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麦克亚当等

道格·麦克亚当　西德尼·塔罗　查尔斯·蒂利著

杨丽天晴　王大安　杜何琪译

［内容提要］　不同形式的抗争政治，例如社会运动、革命、民族动员和周而复始的抗议活动，其前因后果大同小异，但学术分科的碎片化模糊了它们的相似性。最近的工作和本辑评论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对这些抗争政治形式进行比较和综合。研究者们组成了一个网络，正在对抗争政治从事广泛的研究，以期创作出一幅清晰的地图，集最新研究之大成，为已有理论的效度提供衡量尺度，探索世界范围抗争特征的变化。我们将讨论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社会运动、周期和革命；（2）群体认同和社会网络；（3）社会运动和制度化政治；（4）全球化和跨国性抗争。

尽管马基雅维利和克劳塞维茨珠玉在前，但并非所有政治都意味着抗争。人们有时会齐心协力去做一件事，有时会聚在一起称颂共同的记忆，更常常将他们的政治活动制度化。当人们以集体方式向他人提出诉求，而这种诉求一旦达成就会影响到后者的利益，抗争就开始了。经过请愿、疾呼和革命性的宣言，诉求就从低声下气的恳求，发展到大打出手。因此，抗争取决于动员，取决于如何创造出集体互动的手段和能力。在不久的将来，动员一定会在我们今天所认定的问题中成为重头戏。这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谈到了它，而是因为许多学者跃跃欲试，将动员视为下一轮理论和研究的关键。为表祝贺——无疑也免不了争议——我们在此谨献上一篇关于抗争政治的小文，向一份新的期刊致礼。

我们采用“抗争政治”这个术语，而不是大家熟知的“社会运动、革命和集体行动”，不仅仅是为了语言上的简便，而是因为这些术语与一个专门的次领域甚为密切，只代表本文学术之旅其中一个部分而已。在抗争政治中，我们涵括了以下集体互动：（1）它包括抗争——对他人提出利益性诉求；（2）互动中至少有一方（包括第三方）是政府——在划定的领土之内控制了主要的集中强制手段的组织。社会运动，周而复始的抗议和革命皆属此列。我们这张油画布更大，它有助于将这些现象联系起来。它们既相互联系，又与制度化政治、历史社会变迁相联。有言在先，我们倡导的是一种系统化努力，它是跨次领域的理论与实证综合，最适于抗争政治研究。

抗争政治的综合理论和研究

当代社会科学的两个特点不利于学术综合和知识积累：（1）学术研究越来越专业化，分科越来越细，门户之见越来越重；（2）缺乏专项奖来激励对理论/实证研究做盘点，设立这一奖项本来就很难。两者加在一起，便导致专业化学术的蔓延，它可以给个人简历增色，但对于普遍化知识毫无裨益。

抗争政治研究受害之深，难出其右。过去二十五年，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当代，这个普遍领域的实质性突破有目共睹。但是这一工作已经沦为无数高度专业化的文献，被至少以下四个学科所肢解：社会学、历史性、政治学和经济学。综合性的理论，打破门户之见的研究，寥若晨星。近年来，来自人类学、文学研究和文化史的一种新兴视角——“文化研究”，也一样加入战团。结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碎片化，学者们自说自话，描述近似的现象，用的却都是不同次领域所使用的不同语言。

让我们来看一下革命研究，过去20年它在美国历史社会学领域发展起来。“大”革命通常被单独做研究，这样就没办法指出，它们跟那些不那么大的革命以及造反、社会骚乱、动乱和常规的抗争到底有何区别（Goodwin, 1994; Tilly, 1993）。它们跟社会运动或者政治过程的关系很少被提及（少数的例外见Goldstone, Gurr, and Moshiri, 1991）。对“暴力”的系统研究，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区骚乱而开始的，它们常常跟和平抗议的研究区别对待。同样的还有运动组织：它们常常跟群众现象区别对待，而它们正是产生于后者（参见Oliver, 1989）。对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常常是在自我陶醉中推进，无视量化取向的社会学家在事件历史研究上取得显著进步（Olzak, 1989b; Tarrow, 1995）。罢工和工业化冲突已经诞生了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很少去关注工潮和政治斗争之间的交叉（少有的例外参见Franzosi, 1995; Goldfield, 1987; Johnston, 1994; Perry, 1993）。

近年来，我们以及我们的同行，已经为这种抗争政治研究所欠缺的系统化综合找到了一个理想的载体。梅隆基金会和行为科学前沿研究中心史无前例联袂。基金会有一个国际研究的研讨计划，组织一场为期三年的系列研讨，同意拨款用于梳理那些与抗争政治研究最为相关的文献，并加以综合。中心呢，则同意作为一个机构主办方，为这个系列提供场地。在课题的第三年，由它来召集，在这里举行一个与该题目有关的专栏课题。

这些慷慨的资源既集于一身，我们就可以用课题的头两年，集中对近来的社会运动、比较革命、民族主义、民主化、集体行动和相关政治过程等领域的学术成果进行评述。第三年，就可以转到写作上，目标是对那些我们通过相关学术研究的比较式梳理，以及跟每一个领域的同行、论文作者联络之后所学到的东西，进行总结和综合。

