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荣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了抗议政治研究的“国家转向”之理论志向及其应用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如何理解政治机会结构对抗议的塑造、国家回应策略与抗议的演化以及社会抗议的政治后果与影响，这是国家与社会抗议关系中的关键理论议题。西方政治经验和比较政治的研究展示出了丰富的研究图景。基于西方政治制度背景发展出来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包含着一系列“边界条件”。考虑到国家状态的差别，有必要使用“策略—关系”而非结构化的视角，把国家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主体间的策略互动过程，这一理论想象将有助于更为现实地理解抗争的性质、动力及其政治影响。
一、导 言
社会抗议、政治动员和集体行动可谓人类社会利益表达和政治冲突的基本形式。在现代政治的背景下，抗议或者更广义上的集体抗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它们何以成功，如何失败？又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政治影响？这些问题持续地引发各种理论想象和实证研究。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所涌现的各种社会政治运动，更是前所未有地激发社会科学家们的理论兴趣。在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基础上，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等人对“抗争政治”进行了综合性的界定：抗争政治事关抗争，“亦即对他人提出涉及利益的宣称，互动中至少有一方（包括第三方）是政府”。〔2〕如今，抗争政治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流派纷呈的领域，诸如“资源动员”、“政治机会结构”、“框架整合”等概念已经广为流传，人们对社会运动的性质、动力机制及其后果的理解也随之不断深入和丰富。
在已有的研究版图中，社会抗议与国家力量的关系——包括国家对抗议的回应和管制策略以及抗议的政治后果的研究是一个尤为引人入胜的课题，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一方面，抗议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改变公共政策、政治结构、过程乃至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由于其合法性来源、镇压能力与意图的差别，现代国家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限定或激化社会挑战力量的组织形式、动员策略和发展程度。本文通过文献回顾，探讨国家与抗议运动的交互关系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包括：政治机会结构对抗议的塑造、国家回应策略与抗议的演化以及社会抗议的政治后果等。考虑到已有理论的经验基础主要是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下的“社会改革运动”，〔3〕在新的边界条件（scope condition）下发展出更为贴切的研究议题和分析路径是十分必要的。从“策略—关系”的角度（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采取“共同演化”（coevolution）的观点也许能够帮助重新解读国家与社会运动的复杂关系。
二、社会运动研究的“政治转向”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社会运动与政治结构的关系尚未得到系统的理论关注。在此之前，受到芝加哥社会心理学学派的影响，人们倾向于把抗议和更广义上的集体行动视为一种偏差的或者反常的政治行为，这种行为根植于相对剥夺感或者结构紧张。〔4〕根据威廉·科恩豪泽（William Kornhauser）的理论，这是一种人们在“大众社会”情境下所必然出现的变态现象。〔5〕随着社会抗议运动在多元主义政体中的迅猛发展，同时也受到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 1932—1998）关于集体行动理论的启发，社会心理学的理论预设开始广遭质疑。〔6〕经由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迈耶·扎尔德（Meyer Zald）等人的理论拓荒，抗议被“拨乱反正”了，它被认为是一种理性的、有意图的资源动员的社会行动。〔7〕新的研究范式更注重的问题是“运动是如何兴起、发生和演化的”，而不仅是“运动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在这个背景下，社会运动与政治体系等外生力量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就被提上了研究议程。
