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 仁义之凡也彼贫其民

仁义之凡也彼贫其民

时间:2023-09-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所谓兵之“本”指仁义,兵之“末”指诈力。尽管仁义为本,然而,李觏认为,只讲仁义,不讲诈力,是“得其一体而未能具也”。李觏认为,用兵之法,“必修诸内而后行诸外”。对此,李觏主张置军屯田。乡军就是民兵,李觏认为,没有民兵就不能自卫。战场是生死存亡之地,一将错用,后果不堪设想。

李觏作为一个有进取精神的思想家,目睹北宋军队无能,被动挨打的现实,从青年时期就对军事进行了研究。他曾自述道:“觏,邑外草莱之民也,落魄不肖。生年二十三,身不被一命之宠,家不藏担石之谷。鸡鸣而起,诵孔子、孟轲群圣人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余力读孙吴书,学耕战法,以备朝廷犬马驱指。”[45]他“朝谈仁义,暮学计策”,对法家、兵家思想都有研究,并针对治军之非策和军队存在的严重弊端,提出了自己的国防和军事思想。

一、强兵之术,仁义为本,本末相权

李觏力主重兵、强兵、武备,但并非主张穷兵黩武、扩张军备、耗尽民财,而是提倡建立仁义之师,用兵旨在安良禁暴,进而提出“本末相权”的治军用兵策略。战争是敌我交战双方的活力、实力对抗、较量,是智力、勇力的竞赛、斗争。由于战争所独具的特殊性,所以交战双方常常以诈用兵,制造假象,欺骗敌人,诱敌上当,诡诈取胜。中国历代的典籍,兵书战策,都有“兵以诈立”、“兵不厌诈”、“兵者诡道”的用兵之策。对于“兵者诡道”的论述,以《孙子》为最详,被历代兵家奉为取胜之要道,制敌之良策。

李觏强调了军事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国之于兵,犹鹰隼之于羽翼,虎豹之于爪牙也。羽翼不劲,鸷鸟不能以死尺;爪牙不锐,猛兽不能以肉食。兵不强,圣人不能以制褐夫”[46]。所谓兵之“本”指仁义,兵之“末”指诈力。李觏认为,“所谓强兵者,非曰日寻干戈,暴骨万里,逞一朝之忿以求横行天下也,必有仁义存焉耳”。李觏如此强调仁义,显然是将儒家思想置于他军事思想的最基础地位。

打仗是杀人伎俩,怎么讲仁义呢?李觏答道:“所谓仁义者,亦非朝肆赦,暮行赏,姑息于人之谓也。贤者兴,愚者废,善者劝,恶者惩。赋敛有法,徭役有时。人各业而无乏用,乐其生而亲其上。此仁义之凡也。彼贫其民而我富之,彼劳其民而我逸之,彼虐其民而我宽之,则敌人望之若赤子之号父母,将匍匐而至矣。彼虽有石城汤池,谁与守也?虽有坚甲利兵,谁与执也?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矣。”[47]因此,“为将者多知诈力,而为君者或不通仁义,故虽百战百胜而国愈不安,敌愈不服也”。此与孟子“以德服人”、“仁者无敌”思想、荀子“兵要在乎善附民”思想同。

尽管仁义为本,然而,李觏认为,只讲仁义,不讲诈力,是“得其一体而未能具也”。他说:“儒生曰:仁义而已矣,何必诈力?武夫曰:诈力而已矣,何必仁义?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李觏主张“本末相权”,他说:“本末相权,用之得所,则无敌矣。故君者,纯于本者也;将者,驳于末者也。孙子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道,道德也。能,智能也。又曰:‘将者,智也,信也,仁也,勇也,严也。’乃知君则专用道德,将则智、仁、勇、严并用之矣。”当年项王失仁义而刘邦得胜,成安君失诈力而韩信得胜,因此,本末不可偏废。

实际上,我们看到,李觏主张为君者应讲仁义,为将者可用诈力,或者可以说,在战略上要重仁义,在战术上不可不用诈力。

二、屯军以征戎,乡军以守备

李觏认为,用兵之法,“必修诸内而后行诸外”。当时的边防问题是西夏和辽国侵扰,“彼戎狄豺狼,罔知礼义。强则犯上,弱则离散。执而诛之,用力非少。舍而弗问,时侵复轶”。对此,李觏主张置军屯田。他说:“当今之虑,若兴屯田之利,以积谷于边,外足兵食,内免馈运,民以息肩,国以省费,既安既饱,以时训练,来则奋击,去则勿追,以逸待劳,以老其师,此策之上也。”[48]

