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在《富国策第一》开宗明义地指出：“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盖城郭宫室，非财不完，羞服车马，非财不具；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戍，非财不给；郊社宗庙，非财不事；兄弟婚媾，非财不亲；诸侯四夷朝觐聘问，非财不接；矜寡孤独，凶荒札瘥，非财不恤。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
李觏站在统治者治国的角度，强调了理财富国的基础地位。对此王国轩先生评论道：“这种认为物质财富决定社会一切活动的思想，萌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9]其实这是儒家治国思想的应有之义，孔子就主张先“富之”，然后“教之”[10]。孟子也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因而孟子主张“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11]。李觏对此反复加以说明，他说：“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仪，民不可得而教也。尧舜复起，末如之何矣。”[12]“孔子谓‘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管子》有言，‘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然民不富，仓廪不实，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礼节，使之趋荣而避辱，学者皆知其难也。”[13]
如上所述，儒家学说有修身之学，有治国之学。从修身角度看，“仁义”永远在“食”、“利”之前，所谓“无求身以害仁”，所谓“饿死是小，失节是大”。这种要求是针对那些有志之士而言，鼓励年轻才俊奋发有为，勿以功利而动摇其气节。但是，若从治国角度看，富民、富国永远是在教化之前，也就是说社会财富永远是人类活动的基础。李觏强调“利”，显然是从治国角度出发的。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李觏提出了富国的基本原则和理财富国的具体措施：
一、平土均田，薄赋均役
李觏认为，土地问题是民生最根本的问题，解决土地问题是治国安民的根本之策。他说：“生民之道食为大，有国之未始不闻此论也。顾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末，虽尽智力弗可为已。是故，土地，本也；耕获，末也。无地而责之耕，犹徒手而使战也。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尧舜复起，末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圣人先之。”[14]
李觏指出，贫富悬殊太大是国家贫弱、社会动乱的原因，那么如何平土均田呢？李觏主张恢复井田制。他说：“自阡陌之制行，兼并之祸起，贫者欲耕而或无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野夫有作惰游，况邑居乎？沃壤犹为芜秽，况馑所以不支，贡赋所以日削。孟子曰：‘仁政必自经界始’，师丹言‘宜略为限’，不可不察也。”[15]
李觏在其所著的《平土书》里提出了平均土地的方案，设计了一个美好的蓝图。在方案中规定，除了宅田之外，一夫给田百亩。王宫、贵族、百官占田都有定数，不准他们随意兼并土地，扩大田亩。国家要做到“以官地为沟途，不害民田”。李觏认为，国君的任务在于养民、安民，国君要“孳孳焉以安民为务”，而不能以天下万民之利而私其一人。他十分赞赏周之井田制，认为这样可以使民有田而足食，树桑而足衣，又能使“媒氏以时期婚姻，庠塾以贤其子弟”。此俨然小康理想。李觏赞叹道：“大哉周公乎！接文武之圣，救商人之敝，以之为利，礼无不中；以之为政，政无不和。土，天下之广也，而一块莫敢争，先为之限也。口，天下之众也，勺饮无所阙，先为之业也。率饱煖之民而纳之于仁义，焉可不反顾矣。”[16]