在这个理论转向中提出来的“政治机会结构”和“政治过程理论”，系统地检视了社会运动与国家力量之间的关系。彼得·艾辛格（Peter Eisinger）比较早对“机会结构”进行了论证，他解释了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43个城市中出现的基于贫困和种族问题的集体动员，这种动员的概率与城市的机会结构亦即“组织能够接触权力并且操作政治体系的程度”有关。〔8〕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进一步分析了政治结构的变迁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国家缔造或权力的集中化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集体行动的形式，他分析了抗争形式的竞争性（competitive）、回应性（reactive）、积极性（proactive）的历史演化：在政府权力渗透社会之前，常见的社会冲突涉及不同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形成了竞争性抗争；随着政府权力的渗透，地方人民的反对也随之而来，于是形成了回应性抗争，在民族国家缔造的形成阶段，人民转而要求新权利的规范和保护，从而形成积极性抗争。因此，国家缔造导致了抗争的“全国化”（nationalization）：社会抗争指向中央政府，并且诉诸某种普遍性的意识形态，这也是现代社会的抗争与传统社会的抗争的本质不同所在。查尔斯·蒂利把他的分析视角概括为“政体模型”（polity model），认为不同的政治条件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机会或者威胁，进而影响了挑战者与政府的互动的形式。〔9〕
不管是彼得·艾辛格等人的都市政治学，还是查尔斯·蒂利的历史社会学，都显示出政治制度与抗议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一定的制度结构塑造了策略的行动；运动的组织者并不是在一个真空中选择其目标、策略和手段；政治环境设定了运动的因由、塑造了运动的议题主张和行动策略；政体中的特定的组织形式和行动者的结构位置，使得某些动员策略更为有效，或者更有吸引力。尽管对机会结构的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早期的这些开创性工作为后来的比较研究和纵向研究奠定了理论的基调。在其对民权运动的研究中，道格·麦克亚当发展出一个有别于资源动员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的集体行为理论的“政治过程理论”。他发现，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只有在外在环境提供了足够的开放性的条件下才得到了强劲的发展。有助于这个过程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包括：美国南方的棉花工业的解体、黑人的北迁以及惩罚方式的变迁等等，这些因素共同降低了抗争的成本和风险。此外，高等法院宣布了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非法性质，这促成了抗议的“认知解放”；包括肯尼迪在内的民选政治家对公民权利的强调和确认，进一步合法化了社会动员行动。反过来说，民权运动的衰弱也反映了政治和文化结构的变化。〔10〕
悉尼·塔罗（Sidney Tarrow）在其对1965年至1975年意大利的新左派运动的研究中，创造性地把政治机会结构与抗议周期（protest cycle）联系起来：抗议活动的频度呈现抛物线的形态，这反映了政治机会结构的闭合。在抗议周期上升的阶段，抗议行动一开始是缺乏组织的，但是抗议战术却不断创新；到了抗议周期的后阶段，社会运动组织形成，运动创新力也随之削弱，不同组织之间开始出现竞争，派系问题日趋明显，边缘组织的暴力化和诉求的制度化同时出现。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对政治机会结构四要素说：政治入口、精英分裂、精英联盟和国家镇压。〔11〕查尔斯·蒂利和悉尼·塔罗等人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启发了大量的经验分析，并导致了对机会结构的不同的概念化途径：这包括政党的开放性和意识形态、公共政策和精英联盟、精英分化、决策过程、政府的空间管制能力和更为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能力等等。与此同时，跨国比较研究也出现了。〔12〕这些概念化呼应着当代革命理论中对国家危机和政治冲突的讨论，也被道格·麦克亚当等人称为“经典的社会运动议题”。〔13〕
