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有关李觏不喜孟子的记载很多，如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载：“《李泰伯退居类稿》十二卷，《续稿》八卷，《常语》三卷，《周礼致太平论》十卷，《后集》六卷，太学说书南城李觏泰伯撰。其自序曰：‘天将寿我与？所为固未足也。不然，足以籍手见古人矣！’《类稿》庆历所录；《续稿》皇佑所录；《后集》则门人博野编。泰伯不喜孟子，《常语》专辨之。”[1]再如，撰者不详的《道山清话》有关李觏不喜孟子的记载即有两条，其一云：“李觏字泰伯，旴江人。贤而有文章，苏子瞻诸公极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2]可见李觏不喜孟子并非没有根据。
然而，就李觏对孟子的态度，却也另有不同的说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觏文格次于欧曾，其论治体，悉可见于实用，故朱子谓觏文实有得于经。不喜孟子，特偶然偏见，与欧阳修不喜系辞同，可以置而不论。赞（左赞）必欲委曲弥缝，务灭其迹，所见陋矣。”[3]此文对“李觏不喜孟子”稍做了辩护，认为属“偶然偏见”，并未从根本上反对孟子。另据明代杨慎（字升庵）《太史升庵集》卷四十八载：“小说家载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尝不喜孟子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内治》论引仁政必自经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论瞽叟杀人，舜窃负而逃。《富国策》引杨氏为我，墨氏兼爱。《潜书》引万取千焉，千取万焉。《广潜书》引男女居室，人之大伦。《省欲》论引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本仁》论引以至仁伐不仁。《延平集序》以子思、孟轲并称。《送严介序》称章子得罪于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礼貌之。《常语》引孟子俭于百里之制，又详说之。由是言之，泰伯盖深于孟子者也。古诗《示儿》云：‘退当事奇伟，夙驾追雄轲’，则尊之亦至矣。今之浅学，舍经史子集而抄小说，以为无根之游谈，故详辨之。”[4]
显然，杨升庵认为李觏深于孟子且尊孟子，没有不喜孟子。对此，夏长朴先生认为杨升庵这个推论是错误的，因为“不喜孟子”和“深于孟子”并不矛盾，“深于孟子”意指在孟子书上工夫下得深，工夫下得深未必就表示喜欢孟子，深于某事与喜欢某事没有必然的关系。
观《李觏集》，其中《常语》，尤其是《佚文·常语》集中了很多批评孟子的言论，其他地方也有与孟子观点相反的论述。据此，“李觏不喜孟子”遂成学界定论。徐洪兴先生写道：“在庆历阶段中，‘非孟’思潮的代表人物当推李觏。……归纳李觏反对孟子的意见，大致有以下数点：孟子不续道统、孟子背叛孔子、孟子怀疑六经、孟子不尊王、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反对孟子排斥功利。”[5]台湾大学的夏长朴先生在《李觏的非孟思想》中，详细探讨了李觏非孟的动机及其主要内容[6]。
然而，《李觏集》引用《孟子》处极多，除批评言论之外，溢美之词也有，且有许多观点同于孟子。为了弄清楚李觏对孟子的真实态度，还是看看李觏是怎么批评孟子的，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对孟子有所肯定的。
一、《常语佚文》[7]对孟子的批评
《常语佚文》篇幅不大，是据宋余允文《尊孟辨》补上的，此材料从头到尾都是对孟子的点名批评，言辞颇激烈，还带着情感色彩。然翻来覆去，不外两点：
（一）批评孟子不尊王
《常语佚文》载：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顺耳矣。孟子当周显王时，其后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呜呼！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
“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天下无王霸，言伪而辩者不杀，诸子得以行其意，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
“孟子不肯枉尺直寻，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义又岂远售之物也！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固知有周室矣。天下之所废，必若桀纣，周室其为桀纣乎？盛之有衰，若循环然，圣王之后不能无昏乱，尚赖臣子扶救之尔。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几？家家可以行仁义，人人可以为堂、武，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孟子自以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学者又谓孟子权以诱诸侯，使进仁义。仁义达则尊君亲亲，周室自复矣。应之曰：‘言仁义而不言王道，彼说之而行仁义，固知尊周矣。’言仁义可以王，彼说之则假仁义以图王，唯恐行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顾哉。”