针对北宋名目繁多、沉重苛刻的赋税制度，李觏提出“薄赋敛”。他认为，比较合理的赋税制度是“轻者不减二十而一，重者不逾十二，以役多少参折之”。当时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又享有各种免赋役的特权，他们隐瞒大量土地，漏纳赋税，也有些农民为逃避赋税的重压，“匿比舍而称逃亡”，成为特权的佃客。这样使登记在册的田亩大大减少，田赋亦随之减少。只有小块土地的农民，负担着沉重的赋税。鉴于此，李觏提出以田亩收税，以人口征赋的解决办法[17]。
宋代的差役，也是名目繁多，极为苛重的。由于官户都不服差役，商人也基本上是“赋调所不加，百役所不及”，僧道都免除差役。大部分有钱有势的人也想方设法逃避差役，因此，沉重的徭役都压在农民头上。许多人困于久役，破坏家产。针对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李觏提出“均力役”的主张。他指出，先王之法，是平其徭役，只有少数贵者、服公事者、老者才给予免役，其余的人都要平均负担，不专取一部分人。他说：“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六曰安富’，谓平其徭役，不专取也。大哉先王之法，其所以有天下而民不泽者乎？”[18]
我们知道，兴井田、薄税敛、选贤任能、谨庠序之教等早在孔子、孟子时代就提出来了，后来儒家学者无不以此为理想政治之蓝图。这个蓝图固然很好，但儒家思想家都从未就如何实现此理想阐明更多理论，也不深入探讨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只是大而化之地重复呼吁。这是儒家外王思想的一个通病，诚如萨孟武先生所言：“儒家的道德观念能够深入人心，而其政治思想却难实行。”[19]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君王期待过高，把政治看得太简单了，认为“易如反掌”。李觏虽然采纳了很多法家思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但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窠臼。后来的王安石、张载的政治思想也是如此。时至今日，官本位思想、平均主义思想仍然是许多人反感儒学的理由。牟宗三先生批评儒家有治道而无政道，理由亦在此。
二、强本节用，损上益下
李觏认为，富国决不在于应巧筹算，析毫末，“厚取于民”，而在于“强本节用”，“量入以为出”。根据国家收入，制订用财计划。在国家困难之际，应从帝王开始，实行不伤财，不害民的“损上益下之道”，厉行节约。只有“下无不足”，才能“上则有余”。他说：“人之所以为人，足食也；国之所以为国，足用也。然而天不常生，其生有时；地不偏产，其产有宜；人不皆作，其作有能；国不尽得，其得有数。一谷之税，一钱之赋，给公上者，各有定制。苟不量入以为出，节用而爱人，则怨刺并兴，乱世之政也。”[20]
此“节用富国”的思想在《荀子》和《管子》中都有强调。荀子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21]管子曰：“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22]
然而，提倡节用、节俭并非如墨翟、晏婴那样的苦节和简陋，而是“当其有余之时，用之可以盈礼，遇不足之际，则宜深自菲薄”。因为“时有不同，事有通变”，“俭非圣人之中制，有时而然，不得已也”。汉代正因为孝文帝“躬衣弋绨，革舄韦带”，才换来武帝之初七十年间“人给家足”，“府库余财”的局面，后人盛称“文景之治”，就是由于“能适时之变，过自菲薄而然也”。当今之世，“羌戎背惠，边境暴师，劳费不息，帑藏不实，此其过自菲薄，损上益下之时也。伏惟日损之又损之，以文景之心为心”[23]。
相应地，李觏主张君主应当以天下为家，不应有个人私财，“天子无私财”，“王者无外”。他写道：“历观书传，自《禹贡》以来，未闻天子有私财者。……故虽天子器用，财贿，燕私之物，受贡献，备赏赐之职，皆属于大府。属于大府，则日有成，月有要，岁有会。职内之人，职岁之出，司书之要，考废置，诛赏之典存焉。”[24]总之，用财要有法度，不可像暴君那样，用财无法，奢侈无度。