归纳已有的研究，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政治机会结构是一组以国家为中心的变量的总和，这些变量的组合表现为政治接触渠道、精英关系、政治联盟以及国家的镇压能力与意图，等等。这些外生性变量对集体行动者构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并且提高或者降低了社会动员所需要的成本。的确，即便是欧洲活力澎湃的、追求文化解放的新社会运动，表面上看来是一种涉及日常生活的政治（或者“新政治”），实际上也与国家制度深有瓜葛。通过对1975年至1989年西欧的新社会运动的比较分析，汉斯彼得·克里西（Hanspeter Kriesi）等人把机会结构理解为政治分裂、制度结构、联盟结构以及社会运动的策略，它们共同影响运动的参与幅度，以及运动形式和利益的表达空间。〔14〕对欧洲经验的研究拓展了关于机会结构的理解，它再次证明了“结构主义”的力量——现代国家机器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并能够自主地塑造社会动员的结果。同时，这些研究也说明，政治机会结构是一个可以不断拓展和加以情境化（contextualize）、进行比较分析的概念。
三、政治机会结构的面向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强调国家和制度的角色，然而，在经验研究中，其理论内涵和操作化方式并不一致，由此得出的结论也甚为不同。鉴于篇幅所限，本文则要讨论机会结构的两个重要面向：政治影响渠道（political access）和国家回应策略（state response）。早期的研究比较关注政治结构的变量，对国家的回应策略和行动的理解还属于比较晚近的理论议题。
1．政治影响渠道
政治渠道描述了政治体制的开放性与闭合性。按照彼得·艾辛格的观点，开放性指的是政治体制容许集体利益追求的范围与程度，社会运动只有在中等开放度的机会结构下才可能产生。因此，在政治渠道和运动之间存在着一个倒U形曲线关系：如图1所示，曲线内侧的运动（实线箭头）造就运动的空间，曲线外侧的运动（虚线箭头）要么是运动的成本太高，要么导致利益表达的体制化，使得挑战者成为蒂利所谓的“政体成员”（右侧）。该图也可以用来分析运动的策略选择和生命周期：一方面，国家越是集权（封闭），抗议运动越可能导致选择对抗性的策略。〔15〕另一方面，政治机会结构的开放开启了抗议的周期，而机会结构的封闭则终结了运动的抗议周期。这也启发人们把社会运动和自由化、民主化的进程联系起来，抗议波浪的演化本质上反映了政体的开放或闭合。
图1 政治渠道与社会运动
基于对制度重要性的判断，汉斯彼得·克里西等人认为，政治结构和国家的策略以某种方式过滤、影响了运动的后果。在其对西欧新社会运动的比较研究中，他们结合国家的结构特征和利益表达策略的不同，推导出四种决定运动后果的政治情境（如图2所示）。国家的强弱与利益表达的策略结构的结合，产生了不同的政治情境，从而决定了运动的后果。
图2 决定运动后果的政治情境（political context）
资料来源：Kriesi, et al.（1995）。
2．国家回应策略
国家的作用不仅仅是被动地提供抗议的客观的机会结构，按照尼尔·斯梅泽（Neil Smelser）的价值叠加理论，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爆发和社会政治控制体制有关，任何政治体系都可能采取一定的管制手段（包括镇压、隔离和积极回应等）来应对社会运动。〔16〕不同政体对于抗议的管制方式和能力不尽相同，这种“制度能力”（institutional strength）的差异对运动的后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当代西方社会，警察逐渐倾向于通过幕后的谈判而非正面的街头冲突来对待社会运动。因应这种变化，社会运动也改变了其策略，这也就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社会抗议运动的常规化和非暴力化之趋势。〔17〕
在所有的回应策略中，国家镇压（repression）及其对抗议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查尔斯·蒂利把镇压视为“任何能够提升抗争者成本的行动，这种提升削弱了动员”。〔18〕威胁的意图和镇压的信号可能会孕育一种集体的反抗意识，增加组织的团结，从而催化社会运动。〔19〕不过，关于这两者关系的现实图景更为复杂：如果把抗议作为X轴，而把镇压作为Y轴，那么就可以发现不同的关系曲线。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两者存在着一种负相关关系：随着镇压的提升，政治暴力日渐式微。按照资源动员理论，集体行动深受各种资源包括时间、后勤支援、组织能量、机会和国家约束的影响。随着镇压力度的加剧，抗争机会减少，资源获得变得更加困难，集体行动亦随之衰竭。另一方面，这种关系也可能是正相关的。如同常识所告诉我们的，压迫越大，反抗也可能越大。换言之，镇压越强，政治暴力也就越强。〔20〕此外，类似于政治渠道对社会运动的影响，镇压和抗议之间还可能出现倒U形曲线的关系。道格拉斯·希布斯（Douglas Hibbs）就发现，抗议引发强制，强制的增大导致抗议的增大，但是到了一个临界之后，强制的增大就能够弱化抗议的能级。这意味着，在短时期内，强制会增加抗议，但是从长远来看，强制则会减少抗议。〔21〕进而论之，抗议者基于理性的考虑，会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并选择性地回应国家的强制力量：在弱强制的条件下，人们会基于和平选项和理性选择而不采取暴力行动；不过，如果国家强制力量增大，抗议的成本也就加大。强制力量适中的情况下，和平选择的可能性不大，而政治暴力的可能性最高。〔22〕