比载体本身更重要的是我们为这个课题和知识目标提供的纲领性观点，这将指引我们努力的方向。次领域碎片化的结构，已经逐渐成为过去和现在抗争政治研究的特征，这令我们很受挫。这个毛病毒害了年轻的学者，他们经常闭门造车，别人在其他学科的相关领域，或者在相互竞争的范式影响下所做的工作，均被拒之门外。因此，我们希望去梳理和综合那些横跨各种与抗争政治相关的不同文献的工作。如果我们在这一整体性领域推进了概念的标准化，那就更好了。但是我们主要的目标是对那些建立在因果类推基础上的发现进行认证，这样，表面上无关的政治过程实际上便具有了相似的因果属性。四个宽广的学术目标指引着我们的努力：

第一，我们需要给当代那些凡是与理解抗争政治相关的学术划出一个范围。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我们认可了那些正在从事与本题目相关的学术研究而又属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一系列次领域。

第二，既然已经界定好了本课题相关的学术领域，我们希望能够就现有横跨各相关次领域的理论和研究，形成一个初步的综合。综合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它是一个跨域合作且尚在进行当中的过程，显然我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相反，在下文中，我们仅仅是为那种综合研究路线提供范例而已，这是我们希望接下来数年跟课题内外的同行们一起探讨的东西。

第三，一旦做好综合工作，我们将转向抗争政治之“适用范围”的问题：即，这种综合有望成为一套分析概念，而非一种理论本身，那么它对于解释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抗争政治的性质和动力，到底是多有效。我们怀疑，当前的抗争政治理论在应用到那些已经被社会运动专家密集地研究过的制度——当代处于中心地位的民主制——时，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应用到其他时代和政体，就不那么游刃有余了。因此，我们在研究抗争政治时所想到的那些东西，经过反思之后，但愿能够针对语境的变化，及其针对集体行动动力的前设影响，时时都能有所调适。

最后，对不同历史时期和政体的抗争政治研究一一审视之后，我们希望认真思考一下，民众抗议的形式和动力，是如何在某些人称之为“全球化”时代的语境中发生变迁的。对于这些过程，我们不做任何假设。其实，我们始终怀疑强版的全球化理论，特别是那些描述民族国家不久就要式微的理论。对我们而言，更合理也更能引起兴趣的是，跨国政治交流的发展和区域性政治体（欧盟就是当前一个突出的例子）可能兴起，其中，国家不断以一种跨国的甚或是次国家的机构的东道国身份来分享主权。引人入胜又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在这样一种结构的语境下，抗争政治会呈现什么面貌？它又将如何影响统一国家至关重要的一份遗产——国家性社会运动？

关于我们的目标，就谈这么多吧。本文其余部分，我们会逐一谈到这些，勾勒我们目前对它们一一所作的思考，并且提供一些简明的范例，而不是竭力去做理论分析或者实证演示。我们这样做，既阐明我们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想法，也可在跨域合作课题早期节点，引来批评性的反馈。我们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给抗争政治分类编目这一个基本任务，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抗争政治的研究

图绘抗争政治研究，可以抽象地做，也可以从认识论角度做。如果我们把本体论作为图绘的原则，例如，我们可以根据它把社会现实归结为行动者（个人或是集体）的意识，区分出方法论个人主义；集体，包括那个叫做社会的大集体，是根据自愿或者强迫逻辑组成的，那就是系统理论；以交易、互动或者社会纽带作为分析出发点，那就是关系模型。所有这些观点，在政治抗争的分析中，都有强烈的表现。

我们也可以用认识论（从怀疑论到实证论的）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将因果结构（从交叉变量域到理性决策）、分析传统（例如马克思或韦伯的）甚或是社会单位的规模（从个体到公民群体）作为我们的分类基础。然而，我们更喜欢类聚假设，如果我们切实把近几十年出版的政治抗争学术研究一一加以编目，那么，相关的概念、争论、方法、资料来源和引用都将一览无遗。我们是说，要围绕核心的抗争政治概念来图绘当前相关的文献。

抗争政治的地图

我们设想，这张地图理应包含四个要目：（1）一个主要是根据时间和地点来分类、不太受哪种理论约束的宏大政治史；（2）更加自觉的，对地方的、区域的和类属的社会变迁的理论研究，抗争政治只是其中大因果矩阵的一部分；（3）对国家取向的政治本身的分析；（4）致力于挑出各种形式的冲突和暴力，让其自身说法。每一个要目内部，都有一些类似于进一步细分的名目：

（1）政治史：地方的、区域的和国家的专著，主要根据时间、地点和人群来划分。

（2）根据地理或类属来界定的社会变迁：工作、性别、家庭、邻里；种族、族群和宗教；阶级形成、阶级冲突和阶级行动，工业化冲突。

（3）国家取向的政治：社会运动；社会网络、利益集团、政党、选举和政治影响；公共生活与权威；政治认同、公民权和民族主义；政体变迁，包括民主化和国家的形成；革命、叛乱、抵抗和抗议；战争、军事力量、帝国主义和国际关系。

（4）冲突和暴力本身：土匪、犯罪、治安和镇压；政治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集体行动和一般的抗争。

当然，这样一张地图更像是银河系而不是精巧的太阳系。它不是四颗根据明确的地理学来确定的行星，在它们当中我们会发现彩带环绕的星云。我们的分类标准，主张在类目中只有一种数量关系，例如，战争、军事力量、帝国主义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相比那些革命、叛乱、反抗和抗议的研究者，相互之间拥有更多共同的概念、争论、方法、资料和引用，相比那些碰巧把抗争政治纳入他们课题一部分的工作、性别、家庭、邻里的研究者而言，就更是如此。