类似的言论还有一些，都是批评孟子不尊周室，认为孟子不是行王道，而是怂恿诸侯取王位，和那些刑名家、纵横家起的作用一样，只能乱天下。《常语佚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从而批评孟子“名学孔子而实背之”。
孟子处在战国乱世，当时道德陵夷，民不聊生，周室名存实亡。孟子揭橥仁义大旗，周游列国，传食诸侯，志在救世。对梁惠王告以百里可王，“仁者无敌”；对“不似人君”的梁襄王则告以“天下定于一”；对齐宣王之问，则告以“保民而王”，勉励其学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外，对其他小国，孟子也举尧、舜、汤、文、武之道以勉之。这表明，孟子是劝诸侯行王道，不是取王位。但《常语佚文》否认这一点，单从孟子不尊周的角度出发，坚持认为孟子是在鼓励诸侯国造反，以“仁义”为名，干着不仁义的事情。
李祥俊先生写道：“孟子所论仁义的核心是一种民本思想、君臣关系相对性思想，这是先秦原始儒学君、臣、民关系论的结晶，表现了战国时期士大夫阶层对于社会政治等级的态度。而李觏生活在君主专制制度逐渐强化的北宋时期，他在政治上赞同尊王论，其现实目的是想通过尊王达到内除兼并、外攘夷狄，但客观上却以批孟的形式强化了君主独裁，李觏已不能理解孟子等先秦儒家的仁义之道，他所认同的仁义之道就是维护君尊臣卑的政治等级秩序，离开君尊臣卑就无所谓仁义。”[8]诚然，尊不尊周室，也许不是《孟子》所主要关心的，孟子所关注的是继承并光大尧舜以来的道统。一般批评孟子的人多从孟子学的义理角度出发，认为孟子之道，太过高远迂阔，不实用。《常语佚文》却撇开义理方面，只从尊王方面批评孟子。
（二）批评孟子违背了孔子之道以及五经
《常语佚文》载：
“大哉孔子之作《春秋》也，援周室于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无二王。削吴、楚之葬，辟其僭号也。讳贸戎之战，言莫敢敌也。微孔子，则《春秋》不作，微《春秋》则京师不尊。为人臣子不当如是哉？呜呼！孟子其亦闻之也哉！首止之会，殊会王世子，尊之也。其盟复举，诸侯尊王世子而与盟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诸侯之上，贵乎王命也，美哉！齐桓其深知君臣之礼如此。夫使孟子谋之，则桓公偃然在天子之位矣。世子王人为亡虏之不暇，孰与诸侯相先后哉？”
这段文认为孔子作《春秋》在于正君臣，而孟子劝诸侯行王道是违反《春秋》的，且孔子曾许管仲为“仁”，而孟子非管仲也是与孔子相悖的，“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这样的批评仍然是单从尊王的角度、从尊周天子方面批评孟子。
又载：
“或曰：然则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阳城，何如？曰：尧不听舜让，舜受终于文祖。舜不听禹让，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载，或十有七年，历数在躬，既决定矣，天下之心，既固结矣，又何避乎？禹、舜未相避也，由孟子之言则古之圣人作伪者也，好名者也。王莽执孺子手流涕嘘唏，何足哂哉！”
这是批评《孟子》书中舜避尧之子、禹避舜之子的描述不符合经中的历史。类似还有认为《孟子》描述的瞽叟和象欲杀舜也是无稽之谈，因为，“若要杀，刃之可也，何其完廪浚井之迂？”等。也就是说，批评《孟子》引用的历史事实有问题，“皆委巷之说而孟子之听不聪也”。
孟子在对待《诗》、《书》等典籍上，更多地是用典籍为自己的观点作论证。在解释古代典籍上，孟子曾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9]还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10]李觏站在推崇六经的立场上，对孟子批评《尚书》展开反批评，他说：“虞、夏、商、周之《书》出于孔子，其谁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至取孟子以断六经矣。呜呼！信孟子而不信经，是犹信他人而疑父母也。”[11]显然，李觏认为《孟子》在经学中的地位不能与六经相比。
总之，《常语佚文》对孟子的批评不外乎以上两方面，其中心思想是认为孟子劝诸侯行王道就是不尊周王，不尊周王就是违背六经，违背六经就是违背孔子之道。至于孟子学内部，诸如“天命”、“心性”、“天爵人爵”、“养气”、“仁政”等核心内容是不是违背了孔子？文中都没有提到。
二、《常语》[12]对孟子的批评
《常语》有上中下，作于宋仁宗皇佑五年，当时李觏四十五岁。文中主要就古代历史事件阐明作者的看法，或褒或贬，其中涉及“王霸”问题、“伊尹废太甲”问题、“文王地方七百里还是百里”问题等，同时对孟子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常语下》载：