面对国家行动和社会运动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人们需要更多的理论想象力与精细的经验研究设计。复杂性的一个方面在于镇压类型和时机的不同。实际上，早在1976年的一篇文章中，戴维·斯奈德（David Snyder）就呼吁要“细分”镇压这一变量。在他看来，区分和平的镇压和暴力镇压很有必要，而且研究镇压的时机也是十分重要的。〔23〕复杂性的另一方面在于，国家的镇压行动很可能带来各种意外的后果。有的学者注意到，威权政体的中央集权一方面给国家带来强大的镇压能力，然而也能给各种不同的运动组织提供了共同的抗议对象和目标：镇压的水平越高，越能够促成不同社会运动行动者的联盟——这意味着，镇压的制度依据（比如紧急状态法）越强，联盟的数量就越多；对镇压的宣传越多，越有可能形成意外的社会联盟。〔24〕
3．理论的检讨
我们主要讨论了对机会结构的两个重要的分析要素。在政治机会结构的研究中，政治因素清单不断增加、丰富，对机会结构的测量也随着研究议题的不同而不同。这无疑增大了理论的解释范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归纳起来，这些批评至少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机会结构正在成为一个尴尬的概念，一方面，正如有的学者所批评的，“机会结构的概念正在变成一块海绵，把社会运动的环境因素悉数吸纳”。〔25〕另一方面，它包含着“结构主义偏见”，系统地忽视了主观建构和主体的能动性。正如麦克亚当、塔罗和蒂利所指出的，要对社会运动的政治因果有更好的理解，就必须从原来的因果分析转向对机制和过程的分析。〔26〕
其次，机会结构也存在着检测上的问题。戴维·迈耶（David Meyer）检讨了已有文献对机会结构的测量及其有效性。他考察了11个重要的涉及对机会结构进行竞争性检测的经验研究，发现机会结构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假说，不同的理论所解释或试图预测的后果不一而足（见表1），这些不一致性显示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需要进一步加以提炼、整合。〔27〕
表经验研究对政治机会结构的检测〔28〕
第三，正如有的学者所看到的，即便存在政治机会，也并不必然意味着运动的发生。〔29〕运动的发生有着大量的替代性的诱因，包括国家的镇压和运动参与者的意识形态。杰夫·古德温甚至指出，运动和革命都可能是国家建构的结果，换言之，国家镇压，而不是机会结构可能给反抗国家提供了论证，从而对革命起到建构作用。〔30〕其他的替代性因素包括框架：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和认识框架，也可能使得运动在没有机会结构的条件下形成。换言之，机会为抗议敞开了大门，但是集体行动的发生未必需要机会。比如，在对1943年的华沙犹太人抗争的研究中，雷切尔·艾因沃纳发现，抗议者没有什么主观与客观的机会可言，但是羁押所导致的绝望情绪建构出一个动机框架，使得参与和组织抗争成为一种荣誉，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集体抗议。这意味着，在缺乏政治机会的情况下，框架过程可能作为一个替代性的力量催生政治抗议。〔31〕
最后，当人们把根植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下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拓展到非西方的政治经验之中的时候，这一理论还面临着一个“边界条件”的问题。正如汉斯彼得·克里西等人所指出的，政治机会结构可能适合于描述一种具有相对稳定结构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对于其环境来说享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因此，有必要将抗争政治研究中的“国家”进一步加以区分。有的学者就建议从概念层次加以区分：即“稳定的政治结构”（包括国家性质、国家创建和国家政治制度三个要素）、“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国家渗透能力、战略和策略三个要素）和“变化的政治背景”（封闭政体的开放、政治联盟的稳定性、政治支持存在与否、政治精英的分裂和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这三个层次上的诸多要素都对社会抗争的兴起、形式和结果以及对抗争主体的身份认同和行动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32〕当然，在经验研究中，如何区分国家层次还需进一步探讨。一个基本的观察是，社会运动组织往往面临着不稳定的制度环境，决定了其很难进行有组织的动员和利益表达，机会结构的含义也因此总是随着议题的不同和参与者的不同而流变。
