of the Sophists，（567—8），trans. Wilmer Cave Wright，Cambridge，Mass.，1921，pp.182—184.
[67]G.W.Bowersock，Greek Sophists in the Roman Empire，Oxford，1969，p.19.
[68]G.W.Bowersock，Greek Sophists in the Roman Empire，Oxford，1969，p.62。
[69]盖伦的解剖实验吸引了雄辩家Adrian和Favorinus的学生Demetrius，Galen，On Prognosis，5，11，trans. Vivian Nutton，Berlin，1979. p.96，在盖伦的病例中提到智者安提帕特（Antipater）在行使一次重要的外交事务时生病，盖伦的同乡Protos所得的一种特别的消化疾患，修辞家Diomedes难治的慢性病等等。Antipater：De Theriaca ad Pisonem XIV.605K；Protos：Galeni De Alimentorum Facultatibus，ed. G.Helmreich，Leipzig and Berlin，1923，p.291，参见Lee T.Pearcy，“Medicine and Rhetoric in the period of the Second Sophistic”，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Band II.37.1，ed. Wolfgang Haase，Berlin，New York，1993，p.449。
[70]盖伦所作的柏拉图《蒂迈欧》评注的阿拉伯语译本中记载了盖伦对阿里斯提德的描述，“我只见过少数人生来灵魂强大有力而身体柔弱。来自Mysia的Aristides是其中的一位，他是最为杰出的演说家之一。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言说和辩论上，造成他身体逐渐变坏。”Galeni in Platonis Timaeum Commentarii fragmenta，ed. H.O.Schröder（1934），p.99。转引自G.W.Bowersock，Greek Sophists in the Roman Empire，Oxford，1969，p.62.
[71]亚里士多德，《修辞学》1357a。
[72]Galen on the Doctrines of Hippocrates and Plato，tr.，ed.，and comm.by P. De Lacy，Berlin，1978，II.3.11；II. 5. 26.盖伦对克吕西普灵魂讨论的批评就是从对他的论证出发点的批评开始的，克吕西普常引用荷马史诗或是希腊戏剧作为自己的论证前提，盖伦认为这样的前提是不能提供正确的知识的。
[73]Luis García-Ballester，“Galen’s medical works in the context of his biography”，Galen and Galenism，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2，p.18.
[74]盖伦为初学者写了很多书，如作为学医年轻人的入门书《为初学者写的各派观点》，在那里他分别写了当时流行的医学流派的各自观点和彼此间的不同。另外，他为初学者写了关于骨骼和脉搏的书。盖伦的书很多是写给爱好医学的朋友们的。在诸多朋友中，Boethus是被题赠最多的一位。这位当时罗马的执政官对解剖学非常感兴趣，盖伦的很多重要著作都是应他的要求所作，如《希波克拉底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解剖学》、《论柏拉图和希波克拉底的诸种学说》、《论身体各部分的功能》等等。Galen“My own books”，Galen：Selected Works，trans. P.N.Singer，Oxford New York，1997，pp.4—5；Galen on Anatomical Procedures，trans. Charles Sing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p.1.
[75]Galen，On Prognosis，5.5. trans. Vivian Nutton，Berlin，1979，p.94.
[76]Galen“My own books”，Galen：Selected Works，trans. P.N.Singer，Oxford New York，1997，p.6.
[77]例如盖伦在这一时期完成了《论柏拉图和希波克拉底的诸种学说》的第七至第九卷，《论身体各部分的功能》的第二至第十七卷。《论混合》，《自然的官能》，《呼吸的作用》，关于养生的《健康的要素》，《食物的特性》，一系列关于疾病的分类和诊断的著书等等都写于这个时期。
[78]柏拉图，《卡米德》（Charmides）156e—157b。
[79]Galen，On Prognosis，7，2—16，pp.104—108.
[80]同上，6，2—10，pp. 100—102.
[81]盖伦对于脉搏进行了广泛而详尽的讨论，深究其导因、功能、变化以及在预断中的用处。他写作的与脉搏有关的著作有《论脉搏间的差异》（Peri diaphoras sphygmōn）、《论脉搏的辨识》（Peri diagnōseōs sphygmōn）、《论颤抖、悸动、痉挛和打颤》（Peri tromou kai palmou kai spasmou kai rigous）等等。严格来说，盖伦所感知的病人脉搏状况与中医中所讲的脉象是不同的。关于西方的脉搏测量与中医中的诊脉的比较，参见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著的The Expressiveness of the Body and the Divergence of Greek and Chinese Medicine，Zone books，1999.
[82]同上，6，15，p.104。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临床中盖伦常常可以看到心理和生理间的相互作用，但是他从没有对此有专门的论述，García—Ballester认为在盖伦那里还没有现在我们所说的心理疗法，系统的心理疗法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医学中。Luis García—Ballester，“Soul and body，disease of the soul and disease of the body in Galen’s medical thought”，Galen and Galenism，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2，p.119.
[83]Galens，Kommentare zur dem VI. Buche der Epidemien des Hippocrates’ Buch VI 6，5—VIII，übertragen von Franz Pfaff，CMG V10，2，2，S. 484，3—7.“健康依赖以下这些条件，首先是饮食或生活方式（die Lebensweise）；其次是居住条件（die Wohnung）；第三是睡眠（der Schlaf）；第四是劳作（die Anstrengung）；第五是性关系（der Geschlechtsverkehr）；最后第六点是灵魂活动（die geistige Tätigkeit）。”
[84]经验派医生们主要依据见过的病例来治病，如果他们遇到之前没有见过的病例，他们会从其他人的观察所得、历史记载或相似病例那里寻找治疗方法。他们只关心对治病有效的事，不关心什么是疾病产生的原因（aitia），什么是使病人康复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对于治病来说，事物的本质，现象背后的原因都是无关紧要的。参见Galen on Medical Experience，trans. R.Walz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4，pp.92—93.
[85]J.Barnes，“Galen on Logic and Therapy”，in F.Kudlien and R.Durling（eds），Galen’s Method of Healing，Leiden，Brill，1991，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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