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认为礼的产生必须符合两个特征：一是顺人性；二是为人性节文。顺人性意味着礼不与人的天性相悖；“为之节文”，意味着有规矩，有规范，有约束力。既要“顺”又要“节”，有无可能？在《礼论》中，李觏力求把两者统一起来。
李觏将仁义智信归摄于礼，他又说“礼者，先王之法制”，“无法制不得以见仁义智信”[26]。当时崇孟子一系的儒家学者认为，仁义内在，是本；法制外在，是末，充诸内而后形诸外，立其本而后达其末。当时一个名叫章望之的人，就是站在这个立场批评李觏：“率天下之人为礼，不求诸内而竞诸外，人之内不充而惟外之饰焉，终亦必乱而已矣。”[27]李觏认为这是对他的误解，他反驳道：“夫章子以‘仁义礼智为内在，犹饥而求食，渴而求饮，饮食非自外来也，发于吾心而已矣。礼乐刑政为外，犹官弁之在首，衣裳之在身，必使正之耳，衣冠非自内出也’。呜呼！章子之惑甚矣！夫有诸内必出于外，有诸外必由于内。孰谓礼乐刑政之大，不发于心而伪饰云乎？且谓衣冠非自内出，则寒而被之葛，热而被之裘，可乎？夏则裘轻，冬则求暖，固出于吾心，与饥渴之求饮食，一也，而章子异之，不已惑乎？故天下之善，无非内者也。”显然，李觏不承认章子对他的指责，他接着说道：“圣人会其仁、义、智、信而为法制，固由于内也。贤人学法制以求仁义，亦内也。……吾之论何尝有外邪？”显然，李觏并不反对仁义内在，而是强调礼得而后仁义智信才可见。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曾在《原礼》篇中写道：“民之于礼也，如兽之于囿也，禽之于绁也，鱼之于沼也，岂其所乐哉？勉强而制尔。民之于侈纵奔放也，如兽之于山薮也，禽之于飞翔也，鱼之于湖也，岂有所使哉？情之自然尔。”[28]胡瑗认为，礼与人的关系，并非出于人的心愿，而是一种强制，人悖礼犯义的行为都出于情欲，而情欲是恶的。胡瑗是宋明理学开山人物之一，他这样说倒是倾向于荀子的观点，也类似法家思想，与孟子一派的心性学家相悖。胡瑗把礼与人性置于对立的地位，这与李觏视礼为顺人情欲者显然不合。所以李觏写信给予毫不客气的驳斥：“觏不敏，大惧此说之行，则先王之道不得复用，天下之人将以圣君贤师为仇敌，宁肯俯首而从之哉！”“唯礼为能顺人情，岂尝勉强之哉？”[29]依李觏，礼不只是消极地制止邪恶，而是要使人的情欲透过节文而合理化。
一方面礼必须顺人情，另一方面，礼足以规范于人，两者缺一不可。情与礼不但不冲突，而且相得益彰。“故父子之礼废，则子将失其孝；兄弟之礼废，则弟将失其悌；夫妇之礼废，则夫将失其义；君臣之礼废，则臣将失其忠。一失之则为罪辜，为离散。向之所谓情者，虽积于中，安得复施设哉？故曰：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也。”[30]而唯有礼才能“得遂其情”，才能“以孝以悌”，才能“以忠以义”，身尊名荣，无有后患。
针对过分强调仁义内在而视礼为外在，从而忽视礼的“节文”一面，李觏写道：“仁义智信则不取于礼，而任其私心为礼，则不能辨仁义智信。”[31]“所谓本者，礼也。知乎仁义智信之美而不知求之于礼，率私欲，附邪说，荡然而不反，此失其本者也。故世有非礼之仁矣，有非礼之义矣，有非礼之智矣，有非礼之性矣，是皆失其本而然也。”[32]
这是说，如果只知仁，而不知礼，就会失去礼之本，出现非礼之仁。换言之，只有善良意志，而不知礼仪法度，不但善良意志不能实现，而且“善良意志”本身也会变质。有孝顺之心，而不知道尽孝之方，从而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大有人在；一个集体抱着真诚的善意，却干出罪恶的事情，也是常有之事。李觏举例道：
“夺其常产，废其农时，重其赋税，以至饥寒憔悴，而时赐米帛以为哀人之困；宪章烦密，官吏枉酷，杀戮无数，而时发赦宥以为爱人之命；军旅屡动，流血满野，民人疲极，不知丧葬，而收敛骸骨以为惠及死者，若是类者，非礼之仁也。背其君亲，疏其兄弟，而连接私党以死相赴，以为共人之患；谄谀机巧，以动上下，而数辞其爵位及其货财，以为谦让；君有过而不能谏正，而暴扬于外，身有隐恶，不能自改，而专攻人之短以为强直；贤才果勇，不能用于公家，而私相援举以为己力；下民之愚，而不能教训，陷之于恶，然后峻刑以诛之以为奉法，若是类者，非礼之义也。为智不能以制民用，修世教，起政事以治人，齐师旅以御乱，以为天下国家久长之策，而专为奸诈巧辩，以徼一时之利，若是类者，非礼之智也。为信不能以一号令，重班爵，名车服以辨等，守职业以兴事，使天下之人仰之而不疑，而专为因循顾望，以死儿女言，若是类者，非礼之信也。”[33]
此处李觏指出政治及社会生活中常常出现的“非礼之仁”、“非礼之义”、“非礼之智”和“非礼之信”的多种表现形式。常有官员，政事腐败而时常对百姓施舍小惠，有时还泪眼汪汪，甚是感人，在李觏看来就是非礼之仁。对师长、兄弟不敬不亲，却不分是非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李觏看来就是非礼之义。有智慧不能用于服务国家社会，而是为一时的个人私利奸诈巧辩，在李觏看来就是非礼之智。身为官吏，不能秉公执法，反而在个人生活中蛮守信用，这在李觏看来就是非礼之信。若没有礼，即使把“仁、义、智、信”上升为天德，都会化为乌有，甚至不辨假仁假义。从中可以看到李觏在某种程度上对孟子的批评，也可看出李觏大胆的批判精神和忧国忧民的儒家情怀。
针对过分强调礼的外在性，从而忽视礼的内在性，李觏又写道：“但以器服物色，升降辞语为玩，以为圣人作礼之方，止于穷奢极富，炫人听览而已矣。行其事不知其本，观其象不知其意，因谓礼有质文，可随时而用。……苟礼之所之，止于器服物色、升降辞语，而无仁义智信之大则，是琐琐有司之职耳，何圣人拳拳之若是乎？”[34]
注重礼的外在强制，视人性为恶，视仁义为虚称，施行高压政治，莫过于法家；把礼当作装饰品，眩人耳目，装腔作势，外君子内小人，在儒家内部正是“腐儒”所为。李觏对两者都提出了批评。
韦政通先生评论道：“李觏言礼必须顺人情，一方面是不反对礼足以轨范于人，一方面也顾到人由于自然情欲的作用对礼所能接受的限度。他既不像阮籍那样主张横决礼法，也不像理学家那样主张压制情欲，这样使礼与欲之间有一比较合理的调和。”[35]的确如此，调和礼与欲的关系，在儒家创始人孔子那里，在《礼记》中，都有论说，因此，李觏不认为他的理论是自己“得之于心”，而是“闻诸圣人”[36]。
虽然如此，在北宋儒学复兴的初期，他能提出“仁义智信者，实用也。礼者虚称也，法制之总名也”，不能不说是对先秦儒家孔子、荀子礼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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