四、社会抗争的政治后果
要理解国家与抗争的关系，还必须置换因变量和自变量，检视抗争的政治后果及其决定因素。在西方的政治体制中，社会抗议和运动组织与政党、利益集团以及其他市民社会中的倡议组织（advocacy organization）一样，广泛地被视为一种塑造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的力量。〔33〕从比较的视野来看，抗议的政治后果是多层面的，除了政权的转移，至少还包括公共舆论、政策议程、制度创造和国家回应策略等重要纬度。不论是哪一方面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运动的政治后果的差异性？为什么有的运动导致了政体的变迁、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或招致了国家的统合，而有的则不然？
1．政策过程
社会抗议对于政策议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骚乱就导致了联邦政府对福利支出的增加。〔34〕在民主政治体系中，形形色色的政治性组织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被认为会带来公共政策的均衡。在政策过程中，运动组织可以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去影响政策议程的设定，包括“公共议程”（public agenda）和进入正式决策程序的“正式议程”（formal agenda）。议程设定包括对政策制定的“框架”，对政策制定者的游说以及对议题的强调。在政策过程中，社会运动不仅能够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环节起作用，而且能够在议程设定的阶段发挥影响。这种影响力主要有两种机制：首先，与利益集团一样，社会运动组织能够通过影响决策者的信息和偏好来塑造政策议题；其次，运动可能通过暴力和其他策略的使用来影响政治精英，制造精英的行动的社会成本。〔35〕
抗议组织的政策影响力不一而足。根据资源动员理论，运动实现其政策目标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动的基础构造、组织资源和策略。〔36〕一方面，运动的组织策略决定了其政策影响力的大小。一些研究发现，使用暴力的运动通常很少或者几乎难以产生与政策有关的影响。〔37〕另一方面，运动组织通常会通过媒体和公共舆论的渠道来争取和放大其政策影响。〔38〕因此，资源动员和框架过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对新左翼运动的研究所揭示的，媒体对运动的报道——作为一种外部因素——限定或者鼓励了运动所能产生的政策影响。〔39〕托马斯·罗尚（Thomas Rochon, 1998）对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和环保运动的研究也表明，公共议程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关键社群”（critical community）出现，这种关键社群由一组致力于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倡议基础性变迁的知识分子所构成，正是他们提供并且论证了新的政策议题。这意味着，运动的政策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抗议如何自我组织、如何进行“框架”，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媒体和其他社会力量对待运动的态度和行动。〔40〕
在理解运动的政策后果问题上，还有必要摒弃国家与社会运动的相互对抗的立场。实际上，运动组织和国家可能在某些政策议题上形成合作与联盟。推动政策变迁的行动者不仅包括社会运动组织、媒体和公共舆论，而且也包括体制内的政策主体。面对这种体制内的组织分化，社会运动就可能通过与体制内的制度积极分子（institutional activists）的伙伴关系来实现政策的变迁——在这种伙伴关系中，国家行动者通过提供组织资源和影响力来增进运动组织的目标。〔41〕通过这种不同寻常的跨界合作来实现政策变迁，这有赖于一些制度条件。正如一项在对日本1956年至1976年的环保政策的变迁的研究所揭示的：官僚机构越发达（规模越大越分化），社会运动组织与体制内国家机构形成联盟的可能性就越高；反对党的政治和选举影响力越弱，社会运动与其形成联盟的倾向就越强；此外，地方法院系统和地方政府的相对自主性有助于促成这种跨界联盟的形成，进而催生有利于社会运动组织所追求的政策目标。〔42〕这些命题对于不同体制背景下的拓展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起点。
2．制度变迁