这些差距和区别，虽然是学术分工很自然的一个部分，但是不利于跨学科和一般社会理论的进步。例如，在第二个科目中，标题“地方和区域的社会变迁”下，我们将“种族、族群和宗教”放上去了，这个主题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因为帝国的解体激起少数族裔煽动自治，并不时以邻为壑。即使对第三个科目（“国家取向的政治”）简短一瞥也告诉我们，至少有三个子目与科目二的族群有关：“政治认同、公民身份和民族主义”、“政体变迁——尤其是与民主化相关的”、最突出的是“社会运动”。然而，当我们转向最近关于种族冲突的文献时，却发现其中大多与社会运动理论毫无瓜葛。

这是不是意味着种族冲突不算是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理论对解释种族冲突没什么用处？又或是（如我们所怀疑的那样）学术专业化使得许多研究种族冲突的学者对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充耳不闻？相反，来自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家普遍选择那些更明确的社会运动，而不是基于种族和宗教的运动。说这些运动之间缺乏相似性，不是好的借口。社会运动学者们运用的定义明确包含了种族冲突，只不过罕有社会运动理论家将他们的理论运用到这些运动中去（以美国公民权运动形式出现的种族运动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将这些科目连接起来，既可以让研究种族和社会运动的学者不再谈论过去，也可以建立一种在理论上更具有整合性的关于种族运动的社会科学。

长远来看，我们需要让那种跨越这些科目和文献的观念成为时尚；然而短期之内，我们只能每次见缝插针地将两三种更小规模的文献结合起来，以期在研究中援引到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在我们的合作项目中，我们不可能事先知道所有那些最终被采纳的研究边界，但我们已经提出了很多我们要合力探索的题目。在接下来的三节，我们描绘三对“科目结合”来说明我们想要的那种类型的综合，它的影响横跨诸多涉及抗争政治某些方面的文献，它们分别是：（1）社会运动、周期和革命相勾连；（2）集体认同和社会网络相联系；（3）制度政治和集体行动相结合。

社会运动、周期和革命

一场社会运动是强者（mighty）和其他缺乏强力的人之间旷日持久的互动：是一场持续的、以全民名义针对当权者的挑战，代言人宣布人民正遭受非正义的伤害，或者受到这种伤害的威胁。正因为抗争政治形成了一个连续的、边界模糊的分析领域（analytic terrain），任何社会运动的定义都遭到相近现象的研究者的直接反对，这些人关心的是现象之间的相似性。这个特别的定义排除了强者对强者的集体性诉求、逃避或者自新的集体努力，以及诸多其他相近现象，其实这些活动跟边界内部的互动，都拥有一些共同的重要特征。我们关注的是基于以下假设的支配—服从关系：主角之间实力不对等的抗争，具有截然不同的一般特征，那就是社会运动与革命、叛乱和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

一场运动中的公共行动，通过表演，与向权威当局的集体诉求互相呼应，表明相关人士和（或）动员起来的它的代表，是举足轻重、团结一致、人数众多和全情投入的。在某种程度上，人数和投入可以互换。例如，决意舍生取义的表演，就可以弥补人数之少——这也是为何当抗争周期走向尾声，群众意兴阑珊之时，总是迎来一个恐怖主义阶段（della Porta and Tarrow, 1986）。

从广义上说，从有时间开始，上百万年前，就存在社会运动了，最初是异教徒和部落叛逆起而反对帝国和已经建立的宗教。但是，19世纪西方议会政体兴起，一种特殊的社会运动——国家性社会运动（national social movement）——形成和普及起来，迅而成为国家政治斗争的一个标准部件。国家性社会运动肇始于18世纪的英国，先是蔓延至美国和欧陆，然后通过印刷、传教以及向第三世界的殖民，逐渐将结社、符号表演、出版、集会、游行、示威、请愿、游说、威胁都涵括进来，直接干预正式的政治生活（Tilly, 1995b; Tarrow, 1994）。今天依然如此。

国家性运动的参与者们向权威当局提出诉求，但他们也自认为——或者他们号称为之代言的人民——是举足轻重、有力量和团结的角色。其实，社会运动让那些被忽视的社会角色展现其存在——以及型塑集体认同——的效果，有助于弥补它们作为特定事项和诉求方面臭名昭著的低效。历史上，大体而言，宰杀收税官，对于结束横征暴敛，要比写请愿书反对它，通常更直接，效果也更确定。对诸如请愿之类社会运动策略的依赖意味着一种信念，相信日积月累的、总体上非暴力的行动最终将带来政治上的变化。

事实上，日积月累的非暴力行动只是在以下意义上才称得上带来了政治上的变化：（a）与政治体现有成员建立基于良知或者利益的联盟；（b）提出一种可信的打破常规政治过程的威胁；（c）在选举场域提出另一种可信的威胁，产生直接影响；（d）由外部有权的人对权威当局施加压力。因此，在议会政治、民主制度和持续政治竞争业已存在的地方，社会运动的策略就大有可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诸多平民政治的阐释者都强调“认同”与“利益”的对立（e.g. Cohen 1985），与之相反，国家性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一直以来都主张在认同与利益之间建立某种结合。例如，从劳动价值论19世纪的全盛期迄今，有组织的工人常常声称，他们对国家产品的集体贡献，不仅让他们理应有权利得到合理对待以及按劳取酬，而且还建立了他们与众不同的、举足轻重的身份认同。诸如妇女运动和同性恋权利运动这样一些运动，为争取集体认同的承认和变化做“框架工作”（Snow, Rochford, Worden and Benford, 1986），然而这并非20世纪80年代“新”社会运动的一种发明，相反，我们在19世纪早期许多高度利益取向的团体中，就看到了“认同工作”的运行（Calhoun, 1994; D'anieri, Ernst and Kier, 1990）。