提倡强本节用，损上益下，都是针对当时的统治者而言的，李觏希望统治者关心百姓疾苦，“人主动心，忧民之道也”[25]。
三、行抑末之术，垦田尽地力
李觏认为社会安宁，人口增多，而粮食税收却不见增，其原因是不能尽地力。他说：“民之大命，谷米也。国之所宝，租税也。天下九安矣，生人既庶矣，而谷米不益多，租税不益增者，何也？地力不尽，田不垦辟也。”[26]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富者大量兼并土地所致，他分析道：“贫民无力锥之地，而富者连阡陌。富人虽有丁强，而乘坚驱良，食有粱肉，其势不能以力耕也，专以其财役使贫民而已。贫民之黠者则逐末矣，冗食矣。其不能者乃依人庄田为浮客耳。田广而耕者寡，其用功必粗。天期地泽风雨之急，又莫能相救，故地力不可得而尽也。山林薮泽原隰之地可垦辟者往往而是，贫者则食不自足，或地非己有，虽欲用力，末有也已。”[27]
解决的办法就是“行抑末之术，以驱游民”。所谓游民指“冗食者”，即不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列的人。这些人包括非法商人、官府冗员、大批的佛道教徒、巫医卜相者，以及里巷中倡优百戏之类。其中佛教徒的危害最大，他们不仅影响社会经济，而且行不由礼，苟简自恣，弃家违亲，误导民俗。
驱释老的办法是“止度人而禁修寺观”，如此可使已度之人“不安其居而或罢归”，使未度之人“无所待而皆罢归”，即使有些不归者，几十年后，也会人老物尽，寺院荒废；禁止冗官冗吏的办法是“申明宪令，慎择守宰。法言而吏察，则无所措手。无所措守则不得不罢归矣”；禁止巫医方术的办法是“立医学以教生徒，制其员数，责以精深，治人不愈，书以为罪，其余妖妄托言祸福，一切禁绝，重以遘募，论之如法。为之既艰，则不得不罢归矣”；禁止声伎百戏的办法是“令民家毋得用乐，衣冠之会勿哪俳戏，申铭官防，呵其过往，用之既少，则不得不罢归矣”。李觏指出，这些游惰之人“志在逸”，不在劳，如果不限制，任其发展，就会游惰增加，冗食得进，劳者减少，田园荒芜。因此他主张采取严厉措施，明法令，立制度，如管子所言“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
“游民既归矣，然后限人占田，各有顷数，不得过制。游民既归而兼并不行，则土价必贱。土价贱，则田易可得。田易可得而无逐末之路、冗食之幸，则一心于农。一心于农，则地力可尽矣。其不能者，又依富家为浮客，则富家之役使者众，则耕者多；耕者多，则地力可尽矣。然后于占田之外，有能垦辟者，不限期数。”[28]
中国从前，称农为本业，其他都为末业。有农业，然后人类的食物，才能无限制扩充；有农业，人类才能定居，一切文明，乃有基础。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里，若冗食之人太多，势必加重农人负担，影响社会财富。因此，富国必须重农，重农进而轻商，此古代儒、法共持之基本观点。
四、抑制农商，行平粜之法
李觏一直生活在农村，他对当时农民的处境有切身的体会，在《喜雨》诗中写道：“人间喜膏，我独忧丰年。岁凶已贱粜，年丰安得钱？赋役忽惊骇，仓廪甘弃捐。铢铜苟可换，富贾宁我怜？归来官事了，相吊柴门边。农夫未尽死，谷价应常然。王心幸仁圣，分职当忠贤。谓谷贱为美，咄咄无欺天。”
诗中反映了官府和商人对农民的盘剥。李觏指出，一般认为“谷贱伤农，谷贵商末”，其实不然，无论粮食价格贱还是贵，受伤的都是农民，受益的都是农商。为什么会如此？他分析道：“盖民不常粜，有时而粜也；末不常籴，有时而籴也。以一岁论之，大抵敛时多贱，而种时多贵矣。夫农劳于作，剧于病也，爱其谷，甚于生也。不得已而粜者，则有由焉。小则具服器，大则营昏丧。公有赋役之令，私有称贷之责。故一谷始熟，腰镰未解而日输于市焉。籴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贱。贱则贾人乘势而罔之，轻其币而大其量，不然则不售矣。故曰：敛时多贱，贱则伤农而利末也。农人仓廪既不盈，窦窖既不实，多或数月，少或旬时，而用度竭矣。土将生而或无种也，耒将执而或无食也，于是乎日取于市焉。籴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贵。贵则贾人乘势而闭之，重其币而小其量，不然则不予矣。故曰：种时多贵，贵亦伤农而利末也。”[29]此农人所以困穷而商人所以兼恣。