社会抗议不仅影响政策议程，而且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挑战查尔斯·蒂利所谓的“主权”，引发深刻的制度变迁。威廉·甘姆森（William Gamson）区分了两个纬度的政治后果：一是制度渠道，即运动组织是否被政体接纳为拥有制度渠道的成员，二是政策目标，即是否实现了其预期的政策追求。〔43〕马克·朱尼（Marco Giugni）（1998）区分了统合（incorporation）、转型（transformation）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三种结果。在这些区分中，“制度渠道”的扩容以及“统合”意味着运动或运动的一部分被吸纳到政体之中，成为既有制度的要素而不改变原有的规则。这个动向往往导致制度化，亦即运动成为常规政治的一部分。转型则意味着政治社会结构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最激烈的形式便是革命。民主化特指这样的一个后果，即国家与其公民关系的权威—服从关系的变化。马克·朱尼认为，这三种后果并非互斥的关系，民主化的后果通常包含着某种程度的统合和转型。的确，如果考虑到运动所能带来的各种意外结果，我们就不能仅仅根据运动的目标来评判其成功与否，除了意图之内的“结果”（consequences），更重要的是要考察更为复杂的“后果”（outcomes）。〔44〕
抗议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催化政治变迁？这无疑是转型国家抗争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首先，抗议要达成其设定的目标，形成政治影响，这需要一定的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早在共产主义第二国际的革命经历中，列宁和卢森堡就对革命的组织形式展开过辩论：革命要取得成功，究竟需要怎样的组织形态：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先锋队还是要人民的自发性力量？这个分歧启发了后续的研究辩论。威廉·甘姆森发现，科层化的、采取选择性激励的组织比起使用暴力的运动组织更能够影响政治议程；而弗朗西斯·皮文（Frances Piven）和理查德·克洛尔德（Richard Cloward）对美国穷人的抗议行动的研究中，则发现草根的自发行动比起组织化的抗议团体能够对建制的权力产生更大的冲击，而一旦运动的组织形态趋于科层化和正规化，就不免削弱与政府的议价能力，最终被体制所吸纳。〔45〕其次，如同运动组织的政策议程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那样，抗议运动的政治后果也深受国家制度和国家介入策略的影响。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例子是，在韩国民主运动的过程中，国家的过度介入导致了运动形态和性质的变化，从而危及政权的稳定。具体而言，经济的剥夺在集体抗议的第一个阶段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国家对抗议的回应（通过操纵公共舆论来压制抗议），导致了运动的升级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充。〔46〕
在抗议形态与政治制度变迁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中国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反思机会：市场化改革之后各社会群体的抗争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政权结构的变化？〔47〕群体性事件的利益表达方式的某些特征是否决定了其政策影响和对民主参与制度的创造能力？一个初步的观察是，和西方的有组织的抗议不同，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力量、行动资源不足、抗议议题相互分化以及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所有的这些特征都影响了国家回应的策略和制度变迁的取向。李静君对中国劳工抗争的观察表明，基于支付福利的诉求，工人的抗争呈现一种独特的行动模式：他们往往先在工厂内进行动员，继而转向体制内的渠道。在政府反应不及时、福利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抗争行动才从政府和法院“溢出”至街头，通过社会压力或者“大闹大解决”的策略来促使地方政府和企业采取保障措施，体现出一种“蜂窝状的激进主义”（cellular activism）。这种行动逻辑根植于工人利益的单位化和地方化的组织方式，它反映了工厂之间社会经济和福利待遇的差异性，以及地方政府在福利供给和保障方面日益显著的角色。这种地方化的、以具体议题为中心的抗争，实在难以给政治体制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改变。〔48〕关于劳工抗争与国家关系的分析对于其他群体的集体动员的政治影响也有一定的启发。这表明，国家的制度结构、行动策略以及运动自身的动员结构共同地塑造，并限定了抗争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力。
3．回应策略
