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思想预设

最先值得探讨的是“道”，作为儒道共同的中心词，儒、道两家需要指出的是先秦时期尚无“道家”之称谓，东汉以后直至是魏晋时期人谈论老庄学说，方以“道家”来指称这种对“道”重视的学派。的产生，都是对“道”的有意识的追求和向往，“道”，《说文》“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在汉代《素书》中亦有“道者，人之所蹈”的说法。“道”的原意是指人所行走的道路，后逐渐抽象出超越具体之道路性的抵达、规律等含义，在儒家这里，道往往与“天”相关联，合称“天道”，即天所行之路，如中庸所言之“天命之谓道”，从整体角度而言，也有称其为“大道”，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天道是至高无上的根本、本源，“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参乎日月，杂于云蜺，总要万物，穆穆纯纯，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职；百姓淡然，不知其善”（注：《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第四十》。）；但在道家这里，“天道”还算不上最终的本源，“道”高于“天”，道是先天地而生的，天也要取法于道，“天法道”，这构成了儒道的一个区别，在老子看来，道不仅仅意味着一般性的规律秩序、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而且意味着宇宙万有的根源和本源性质，按照一定轨迹运行，还通过不断变化显现恒常，在过程中显现恒常，这种恒常使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处在不断更新的状态，而不可预知，道家也使用“大道”的说法。但从对道的肯认方面，儒道两家实际上是有共同的“道”的话语中心词的，这也是儒道对话沟通的基础，两家的“道”都具有了超越向上的可能，且均非任何实体或对象意义上存在，而是在天之所行或道之自现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本源”或“规律”的显现，对人的存在而言则指向一种生存智慧和境界。

从生存智慧和境界的角度看，“道”始终不离“道路”的本义。从道路之道到现实中的实践智慧是进一步的引申，达到某个目标的途径与方法，由此又被抽象为规律、原则等含义，逐渐成为一种超越的、具有形上意味的境界指称。作为道家之最高本体范畴的“道”，就是从“道”的原初含义“道路”中脱胎而出的，这意味着对“道”依然可做本体论外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解说，尽管道家的“道”含义不断扩展并逐渐形上化，但“道”的道路最初本意始终贯穿着其中，正是道路的“通达”的特性决定了儒家、道家之“道”的非对象性和非现成性，非对象性决定了道的不可言说性，这种不可言说并不是神秘主义意义上的反言说，而是指向了儒家的慎言、“予欲无言”和道家的“正言若反”的特殊言说方式，如庄子所言，“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注：《庄子·秋水》。）非现成性则决定了道的践行和通达特点，在通达“道”境中，并没有可遵循之现成之普遍性之道路，都取决于求道者的个别性的经验和领会。所谓“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注：《周易·系辞下》。）“一致”是求道的最终确认和结果，但是并不存在可以通约性的道路，“百虑”是一种引导性而非规范意义的道路，个人于其中的“差异性”和“自主性”道路都有其存在的合理之处。

我们可以先秦儒道两家文本中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特点。在儒家那里，有行在道中，走在路上，我们更多的是关注通达的目标而未必会过多留意道路本身，“道”只能是领悟而非注视的对象，可以清楚道为什么之总是难以言说，但却总是无离人之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注：《礼记·中庸》。）而且只能为实践智慧所关照，是故“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注：《论语·公冶长》。）。对性与天道的罕言并非意味着忽视其重要性，而是察觉对其言说的困难与审慎，另外，性与天道可能要落实于“行”之中的实践与体悟，言辞上的论说虽有必要性，但并不一定能使人有真切的体会，只能在躬行之中才能形成切己的体会与感悟。这与“道”最核心内涵始终与其最原初的意义，即“行路”，存在着重要的关联，“行路”必定是亲证的、亲历的，具备旁人无法取代的性质。《中庸》里有“率性之谓道”，朱熹曾注曰，“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7页。）孟子之“道若大路”。看似比喻，实则道出了“道”的源初意义。“君子之道”是指“成为君子的方式”，亦可解为“通达君子的道路”、“孝道”是指“行孝的方式”，亦可解为“通达孝的道路”等。孟子对“仁”“义”的比喻也渗透着这一理路：“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注：《孟子·离娄上》。）“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注：《孟子·告子上》。）荀子也已经指出，“正义而为谓之行”。（注：《荀子·正名》。）另外儒家所言“道之不行”（注：《论语·微子》。）、天下有道或无道、人能弘道这样的表述中也可以通过这种思想理解。天下有道，意味着合理有效的道路通达或开启，天下无道，意味着不可通达的道路或道路的丧失。