对此，李觏认为，政府应该干预经济，“禁民为非”，抑制或取缔农商，实行“平粜之法”。所谓平粜之法，就是官府垄断粮食收购，置平准，定物价，使农民秋粜不甚贱，春籴不甚贵，如此商人就不能囤积居奇，巧取豪夺了。李觏认为：“平粜之法有为而作也。管仲行于齐，李愧行于魏，耿寿昌行于汉，国不失实，人获其利。”
荀子曰：“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30]此之谓也。
五、务多积蓄，以备灾患
作为国君管理天下万民，不能不估计到自然灾害的发生，要有计划、有预算，准备灾害发生后的支出。国家要有计划地积蓄财富，储备物资。他说：“水旱之忧，圣王所不免。尧汤之事，贤愚尝共闻也。故君人者，务多蓄积，以为之备。”
然而，老百姓一般没有远见，他们丰年往往“食之无度节，用之无度”，不知节俭，不懂积蓄，一旦遇凶年又惊慌失措，不知所之，“草木之根实，不足以饱矣”。“于是强者为盗贼，弱者转而死沟壑，父母妻子不能相保”，社会混乱由此而起。因此，善为国者，要有慈母之心，宜于天下县治，各建粮仓，行“义仓”之举，丰年损其有余，俭年救起不足。如此，若遇凶年，也可保证国家太平，不起祸乱。
他说：“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之圣犹不能免。至于困穷孤独寄客之人，皆国所常有。按坐而视其死，则非仁人在上视民如伤者之意。将推其恻隐，则邦用有经，仓之谷孰为闲粒？府之帛孰为羡缕？……故宜于大有年时，蓄积以备之仓，人有余则藏之以待凶。”[31]
常备积蓄，以应对不虞之灾，这似乎是连松鼠都知道的不言而喻的道理，然而，历史上，无论一个家庭还是一个国家，尤其在经济繁荣、政治承平时期，常常无视这个道理，为满足眼前欲望，不惜铺张浪费，大肆挥霍。李觏此论，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六、绝盗铸，去恶钱
李觏已经认识到社会上的货币量与物价的关系，他认为：“大抵钱多则轻，轻则物重，钱少则重，重则物轻。物重则用或阙，物轻则货或滞，一重一轻，利病存乎民矣。”[32]社会上金属货币越来越少，原因何在？李觏认为“是有奸人销之也”。他说：“奸人所以得销者，以恶钱容于市，铜像铜器容于寺观也。窃观人间，或销法钱，殽杂他巧，以为恶钱。其作，必于重湖大江，穷山深谷，风涛所阻，猛兽所在，人不得见，吏不得呵，是法令无由而胜也。销一法钱，或铸四五，市人易之，犹以二三，则常倍息矣。民既蓄恶钱，不可使勿用，利之所在，是法令亦无由而胜也。国失法钱，而民得恶钱，恶钱终不可为国用，此钱所以益少也。”[33]另外，佛道寺观大量蓄铜也是钱少的原因。
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曾分析过中国古代金属货币的劣点：“其（一）是私销私铸的无非禁绝。私铸，旧说‘不爱铜不惜工’敌之。即是使私铸的成本高昂，私铸无利可图。但无严切的政令以辅之，则恶货币驱逐良货币，既为经济上不易的原则，不爱铜，不惜工，亦徒使国家增加一笔消耗而已。至于私销，则简直无法禁止。其（二）为钱之不足用。社会经济日有进步，交易必随之而盛。交易既盛，所需的筹码必多。然铜系天然物，开矿又极劳费，其数不能骤增。此系自然原因。从人为方面论，历代亦从未注意于民间货币的足不足，而为之设法调剂，所以货币常感不足于用。”[34]
显然，李觏当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他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今欲绝盗铸，莫若去恶钱。……夫盗铸之人，散在幽远，卒以法绳之，则吏必苛察，狱必冤滥，闾巷之间，将不安居焉。苟有利矣，虽死而必求；苟无用矣，虽纵之弗为。恶钱去则盗铸者无用，无用则盗铸自绝矣。”那么如何去恶钱呢？是不是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李觏回答：“去恶钱非急诛之谓也。……今人间既多恶钱，一旦急之，则莫敢出，莫敢出则是销法钱之铜而积之无用之地。国既失实，民且伤财，故莫若下令收恶钱而销之，除其殽杂，赏以铜价，示之期日，要之重典，民既畏法，而喜于得直，将毕入于官，官挟其铜，因以资冶铸，则法钱益增，恶钱尽去矣。”[35]
