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牧是北宋象数学派的首倡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中说：“汉儒《易》多主象数，至宋而象数之中复歧出《图书》一派。牧在邵子之前，其首倡者也。牧之学出于种放，放出于陈抟，其源流与邵子出于穆、李同。而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则与邵异。其学盛行于仁宗时……李觏复有《删定易图论》。”刘牧曾从学于孙复，亦奉范仲淹为师，与李觏实有同门之谊，但是，他的易学由象数派的系统一脉相传而来，与义理派的易学大异其趣，这就不能不引起李觏的反驳。
相传五代末北宋初华山道士陈抟，精通内丹术和《周易》象数学，撰有《易龙图》一卷，其学传自麻衣道者。南宋高僧邱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四载：“处士陈抟受《易》于麻衣道者，得所述《正易心法》四十二章。理极天人，历诋先儒之失。抟始为之注，及受河图、洛书之诀，发易道之秘……始抟以传种放，放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牧始为《钩隐图》以述之。”[8]刘牧是北宋仁宗时人，以传陈抟《河图》、《洛书》而闻名于当时。他绍承陈抟图书之学，发扬河洛之说，融数、象、图为一，著《易数钩隐图》等，创作的易数图有五十五图，皆为黑白点数字图。刘牧认为，《周易》所包含的形、象、数三者，以数为根本，“形有象生，象又数设”，他创立黑白点数字图，以解释易数。刘牧所作河图，共有四十五个黑白点，等于自然数1—9相加之和；洛书有五十五点，为1—10相加之和。前者称为“九宫”数，后者称为五行生成数或“五合”数，他企图为《周易》卦象的产生找到某种合乎自然的根据（现今我们在李申等编的《周易图说总汇》中可以看到李牧的《易数钩隐图》[9]，五十五图，十分复杂，看似不无道理，也颇多神秘色彩）。
李觏治《易》主张王弼之学，一方面援辅嗣之注作《易论》十三篇，继承发展义理派的易学传统；另一方面又著《删定易图序论》六篇，对刘牧的《易数钩隐图》作了猛烈的批评。李觏的反驳主要集中于两点：
一是认为刘牧合牵象数所构筑的天象图式，是穿凿附会，缺乏根据。在《钩隐图》五十五图中，只有《河图》、《洛书》、《八卦》三图有价值，其余五十二图都是多余的，即使这可用的三图中，刘牧的说法也多错谬，需要验证。李觏写道：“世有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因购牧所为易图五十五首，观之则甚重复，假令其说之善，犹不出《河图》、《洛书》、《八卦》三者之内，彼五十二皆疣赘也。而况力穿凿以从傀异，考之破碎，鲜可信用。大惧诖误学子，坏隳世教，乃删其图而存之者三焉：所谓《河图》也，《洛书》也，《八卦》也。于其序解之中，撮举而是正之。诸所触类，亦复详说。”[10]李觏删去了其中的五十二图，并对刘牧的诸多解说进行了批评，揭示了其中附会和不合情理之处。
二是认为刘牧的这种象数派的易学倾向，“释人事而责天道”，“言称运命”，“谓存亡得丧，一出自然”，违反了《易》所教导的“吉凶由人”的本旨。李觏一向反对迷信和卜筮，反对易图派的玄虚荒诞之论。他指斥这种学术“释人事而责天道”，“假鬼神时日卜筮易惑众”。他在《潜书》中写道：“善卜筮者，能告人以祸福，不能使祸福必至于人。喜福而怠修，则转而之祸，怛祸而思戒，则易而为福。若是，则龟筴皆妄言。故歌大宁者，无验于昏主；恤危亡者，常失于明后；善言天下者，言其有以治乱，不言其必治乱。”[11]他认为“吉凶由人”，“明主思之以为在德，修德而灾异消”，所谓“畏天者昌，习天者亡”[12]。
李觏的《易论》作于前，《删定易图序论》作于后，前者多明人事，后者多援引天道来证明人事。这说明，李觏虽不满刘牧之学，但也没有完全否定刘牧，他从批评刘牧的象数学中也受到启发。再如，他肯定了刘牧所提出的《河图》、《洛书》的形式，说：“《洛书》五十有五……非妄也。”他虽自觉地站在义理学的一边，但实际上没有完全排斥象数学，而且他在象数学的发展中也有一定建树。在李觏看来，易学研究应适应时代的需要。他之所以批评刘牧主要是因为刘牧的图书之学脱离了时代的需要，穿凿附会，标新立异，“诖误学子，坏隳世教”，他说：“先代诸儒，各自为家，好同恶异，有甚寇仇，吾岂斯人之徒哉？忧伤后学不得已焉耳。”这说明，他与刘牧之争，主要不在于象数派与义理派的学理孰优孰劣之争，而是关于易学研究是否应该适应时代需要的根本方向问题之争。
宋代易学的发展是和儒学复兴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儒学复兴运动的主要目的，一方面在于排斥佛老，承接道统，站在理论的高度来论证儒家仁义礼乐的文化理想，建立一个取代佛老特别是佛教的新儒家哲学；另一方面在于力图从这个哲学中引申出一套经世之学，以配合当时的改革事业，培养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才。胡瑗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称之为明体达用之学。就易学而言，由于象数派多参天象，在“明体”方面也有建树，却走得太远，往往失了儒家之体；在“达用”方面又显得欠缺，于事无补。从哲学思辨的角度看来，体不离用，用不离体，明体多于达用固然不好，达用多于明体也不值得赞赏。但是通观历史，每一时代对学术思想的选择，并不是着眼于其哲学思辨程度的高低，而是着眼于其满足时代需要的功能的大小，这在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更是如此。庆历年间，李觏秉承儒家经世精神，适应范仲淹所推行的改革事业的时代需要，“急乎天下之用”，自觉继承义理派的易学传统，批评刘牧“合牵象数”，“疲心于无用之说”，不仅仅是个人私见，也代表了包括欧阳修在内的大多数站在时代前列思考的人们的共识[13]。
北宋时，儒者们几乎共同认为，佛教横行中国，主要是因为儒学失守，所以比辟佛更积极的工作是振兴儒学。振兴儒学又必须先对儒家内部作一番清理，李觏之《易论》就是在从事此项工作。他的易学体现了作为复兴儒学总纲的“明体达用”的精神，即援天道以证人事的价值目的，以求平治天下。他明确批评两种“鄙儒”：一是明其象者，利用卜筮散布迷信；一是通其意者，与释、老之学相混合。李觏的《易论》重点虽非辟佛，但其特重人事与人事之理，辟佛之意已在其中。他强调：“吉凶由人，乃易之教也。……若夫释人事而责天道，斯孔子所罕言。古之龟筮，虽质诸神明，必参以行事。……德之不称，知其无益。后之儒生，非史非巫，而言称运命，矫举经籍，以缘饰邪说，谓存亡得丧一出自然，其听之者亦已荒矣。”[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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