从互动演化的角度看，国家的回应策略对运动的效果的影响是极为鲜明的：国家能够塑造抗争的规模和策略（如前所述），抗争反过来也能塑造国家对抗争的态度和策略：如果抗争一旦被视为对国家的威胁，就能招致国家的镇压。威胁越大，镇压的可能性也就越大。〔49〕不过，国家的选择不只是镇压，也可能是先发制人（preemption）、疏导、容忍或者收编（coaptation）。那么，抗争如何导致国家回应策略选择的分殊？詹姆斯·富兰克林（James Franklin）通过对于拉美国家的经验研究，归纳了四种可能的国家回应策略：让步、镇压、容忍（不采取行动），让步与镇压并举。他进一步指出，政府采取怎样的策略去回应政治抗议，这取决于抗议的性质，也与抗争者采取的策略有关。那些象征性的抗争，容忍所带来的成本是最低的；对于暴力抗争而言，镇压所带来的成本是最低的（见图3）。〔50〕
图3 社会抗争与管制成本
资料来源：Franklin（2009）。
除了抗议的议题、性质和策略，体制特定因素（regime-specific factor）在国家的回应策略的选择过程中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库尔特·朔克（Kurt Schock）看到，民主与非民主体制的一些根本性的差别使得国家在处理“人民力量运动”中出现分殊：“在民主体制下，不满是被期待且可以容忍的，与此不同，非民主体制不能够忽略抗议，因为抗议的存在即意味着对体制的挑战。如果忽略抗议，威权体制的示弱只会招致越来越多的抗议”。〔51〕因此，如果把体制因素作一个光谱系的区分，一边是压迫性的集权政权，一边是自由的多元主义政权，那么恐惧和不信任就会上升为重要的中介因素，而资源因素就会淡化：体制越具有压迫性，恐惧和不信任就会越多，运动的组织程度和动员的能量就会下降。〔52〕赵鼎新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政治行动的研究表明，三种结构因素——国家的威权性质、社会的非组织化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联系（国家的合法性根据于道德和经济表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体制因素与国家主导的经济改革所招致的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共同造就了抗议的理想主义、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特征，并且塑造了其话语结构和政治行动。〔53〕类似地，在对中国近代的学生运动的研究中，杰弗里·沃瑟斯特罗姆（Jeffery Wasserstrom）也看到，缺乏选举合法性的体制使抗议者严重地依赖公共仪式来合法化其主张，抗议的仪式化也导致了抗议的克里斯玛化，这反过来对国家形成了严重的象征性的挑战。〔54〕这些研究表明，要想系统地理解国家回应社会冲突和抗议的行为倾向或策略选择，挑战因素与环境和体制因素的分析都是不可或缺的。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讨论了国家力量与社会抗议的关系。我们回顾了政治机会或政治过程理论的兴起及其经验研究的开展，分析了这一理论与其竞争性理论之间在分析起点和推理过程方面的不同。如前所述，这个取向的研究揭示了国家力量或者更为广义意义上的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它们不仅影响了抗议的发生，也塑造了抗议的组织形式、动员策略和政治影响。这一研究视角不仅增进了人们对社会运动性质和动力的理解，而且加深了我们对国家与社会运动的关系的认识。
我们已经指出了对社会运动进行政治分析的一些问题。要提醒注意的是，首先，机会结构并不能简单地和其他理论（包括资源动员理论、框架分析）对立或割裂开来。机会结构也许可以被视为政治资源的一部分，也可以包含着主观阐释的成分。当然，政治机会结构以各种方式进行操作化，这有可能使得这一理论出现概念的过度延展和“扩大化”的问题。其次，如前所述，“机会结构”具有一种把结构和主体对立起来的“失衡”倾向。把理论出发点定位于“结构”，这看起来是与资源动员理论强调“运动的企业家”以及框架整合理论所强调的“框架整合”进行相互区别，但是也由此造成了某种偏颇和失察。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运动视为利益表达和聚集的过程，那么就必须承认，运动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意图性（intentionality）和理性的行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情境进行选择。因此，要成为一个更为平衡的、动态的理论，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就必须充分考虑行动者的策略行动过程。也许就应该像戴维·迈耶所呼吁的那样，必须把机会结构从一个“结构导向”的理论变成一个“过程导向”的理论。这样的转向，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观察运动组织者或“运动企业家”的能动作用，而且能捕捉到机会结构和社会抗议之间更为微妙、复杂的动力机制。