屯田之利早有人建议过,只是无法实行,原因一是“诚少旷土可以耕”;二是“今之禁卫卒素骄矣,诚无勤者可以耕也”。李觏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他写道:“边郡之民,有困者矣,有不安其居者矣,苟募其徙内地,授以生业,使之安堵,乃以其故田宅,隶于屯官,则不患无田矣。”[49]就是说,让边界附近的居民迁入内地,腾出土地供屯田之用。可是这样做会不会扰民?居民不愿迁徙有怎么办?李觏曰:“民得去兵寇,轻赋役而就善地,若水之于下,鱼之于渊也。今募其徙,是顺民之政也。汉武帝徙关东贫人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凡七十余万口,后加徙猾吏于关内,当是之时,弗闻其扰也。”

然而,兵卒不会耕或不愿耕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李觏建议,边防军除了禁军之外还可以别置屯军。他说:“凡天下厢之冗役者,法之流移者,民之愿从者,合而籍之,以隶于屯官,则不患无人矣。”田有了,耕田的人也有了,“然后辨其夫亩,列之庐舍,授之耒耜,教之稼穑,明立劝课,时加督察”。这样一来“食既足,兵既练,禁旅未动而屯军已固锐矣”,真足食、足兵之良算。

乡军就是民兵,李觏认为,没有民兵就不能自卫。可当时的情况却是“乡无军目,人不知武事,家不藏兵器。寇贼之来,则以袒裼之躯投饵于虎口”。其原因为“将吏未得人也”,“训习未得理也”。对此李觏提出:“如欲将吏得人,莫若精择。县令勿拘官序,一以材能。县令得人,则偏裨之选亦得人矣。然后明战阵之法以授之,则训习得理矣。如此则乡军日强也。屯军以征戎,乡军以守备,郡国之势皆王之藩屏也。”[50]

三、精兵择将,用人不疑

李觏指出,要使国强、兵兴,就必须选择良将,挑选精兵。国之所有为国,能选择良将,将之所以为将,能爱养士兵。兵在勇不在多。他说:“为政者务兵多以强国,而不知其弱国,兵多则不择,不择则大抵怯耳。勇者尚怯,况真怯哉?驱十怯以向一勇,败不足疑。……胡不芟其冗,转其资,以厚敢死。使以寡胜众,而后气可复,庶乎强国矣!”[51]当时北宋一大问题就是兵多而弱,李觏此论,正切中时弊。

李觏非常重视“择将”,在《强兵策》中,他大量地论述了择将问题。首先,他分析了择将的重要性。他说:“夫兵者,诡道。有形或不可视,有声或不可听,何散如雷电,隐见如鬼神。而欲以昔人之余论,既往之陈迹,拟议于其间,不亦难乎?苟非有高世之识,出类之才,动如循环,一步百变者,其孰能与于此哉?”[52]有将才者,必习兵法,习兵法者,不一定是将才,“儒莫不读六经,而知道者鲜矣;将莫不读兵法,而适变者鲜矣”。战场是生死存亡之地,一将错用,后果不堪设想。赵王不听蔺相如言,用赵括,致长平之败。因此,择将切勿以言取人,“以言择将,天下皆欲言。婢儿庸保亦知诵书传、学计策以进,进者多矣,可尽用乎?”[53]况且“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固明主所宜留意也”。

其次,李觏强调择将要“尽乎才用之宜”,人尽其才。他说:“人莫不有才,才莫不可用。才取其长,用当其宜,则天下之士皆吾臂指也。”[54]“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所以,用人不能过分求全责备,应发挥其长处,避开其短处,既不可大材小用,也不可小材大用,“置之有地,使之有时,一不可废也。小才之于大用,是匹雏不能以举千钧也;大才之小用,是尧舜不能以牧羊也”。