周期与剧目

国家性社会运动不是一件接一件孤立地发生的，相反，它们常常进入一个诉求的周期。一旦“始作俑者”启动这个周期，就有越来越多的诉求者力争获得承认和回应。这会持续到紧张程度的最高点，随后频率、成功率、诉求和诉求者的斯文程度都开始急转直下（Koopmans, 1993; Tarrow, 1989, 1995）。诉求者多种多样，包括利益相同但相互分歧的代表、遭到新诉求威胁的既得利益的捍卫者、相关利益的拥护者，还有非利益相关的政党，他们趁机结盟或者向四面楚歌的权威当局施加压力。结果，社会运动的活动家的主要精力，都在创立联盟旨在包装出更广大的集体认同、为控制组织而战、压制反对声音、表达对自身计划的一致支持，以及与权威当局谈判。

如同一般的集体抗争那样，社会运动的行动也采取了剧目形式：将诉求者与诉求对象联系起来的另一种表演，它们是历史地形成的，数量十分有限（Tilly, 1978, 1995c; McAdam, 1983）。主要的表演包括特殊利益结社或结党、公开聚会、示威游行、竞选、请愿、游说、强行占领某些场所、出版计划、建立公益机构、设置路障（Traugott, 1995）。如今，社会运动的活动家也可以创造出一些剧目，如热线、出席电视节目以及组织电子邮件论坛——通常是跨国的。

剧目不只属于运动的行动者；它们在倡导者和他们的对手之间形成了历史的和当代的互动。因此，游行由于威胁到秩序，迟至1848年在英国还是遭到镇压，但是在19世纪末就被警政实践接受并加以管制。更近一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所实践的那些战术，反映了堵疏之间的拉锯战，运动的力量与它的战略、战术观之间亦是如此。权威当局通过堵与疏，使一种新剧目弥散开来，而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开发社会控制战略来将一种新的战术转化为约定俗成的剧目的一部分（McCarthy, Britt and Wolfson, 1991; della Porta, 1995）。

反思它们迥异的工具逻辑和表达逻辑，现有的剧目体现了在创新和维持之间一种充满创造性的张力。一个剧目的工具性效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创新性、猝不及防地抓住对手或者权威当局、扰乱公共秩序让既得利益者付出代价的能力。重复使用相同的剧目会减少其工具性效力，从而激发战术创新。这是在许多运动过程中，战术升级和激进化的主要原因，使运动倒退至最激进的边缘，予对手和媒体口实，被描画成“极端主义者”。

但是，剧目也同样具有表达功能，表达逻辑激起的是维持而不是变化。剧目的表达逻辑很少被领会到，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尽管创新在工具性上更有斩获，签名这种剧目却始终都有。特别是在一个抗议周期的早期阶段，发起挑战的群体会作出一个战术选择，表达他们对最早造反者的认同，标志他们对发起斗争的定义，更具包容性也更加广泛。从现在往回看，学者们会看到一个周期——特别是一个改革周期——6, 7, 8, ……ñ这些各自为战的运动聚拢在一起，但这种观点几乎无一例外歪曲了当时参与者的看法。在这些学者看来，他们不过是一个广大的、迅速扩张的政治文化社群的一个部分，这个社群在很多相关阵线上打着同一场战斗。将这些不同群体结合、定义为一个一致社群的突出部分，就是他们都始终依赖于同一个标准化形式（Tarrow, 1994; Tilly, 1995b）。

运动周期和剧目也通过其他方式产生联系。首先，在一个给定的周期内，个别的行动和群体在主题、符号和战术上的创新会相互影响，就像美国学生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那里借用了“入座”（sit-in）和其他集体行动包装一样（McAdam, 1988）。其次，一个周期的紧密互动，会产生机会和激励来进行创新，在周期之外这种机会和激励可能就少很多，风险也更大。第三，这样一场运动，有一个从扩大到收兵阶段的周期，使所有参与者的战略情势发生逆转，不同互动形式之间相对的吸引力也会变化，更不用说模型、敌人、对手或者盟友这些其他角色的此消彼长。第四，一种行动形式若想成功赢得支持、尽人皆知或者施加压力，就要普遍化，长期增加一个集体行动剧目。那些老是明显失败的剧目趋于消失。

社会运动都是在占主导的政治机会结构限制下展开的；正式的政府组织和公共政治，权威当局对挑战群体的诉求的疏堵，以及潜在的盟友、对手或敌人的存在，对所有政治体的抗争模式都产生深远影响。例如，社会运动组织通常会创造出跟他们针对的当权者相平行的结构；平均而言，一个高度集权化的国家相比一个碎片化的联邦国家，会催生出更集权化的运动组织（Kriesi, Duyvendak, Giugni and Koopmans, 1995）。然而，从更长远来看，社会运动的行动也会改变机会结构，当致力于造成既有诉求模式、权威当局疏堵形式以及既有政治认同的变化时，作用就更显著。