这是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既能解决恶钱问题，又不至于惊扰、伤害百姓。
七、鼓励盐、茶通商
盐是人民生活之必需品，“鬻盐之利博矣。故东郭咸阳致生累千金，吴王濞富埒天子。孝武因滞盐铁官。是时，国用饶给，而民不益赋，未必不由此也”。李觏认为，官府垄断盐的买卖权，禁止商人盘剥本是好事，但是“先王之制，未有始善而末不弊者，盖作法之时，上心切至，吏皆图功，人皆畏法，而奸人未生，始以是善也。累世之后，事同凡常，吏或解弛，人或惯习，而奸谋日生，末以是弊也”。当时的盐业就是这样的境况，由于国家垄断盐业，其中一些负责盐业的贪官污吏常常“小其权量，增以粪土，常不啻以倍价取半焉”，这样，就出现了“公盐贵而污，私盐贱而洁”的局面，“利输于奸，而官之粜益少，盐益滞矣”。为什么会如此？难道是法令不严的缘故吗？李觏认为不是，他说：“令非缓也，法非轻也，利之所诱，虽日刑人，号痛之声动乎天地，弗能禁也。”[36]
因此，李觏认为：“故今日之宜，莫如通商。通商则公利不减而盐无滞也。”为什么说公利不减？“夫官自粜盐，利信厚矣。然舟有坏，仓有堕，官有俸，卒有粮，费已多矣。若官鬻盐而粜与商人，使自行之，既权其息，因取关市之税，而费省焉，是公利不减也。”那么为什么通商就不会有滞盐的现象呢？李觏回答：“夫商人众而务售，则盐不殽杂。所至之地又以贳于市人，则列肆多得斥卖。卖者多而务售，则盐亦不殽杂。昔啖粪土者，今皆食盐；昔喜窃贩者，今皆公行。盐之用益广，是以无滞也。”[37]
茶与盐的情形一样，也应该“一切通商”，“官勿买卖，听其自为”。李觏写道：“且商人自市，则所择必精；所择精则卖之售，卖之售则商人众；商人众则入税多矣。又昔之所以披草莽、怀兵刃务私贩者，禁严故也。既已通商，则当安行。夷路自实，官府亦入税多矣。况不滞本泉，不烦威狱，利国便人，莫善于此。”[38]
鼓励盐、茶通商，并非舍本逐末，也没有与“强本”相矛盾，而是“取以济时”，此李觏通变救弊之道的又一体现。
以上是对李觏富国思想主要内容的简单分梳，另外还有“富民之本，各从其能”、“兴井田，兴水利”、“理财正辞，禁民为非”等，不一而足。李觏的富国论，实际上是传统儒家的富民思想的发挥，孔子为政，必以富民为先，“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39]，既欲富民，则不可不言利。子罕言利，乃是对自己而言，就个人修养上说的。个人对于自己，当然要“食无求饱，居无求安”[40]，政治家对自己，也要同大禹一样“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41]，对于人民则宜希望其能“足食”。如何足食？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42]即人君必须节省财用，“量入以为出”[43]。后儒多有将修身与治国混为一谈，视“仁义”与“利”势不两立，实在荒唐。李觏虽只是一介草民，无位无权，但他却是一位十分重视民生的思想家，他的经济富国思想相当丰富，几乎探讨了当时封建经济的各方面问题，如土地、劳力、徭役、赋税以及农商关系。他的论述逻辑严密，条理清晰。在所有这些具体丰富的思想中，一直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儒家“民本”思想。同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李觏还大量吸收了法家的政治思想，而且依据实践情况，推陈出新，因时制宜，实不啻为儒家外王思想的创新发展。他说：“世俗之说者，必曰复古，古未易复也。商鞅之除井田，非道也，而民从之，各自便也。王莽之更王田，近古也，而民怨之。夺其有也。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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