一个过程导向的理论究竟何以可能？在我们看来，这至少有两个理论工作需要展开。首先是对国家性质的重新理解。要把国家引入社会运动的分析，就不能不对当代国家理论中的一些基础性的分析框架加以反思。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国家中心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强调了国家的不同方面，包括个体行动、制度组织以及社会结构在理解国家机器问题上的重要性。在这些理论图景中，塑造社会动员并且被社会动员所挑战的国家机器也具有了不同的形态。如果要超越“民主—非民主”的二元结构分析，人们也许可以从“策略—关系”的角度（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来重新理解国家的性质及其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正如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中所指出的，权力是一种关系的概念，它反映了在某个既定情境下不同势力的均衡；因此，国家是一种由于不同的机制和机构所构成的制度的复合体（institutional ensembles）、一种策略互动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不同的行动者都可能使用国家机器的制度权力，而政府力量则试图通过“霸权计划”（hegemonic project）来整合国家机器内部的关系以及国家机器与社会的关系，这种霸权计划通过政治、知识和道德的领导去动员和再生产积极的共识。〔55〕采取这种“策略—关系”的理论取向，我们也许能够对不同的国家和社会运动的互动演化关系进行统一的研究。
其次是对理论边界条件的反思和案例基础的扩展。“西方制造”的社会运动理论对于其他国家的社会政治现象提供了广泛的启发，也显示出了由于边界条件的限定所产生的问题。政策过程、政治制度的不同，可能削弱某些因素的重要性而放大另外一些因素的影响力。案例基础的扩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得到了检验、发展和完善的机会。〔56〕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学者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考虑了社会运动的政治逻辑，但是经验基础的拓展却是晚近的事情。举例来说，在1996年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等人所编辑的一本富有影响力的论文集中，尚无欧美国家以外的经验案例（尽管有点东欧的例子）——亚非拉的经验被系统地忽略了。〔57〕之后，在2001年的另外一本类似的论文集中，道格·麦克亚当等人开始考虑墨西哥、肯尼亚、菲律宾、印度和中国的区域经验。2008年，哈佛大学出版了关于中国大众抗争的论文集，涉猎学生运动、集体上访、劳工抗争、宗教动员、网络抗争和环保运动等广泛的议题。〔58〕在案例基础的拓展中，学者们广泛地意识到，不同区域的社会政治条件可能会为传统的社会运动或者抗争政治研究提供新的议题和理论贡献。
需要强调的是，经验基础的拓展不是简单地为既有的理论增加一些案例，毋宁是一个理论的完善和再造的过程。在中国经验研究中，学者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国家结构与集体动员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前改革时代，中国的大规模的、高频率的社会动员深深根植于国家与社会的制度结构，安德鲁·沃尔德（Andrew Walder）的研究表明，来自高层的政治信号的模糊性和快速变换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动员中的派系分裂。〔59〕在改革开放之后，包括业主在内的各种群体的抗议也与特定的政商关系、单位体制以及国家政权的“碎片化”等具有密切关系。〔60〕值得注意的是，在既定的政治制度框架内，中国政治正在发展出多样的回应性的制度和治理结构，显示出相当的自我调适能力。〔61〕不管人们以怎样的方式解读这些制度变迁的性质和影响，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政治过程的某些模糊的、非制度化的权力结构以及决策过程的不稳定的、“碎片化”的性质不仅塑造了社会运动的利益表达方式（包括其话语结构），也决定了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回应策略的选择。〔62〕这再次说明，国家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同演化、策略互动的过程，它们互相影响并制约和改变对方。使用策略互动而非结构化的视角，对于我们开放地理解中国抗争政治的性质、动力和影响是极为重要的。〔63〕
（刘春荣，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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