从运动到革命

这些社会运动的常规显示出和革命惊人的相似。革命就是以疾风暴雨的方式永久改变国家的集体控制方式，其中一个段落就是公开争夺主权。我们轻易就可以区分革命的条件（国家权力严重分裂）与革命的结果（国家权力易手），指出一场彻底的革命应将两者结合（Tilly, 1993）。革命的形式和主题明显随政治机会结构而变，例如，（a）在王朝通过世袭正常供给新统治者的地方，王朝的竞争者扮演主要角色；（b）在统治体系已经由那些要求明确民族认同的人来运作的地方，则采取民族主义的形式。

革命的条件类似于社会运动周期的顶端：政治体内部的裂痕扩大，所有的权利和身份都遭到质疑，保持中立的可能性消失，所有各派都更清楚地看到了国家的脆弱性。正如一个社会运动抗争者的成功动员刺激起对手和盟友之间的诉求，对国家权力的革命性诉求煽动以前并不活跃的群体发起进攻性或者防御性的动员。进一步而言，一个群体攫取了部分国家权力，就立刻改变了落后分子的预期，他们必须马上在结盟、进攻、自卫、撤退以及解散中作出选择。随后，对抗、联盟、提出诉求以及防御性行动都迅速呈螺旋形上升。由于嗜好将社会运动和革命视为互不相干的类型，各有其恒定的规律，抗争的研究者们尚未开始探索社会运动、周而复始的抗议以及革命之间这些平行与交叉的方面（但戈德斯通是一个例外，1994）。

集体认同与社会网络

我们原始地图的另一部分，将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存在某些隐秘的纽带，将关于抗争政治、集体认同和社会网络两个不同视角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已经十分迫切。受建构主义和文化方法启发，集体认同型塑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最近已经成为将抗争政治理论化的重要方面。现在强调这一点已经远远过时，现代生活的诸般独特性已经被无数社会分析家认证出来（如参见Berger and Luckmann, 1967）。两位作者指出，在前现代社会，由于缺少地理的和社会的流动，社会生活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些约束的实际效果，就是在个人与群体之间创造出一种强固的结构性对等。在大多数时间和地点，个人所经历的生活，从摇篮到坟墓，都嵌入一个单独的部落或者类似的与世隔绝的群体中。作为现代人，我们无疑一想到这样的生活就不寒而栗——我们理当如此。我们对这种受到限制的生活深恶痛绝。然而，对于与这样一种生存相联系的所有明显缺陷来说，缺乏意义和认同也许是无所谓的。

博格和卢克曼指出，随着作为前现代社会特征的、个人与集体之间严格的结构性对等急剧瓦解，所有这一切都开始变了。在工业资本主义扩张、城市化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兴起这三大趋势的推动下，这种转型肇始于近代欧洲，并在18、19世纪驶上了快车道。分析家长期以来已经注意到这三大趋势的时间选择、意义以及它们在政治、经济生活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不那么经常被注意到的是由这些趋势所引起的、被称为“本体论的”变化。简言之，这些趋势集中起来就叫作“现代性”，它将个人从前现代社会的封闭状态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本体论结构和动力。意义与认同与其说是某种稳定的“生活世界”的结构性馈赠，倒不如说是一种共同作用下的社会成就。

这和抗争政治何干？随着从前现代向现代生活的转变，平民政治成为在社会生活中建构意义和认同的主要来源之一。我们把它作为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个经久不衰的教义。为了阐明这一点，汤普森将阶级分析从产业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不过他忽视了集体认同形成的非阶级形式，以及集体行动和集体认同之间的特定关系。

但是，是谁创造了新的认同？作为社会运动、集体行动和革命的研究者，我们不得不包装出一个真正相关的微观基础来解释这些新的、转型了的集体认同的形成。一些学者关注小群体面对面的互动，企图寻找集体认同构建的过程，梅鲁希（Melucci）称之为集体认同的“谈判”（1988）。但是微观视角将面对面群体与大的运动（这些群体不过是大运动的一个部分）以及它与更重要的其他东西（敌手、盟友以及那些约束和激活集体行动的更广义的文化机构）隔离开来（Snow and Benford, 1992; Snow et al., 1986）。在我们的课题中，我们希望使相关的集体认同型塑成为概念体系的首要目标之一。目前有两大途径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理性选择和网络分析

理性选择视角的支持者正确地强调了激励在个人行动研究中的重要性。他们的不足之处在于激励的概念极为狭窄——一般是唯物主义的，他们往往把个人描绘成是利欲熏心的。以这种形象出现的人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局外人，决定自己是否要加入某种类型经营者“提供”的集体行动。这种视角忽视了个人已经被嵌入，以及本体论上投入各种社会结构和实践的程度。

早期集体选择理论无法探究这种对集体行动的嵌入，从而歪曲了录用和聚合的过程，导致学者对整体性的激励麻木不仁，而这些激励在大多数场合恰恰是决定性的。最近的理论家已经认识到，存在不同的集体行动问题以及相应的不同解决方法。马克·利奇巴赫指出，“反抗者困境”有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Lichbach, 1995）。利奇巴赫将理性选择理论与我们在动员过程中看到的嵌入的距离又拉近了一步。他所设想的反抗者困境的解决方法，包括市场、社群、契约和官僚制。