再看道家之“道”，道家之“道”既作为一个形上的本体，又是人所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或者说“道是生存的顶级形态”（注：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三联出版社，2007年，第297页。），后者则必然涵盖通达这种境界的道路，道并不向人隐匿。但是，道的这种特性使其不能被任何现成的话语所通达，只能在实践的智慧中自我显示，“常道”虽非可道之道，但必定是理解常道的可能性途径。也就是因为“道”难以言说，有超越名言的维度，道容易被理解成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本体以及宇宙万物生成法则，具有了本体形上的哲学意味，但是这种看起来抽象哲理的道说，最终也是要为社会人生谋求得大道的价值依据和规律性的指导，实际上我们可以完全对道家之“道”做这样的理解，“道”的本体化是对“道路”之引导性意义的本体性隐喻，由此我们也能理解道所以从不离开事实界的原因。在庄子那里“道”作为形而上的本体存在并不超越事实界，而是内在于事实界，庄子否定了对“道”超拔离世的追问方式，“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注：《庄子·知北游》。）东郭子这里代表了一种常人所理解的“道”观，即认为“道”一定是超越具体之物而位居高处的道或先于现象而存在，而庄子则指出，道不在现象世界之外，而是内在现象世界之中，但也非具体的现象世界。在庄子学说中“道”获得了更多形下的显现，要通过形而下的实践活动体现出来。

可见，“道”最核心内涵始终与其最原初的意义——即“行路”——存在着某种关联。毫无疑问，道家之“道”相比儒家更具超越色彩，但同儒家一样拒斥对象性的言说方式，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注：《老子·第四十八章》。），在老子看来对象性的“为学”方式是对“道”的疏离，对道的体认和把握能落实为人之“德”，同“道”相似，“德”在道家语境中，不仅呈现为名词性意义，也可以从动词角度来理解，与“得”互通，是获得“道”、实现“道”的意思。离开“德”，“道”也就无从表露体现。从“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注：《老子·第四十一章》。）的提法，可以看出老子也不否认“行”是得“道”的必要的途径，“道”是道路，道路的本性是开通、引导，若没有开通、引导，道路就不成其为道路。如果没有人的行走，就不会有名词性的道路。所以，名词性的道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在动词性的意义上来理解。老子一再强调“善行”、“易行”，讨论的重点仍是如何行，如何才是最好的、最恰当的行为，“善行无辙迹”（注：《老子·第二十七章》。）、“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庄子》则明确地提出道是“行之而成”（注：《庄子·齐物论》。）。又说，“而真人以为勤行也”（注：《庄子·大宗师》。）。固然，在道家这里，“行”不是刻意地、有意识地去做，而是能从“道”的总体出发的筹划，防止僵化与呆板、保持相对有利的态势之为，在庄子那里，“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识。小识伤德，小行伤道。故曰，正己而已矣。乐全谓之得去。”（注：《庄子·缮性》。）同样，在儒家这里，“道”并不只是绝对的形上本体，而只能通过形而下的体验和实践活动体现出来，如《中庸》所言“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排斥抽象的理论思维、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解决的“行道”意识在先秦儒道两家看来是一个自明的话题，这是先秦儒道共通的思想预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