复次,李觏认为“将之所以为将,能养士也”。将与士之间分甘苦、推恩信,是制胜的关键。李广与士卒共饮食,吴起为士兵吮疽,而战不旋踵,就是先例。因此,李觏坚决反对临敌易将,认为这是“兵家所忌”。这样做的结果是上恩不能一言而融洽,下情不能一面而通达,如同“马之驰矣,而断其蹄,虽代以骥足,弗能行也。子之孩矣,而逐其乳,虽继以毛嫱,弗能育也”。战国时,燕国以骑劫代替乐毅,于是有即墨之败;赵国以赵括代替廉颇,于是有长平之降。前车之鉴,当悉心明察。另外,易将帅和赏罚的标准,不能单纯看一次是否胜败,而要看其贤与不贤。为人主在择将方面应深谋远虑,从长计议。他说:“夫任人当审其贤不贤,未可责其胜不胜也。不贤而胜,非国之福也,适所以召敌也。贤而不胜,非国之患也,适所以儆敌也。使彼胜而骄,我败而怒,以无功之将,用无功之士,竭智尽力,以求洒耻,则不知山之有高,石之有坚,水之有溺,火之有焚,死之可畏,生之可怀矣。孰能当其锋哉?……诚能注意贤才,期其远大,一胜勿遽赏,贼平之后,则茅土存焉。一败勿遽罚,事终不济,则钺存焉。困兽犹斗,况大将乎?是则耻不足洒,而贼不足平也。”[55]因此,对将士的赏罚要十分慎重,如果凭一时之胜而速赏,凭一仗之败而速罚,都不是“使人之术”。

再次,李觏指出,要给将帅们以独立的指挥权,对将帅要充分信任,取消监军,不可怀疑牵制,不可“置节目于其间”,以便使将帅在变幻莫测的战争中,独立地发挥其才能。他说:“马之所以能千里者,以其独行也。……凤之所以能千仞者,以其自恣也。……用兵之法,一步百变,见可则进,知难则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烬久矣。”因此,君王绝不可以怀疑将帅,“与其用之之疑,曷若取之之慎?”一旦选择了忠贤之将,就该充分信任,君臣一体,“君臣之义至深,国士之遇可怀”,如此,才能“将才如神,军锋如雷,功业易可成也”。

四、兵器的重要性

李觏指出,武器的优劣也是战争成败的关键。他说:“兵矢者,军之神灵也。甲胄者,人之司命也。故一夫夺剑,则千人披靡。孟贲袒裼,则童子关弓能杀之矣。然兵不利不若无兵之愈也。无兵则慎所击,而远于败矣。甲不坚不若无甲之愈也。无甲则知所避,而免于死矣。有兵而不利,有甲而不坚,而假之以求胜,恃之以求生,则误大事、取大祸,莫斯之甚也。”[56]

关于当时北宋兵器的状况,李觏描述道:“聚工而作,卒岁后已,未尝试也。连舆而出,方舟而上,无不受也。简阅不明,则精粗不别。精粗不别则制作必滥。制作必滥则工不必巧,材不必美,况天时乎?况地气乎?加以师兴之际,卒然求取,斩木为弩,伐竹为箭,或取非其时,或产非其地,备数而止,行滥固多。暴之日则焦,濡之雨则朽,以之应敌,不知其可。……至于郡国兵库,或久不启,战守之具,未尝修饰。事至而虑,亦非智者所能也。”[57]

当时的都官员外郎景泰、集贤院欧阳修和御史中丞贾昌朝都指出过宋军“器械钝缺”的严重性。李觏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说:“愚以为天下造兵,宜专命守臣以蒞之,总置使名以督之,工之选必难其人而进其食以优之,材之取必善其物而增其价以来之。取之有地,来之有时,为之有法,日省之,月试之,善至多则赏,恶虽少而刑。”[58]这样上下检查,严格把关,则“龙渊、太阿不独称于古,而蛮夷猾夏有血刃之期矣”。

北宋王朝,面临着辽和西夏的入侵,而军队里冗兵太多,军事制度和武器装备都存在严重问题。宋朝皇帝总是担心将帅拥兵自重,对朝廷构成威胁,因此,始终不敢把兵权交给他们。派文官监视、控制武将,致使将帅们在战场上没有独立的指挥权。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导致北宋“积弱”的原因。李觏的论述针针见血,字字药石,只可惜他无权无位,空有一腹经纶。历史上,人称王安石为政治改革大家,须知宋神宗若无改革意向,又不让他做宰相,王又岂能如李觏积极稳妥,还是个未知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