抗争政治的网络分析家从自己的角度强调了社会嵌入，整理出令人叹服的证据来说明嵌入如何将录用和聚合导入行动之中（Gould, 1991, 1993; McAdam, 1986）。但是他们“普遍对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举足轻重的基本社会动力学保持缄默……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理论用来解释被观察到的结果”（McAdam and Paulsen, 1993）。剩下一个令人不安的个人形象，个人作为结构性的自动装置，由于这种或者那种社会嵌入而被迫行动。若非清楚面对激励、动机和集体认同的问题，社会运动的网络分析家们决无法穷尽其模型所预测到的惊人效果。

沿着这些路线走就会有进展。我们先前将人描述成“被嵌入，以及本体论上投入各种社会结构和实践”，指出了我们意欲采取的方针。只要集体行动扎根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从中获得意义和认同的社群，可以预期大多数人都可参与这种集体行动。在提出这个命题时，我们不去预设对个人作用有意识的计算。甚至，在没有对成本—收益进行有意识权衡的情况下，可以预期人们付诸行动去确保和维护他们生活的意义和认同的核心资源，特别是当模型就是嵌入群体历史的剧目和诉求而唾手可得之时。

在最近的抗争政治历史文献中，例子俯拾皆是。例如，如果认识不到美国民权运动如何深深嵌入黑人教会和大学两个处于南方黑人的生活和认同中心的机构中，就无法解释美国民权运动的迅速动员和扩散（McAdam, 1982）。在法国，顾尔德（1990, 1991, 1995）发现巴黎公社的参与是高度邻里性的，这可以作出同样的解释。通过挖掘人们生活中意义和认同的结构性来源，缔造了巴黎公社的那场起义的领袖们，费了颇多周折才确保民众支持他们的事业。

而且（在此我们转向抗争政治建构认同的潜力），上述两类事件持久地改变了认同。当美国民权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偃旗息鼓时，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身为非裔美国人的意义。相似的，尽管巴黎公社被无情摧毁，却为“共和”一词留下了一种新的、更具有集体性的意义，使这些观念更深地嵌入巴黎底层人民之中。当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接受了“共产主义”这个名称时，公社的遗产国际化了。

这些例子显然和传统理性选择理论孤立个人选择或者抗拒集体行动的形象相左，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著名的搭便车问题其实没那么可怕。多数运动不会由于诱导“局外人”参加斗争而发生；相反，它们之所以汇聚起来，是出于运动先发的动员结构的团结和本体论承诺，这些东西进而又与通过社会网络交往的身份的共同体结合起来。

社会运动与制度化政治

我们之前坚持运动、周期和革命之间存在一种延续性，在最后一个部分，则强调集体行动嵌入于社群和社会网络集体行动，突出了一个更基本的主张：社会运动与制度化政治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断裂。我们不仅拒绝承认社会运动的活动是非理性的；我们认为，社会运动的活动是行动者其中一个策略性选择，只要它是最适于人们拥有的资源、机会及其约束的反应。从非结构性的集体行动到利益集团组织到政党和制度内部活动，在此形形色色的活动形式中，之所以选择社会运动，那都是情势使然。

如果争议不是本身造成的，这个假设可以推导到其他几个命题：

首先，不存在固有的“社会运动取向”的行动者或群体，只有情势、能力以及约束才引起社会运动。

其次，当这些情势、能力和约束逐步发展，议会走廊、报业办公室和政党分部的那群人，也会涌上街头、爬越街障。

第三，这些各式各样的活动可以在同一个群体的剧目中结合起来，甚至会同时使用。

第四，运动可以跟政党和利益集团合作；跟他们竞争以争取支持；或者试图占领他们的政治空间。

为了让我们的视角更具实证性，不妨考虑一下类似于法国民族阵线（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发动的反移民运动这种现象。民族阵线当然是一个政党，它竞争选举、提出政策建议，以及寻求公职。但是它也反映各地存在成百万的法国人感到自己被剥夺了代表权，他们正在形成旗帜鲜明的反移民运动的认同，一方面他们经常对移民实施人身攻击，另一方面他们在调查中不断支持反移民政策。如果我们认为运动是政党的替代品，两者相互排斥，那么我们对民族阵线的认同就势必忽视它同时作为运动和政党的两面性，我们势必只盯着某个层次的活动，忽视其他跟我们规定的选项不“符合”的活动。

请留意它对于研究者的含义：若是仅仅盯着运动，而忽视它们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斗争中的位置，就不那么容易抓住它们在支持、战术和目标上的变化，因为它们每一个都深受其资源、机会和约束的影响，也同样受到其他政治斗争参与者的影响（Kriesi et al., 1995）。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某些运动不是“工具化导向”——例如政党和利益集团——而是表达性的，针对的是内部目标的培养，如集体认同的形成（Cohen, 1985; Melucci, 1988）。我们的回应是，第一，政党和利益集团也把包装集体认同作为一个根本任务；其次，运动的表达性活动包含了认同和利益的表达；当积极的、强势的国家出现，即使是利己主义的运动也在某些点上遭遇国家权力，相应地要调整它们的策略。认同一定要被承认是生效的，而国家及其制度附属品最是在象征意义上得到这种承认的权力机构（Calhoun 1994）。

如果我们认为社会运动只是认同和利益的乌合，那么我们就会通过它们的文件、公开评论以及它们关于集体认同的内部谈判来研究它们。但是运动还伴随着对权威当局的诉求，标榜相关人士是举足轻重、团结一致、为数众多的，这就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公开的行动——表演，其演出既表达出对当局的诉求，又创造和保持了他们的支持者。换言之，我们的社会运动概念改变了我们方法论的焦点，转向了对抗争性集体行动的系统、历史—结构的研究。

运用公诸于众的关于诉求和集体行动的资料，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评论社会运动和制度化政治之间错综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关系：第一，它可以揭示何种社会行动者倾向于以抗争的方式与国家、精英以及其他行动者互动。第二，它可以显示出，这些行动者是否以及如何将抗争性的集体行动形式与政治制度内部更循规蹈矩的行为结合起来。第三，它可以表明，资源、机会和约束的变化，与集体行动抗争程度的变化相联系。第四，它可以将这些行动者的行动与其他人在同一时期的行动联系起来，来检验上述假设：抗议周期在大范围社会群体中产生相似的集体行动包装，加速集体行动的创新。第五，它可以揭示集体行动模式的变化，为革命以及当权者与挑战者之间的互动创造条件，将这些条件转化成革命。

跟社会运动与制度化政治关系研究议程相关的问题有很多：社会运动会不会越来越像利益集团？公开抗议在西方世界是如此的普遍，它们的广为接受会不会使之丧失破坏性，进而丧失刺激起反应的能力？全球化的进程是否已经创造了社会运动的“地球村”，西方创造的社会运动理论可以被运用于非西方国家，跨国社会运动正在形成，不再限于民族国家之内？这些问题将我们带到了两个相近的难题。

两个相近的难题

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作者很早之前就意识到！），迄今本文大部分的想法，都是基于西方议会制民主在国家性社会运动时代的经验。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此所使用的概念只是西方发达工业民主的一部分不动产呢？或者只是说，它们尚未为其他时期、政体类型，以及超越民族国家的运动，进行过系统的专业化和操作化？不幸的是，抗争政治领域的碎片化使我们还无法提出一个哪怕是暂时性的答案，但我们会更彻底地提出这些问题来接近答案。

抗争政治的适用范围

出于对各种抗争政治积淀条件的合理直觉，通过在主题和案例之间建立各种联系，政变的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军事组织享有较大政治自主性的国家；革命的研究者则集中于资本化和工业化的农业地区；社会运动的研究者集中在西方议会制民主，等等。总体而言，证据的获取和学者的所在地，将一种对当代西欧和北美的偏见植入现有的政治抗争研究工作中。

这些所在地和主题的联系可能仅仅是一种巧合，正好那里有集中的资源，或者观察到了研究问题，但是大体上，诸如革命或者社会运动这样的现象，在实际运作中会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明显不同，没有任何实证的规律值得推敲。两个问题困扰适用范围：（1）抗争政治的规律依时间和地点变化的程度如何？（2）文献对西欧和北美不成比例的关注，对归纳各种形式抗争产生多大程度的误导？比如，索马里、波斯尼亚、中国或者阿富汗的专家一定会问，以前作品中归纳出来的东西，哪些可以放心地用到他们自己的地区。哪些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有的文化、历史和当代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改革，一旦走出原产地就土崩瓦解？

这个问题有三个答案：

首先，我们不知道大多数当前关于政治抗争的归纳的适用范围，只能通过细致谨慎的跨时空比较来领会它们。（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假设这样一个前提，即非西方国家本来就与西方不同，以此来解决文化主义宣言所质疑的“适用范围”。）我们不妨假设，基于西欧经验及其扩大化的社会运动和阶级冲突模型，一旦应用到较中央集权、官僚化和议会制的国家之外就会失效，但我们只有通过将它们与那些来自非西方经验的模型相比较来加以检测，才能发现这一点（Boudreau, 1995）。

其次，对政治抗争充分的因果分析，有望发现的不是一致性原则而是变化的原则，这是我们进行比较工作的原因之一（Tilly, 1984b）。例如，如果我们发现战争的酝酿和形式皆取决于每个国家内部占支配地位的军事力量组织和潜在交战国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一发现就将挑战我们去设定，占支配地位的军事组织和国际阶级关系与我们观察到的那些影响战争酝酿和形式的因素有何不同。尽管目前是基于议会制民主，但是不同政治机会结构如何影响社会运动特性的发现，可在议会制民主之外加以推断和检测（Brockett, 1991）。简言之，当我们不可避免地使用反事实来探索我们观察到的具有不同之处的现象，这就不可避免地表明，解释的适用范围可以轻易地超出我们目前观察的范围。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反复尝试。

第三，适用范围和我们对它们现有的知识，当然会因现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利益集团、政党、选举和以权谋私的操作，在柬埔寨或扎伊尔肯定跟在加拿大或英国有所不同。因此，基于盎格鲁—加拿大经验的结论输出到别的地方，就具有双重风险。但是当涉及政治认同、公民身份和民族主义时，至少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这些现象完全依赖于世界上是否允许他们进行跨地界的普遍化，如果不是跨历史世代的话。这就将我们带到了具有结论性的难题上——运动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世界和跨国运动？

不仅我们诸多抗争政治的知识来自工业化的西方：它们还来自过去的两百年——我们所谓的国家性社会运动的全盛时期。我们意识到（并记录下）这一系列现象和之前西方历史上所发生的现象之间的差异（Tilly, 1983, 1984a, 1995b; Tarrow, 1994），但是我们跟其他专家一起，只是刚开始考虑到所谓政治“全球化”对于抗争政治的意涵。

这里不是详细列举全球化命题各种版本和特性的地方。来势汹汹的全球化提出五个主张：

第一，20世纪后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趋势已经转向了国际经济相互依存。

第二，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增长使北美和西欧发达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后者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不平等。

第三，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和国际间的相对剥夺，促使人口从第三世界国家向北美和西欧发达国家大规模转移。但因为移民不可能割断与祖国的联系，并且不能指望获得公民身份，他们永远是异乡人。

第四，全球通信使世界体系的中心和边缘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去中心化的和私人的通信技术，如计算机网络技术，提速了全球互联的增长。

第五，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具有一个文化伴生物：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上更统一的宇宙中，在这个宇宙中，年轻人穿着相同的衣服，溜着相同的滑板，玩着相同的电脑游戏，听着相同的摇滚乐。

这些变化产生了一个“强”版的跨国社会运动命题，它具有了以下普遍特征：

第一，国家的政治机会结构，在过去常常排他性地型构集体行动——并限制之，可能要让路了。民族国家，过去是社会运动的孵化器和支点，可能不再是运动唯一的约束或动机。当民族政治体同意与新兴的跨国政经组织分享主权——如欧共体，这一点就尤为真实（Marks and McAdam, 1996）。

第二个公认的后果就是，政府控制民族政治体的能力正在下降。“资本、劳动、商品、货币和文化实践的流动日益增长，削弱了任何个别国家在其境内控制事态的能力”（Tilly, 1995a）。

第三，上演新式集体行动的能力，可能也在增强。在那些电子通信成为运动资讯宣传手段的地方，就存在一种不断增长的以低风险方式向全世界人民赋权的能力——它可以称为“漫步互联网”（Tarrow, 1995）。

跨国集体行动悄然走向制度化，与之相伴的是这样一种转变：从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McAdam and Rucht, 1993），到20世纪80年代遍布欧美的和平运动（Rochon, 1988）再到将绿党和跨国界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全球环保运动（Dalton, 1994），再到非政府组织从澳大利亚到拉美，提供资源、保护人权和揭发侵犯土著人的丑行（Brysk, 1993; Yashar in press），这些跨国群体与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日益相关（Keck and Sikkink, 1994; Pagnucco and Smith, 1993）。

但是资讯、移民、甚至斗志的迅速蔓延，都不足以产生全球性运动。历史和社会运动理论对此都持谨慎态度。对于“强”版的跨国命题的审慎态度，其历史原因概括起来有两点：首先，世界经济一体化不是什么新东西。其次，资本主义、通信和移民潮的蔓延，使形式和目标都雷同的社会运动在世界上弥散。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东欧服装工人运动早在19世纪90年代曼哈顿下东城血汗工厂中就埋下祸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是智利和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创造的。

这就让我们来看看社会运动理论怎么说。如果说我们从过去25年的社会运动研究中学到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运动并不仅仅屈居于利益或机会，而是建立在国内社会的本土社会网络之上。前文指出，集体行动的扩大化，更多归咎于人际网络，这些人借助特定的人际纽带彼此相联，而不是归咎于正式的组织或个人激励。“强”版全球化命题的倡导者必须让大家看到，跨国的（必然是远距离的）行动网络跟面对面的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成为国家性社会运动之基础的集体认同，具有相同的效果。

并非所有预期的运动，都有资源用成比例的行动来回应跨国的力量。想一想劳工运动吧：仅仅因为资本比劳动更具流动性，劳工运动就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在全世界重构劳动的全球经济相互依存（Tilly, 1995a）。甚至在欧洲，但凡欧盟貌似鼓励跨国合作的地方，有组织的劳工就无法跟跨国商务随跨国合作增长的比率相匹敌（Marks and McAdam, 1996）。

这就是为什么“弱”版跨国社会运动主题比“强”版可能更合理的原因：它并不意味着新兴的跨国制度或者扩大了的跨国交往能力将自动创造出跨国的运动，而是指它们确实提供了新的政治机会和扩展了的资源，可以将本土的社会网络转化为国家性社会运动。在缺乏这些网络的地方，全球化的经济不能创造一场社会运动。大多数相关例子实际上与那些拥有国家支部的全球运动无关，而只是涉及结盟的行动者之间的政治交流，这些人的联系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交往而更加方便了。总之，我们不知道，全球化是否最终会使得国家性社会运动成为过去时，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怀疑，制度化的政治、正在进行的政治互动，以及本土社会网络仍将继续构成抗争政治的动力。

结　　论

这些只是表达了我们对本文开头提出的四个题目的初步思考，在未来几年也将成为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它们留下了一些亟待解答的问题：内战、种族灭绝以及国家间的冲突跟社会运动和革命属于同一个理论领域吗？偷懒，逃跑，以及那些詹姆斯·斯科特称为日常反抗形式的东西，是否跟公然的集体抗争遵循同样的规律？集体抗争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改变了人们用以管理其日常社会关系的认同？最近的著作使这些问题比以往更加迫切，不过我们避而不谈这些，我们希望能够认定问题就好，就目前的知识而言，这更容易做到。

当我们在当前的知识崎岖山路上跋涉，我们的想法必然是碎片化的、零散的，我们希望是吸引眼球的。我们跟这个课题的同事们，以及所有渴求更深入理解抗争政治动力的人分享了这些想法，希望激发一场正在进行的对话。我们欢迎你们的反馈，期待有一场长期且富有成效的交流。让对话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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