“或问：‘自汉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者，其人之号，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号也，惟其所自称耳。’……霸，诸侯号也。霸之为言伯也，所以长诸侯也。岂天子之所得为哉？道有粹有驳，其人之号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见古之王者粹，则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见古之霸者驳，则天子而驳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宣帝言汉家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由此也。人固有父为士子为农者矣，谓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谓天下之农者曰行子道，可乎？父虽为农，不失其为父也。世俗之言王霸者，亦犹是矣。若夫所谓父道，则有之矣，慈也。所谓子道，则有之矣，孝也。所谓王道，则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谓霸道，则有之矣，尊京师也。非粹与驳之谓也。”
李觏认为王霸的真正区别在其政治地位上，而不是在于政术本质上。有天子之位就是王；无天子之位，即使拥护天子以安天下，依然就是霸。因此，三代、汉、唐都是王，西伯、桓、文全是霸。李觏看重的是天子的尊位，天子行事即使驳而不粹，依然是天子，是王，不可逾越。诸侯纵然行王道、仁政，也只能是霸。这种说法显然在有意提高天子的地位。我们都知道，孟子视“王”为一种道，视“霸”为另一种道，并非地位身份的标准，亦即并非只是号，正与李觏所言不同。也就是说孟子的“王霸”与《常语》中的“王霸”在概念含义上完全不同。
对此，李俊祥先生评论道：“孟子所理解的王道、霸道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统治方式，他的王霸之辨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道、位分离论，王权和王道是分离的，有的君王有位无道，有的圣人则是有道无位。因此王霸之辨在孟子那里就成为批评暴君的武器。而李觏所理解的王道、霸道并不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统治方式，而是代表着两种不同政治等级的统治方式，前者是一种价值分判，而后者只是一种事实的描述，他的王霸之辨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道、位一致论，王则行王道，霸则行霸道。因此，王霸之辨在李觏那里就不具备政治批评的功能，而沦为对现实大大小小政治统治者的维护，落实到北宋王朝的实际，就是对赵宋皇权的无条件维护。”[13]
区别了王、霸概念之后，李觏对历史上的王者、霸者皆持肯定态度。霸者的可贵之处在哪里呢？首先在于“内尊京师”，其次在于“外攘夷狄”。针对孟子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李觏反驳道：“孔子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而曰‘无道桓文之事者’过矣。”他说：
“衣裳之会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乎？《木瓜》[14]，《卫风》也，非仲尼删乎？正而不谲，《鲁论语》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虽不道，无歉也。呜呼！霸者岂易与哉？使齐桓能有终，管仲能不侈，则文王太公何恧焉？”[15]
李觏认为孔子称许桓、文，肯定他们在尊王攘夷方面的成就，孟子以继承孔子自居，却有意违背孔子的言论，置桓公、管仲救父祖之功于不顾，不啻“五霸之罪人”。俗儒徒晓高慕王道，卑贱霸术，却不知霸道并非轻易可及。
孟子曾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已也，复归于亳。”[16]李觏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争辩道：
“或问：‘伊尹废太甲，有诸？’曰：‘是何言与？君何可废也？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成汤既没，二十五月中，伊尹之知政，太甲之居忧，固其常也。不宫于亳而宫于桐，近先王墓，使其思念，名之曰放，儆之之至也。故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嗣王归于亳。二十六月而即吉也。则太甲之为君，何尝一日废矣哉？”[17]
关于伊尹废太甲的传说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李觏此说能不能算对孟子的批评以及有没有说服力，都是个问题，但从中透露出的“君不可废”的信念却很坚决。
再有，《孟子》书中有“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常语》中抓住最后一句，争辩道，文王当时应该有七百里，说百里“太俭”了。然后引经据典来证明……同样认为《孟子》与六经不符。
实际上，与《常语佚文》一样，《常语》对孟子的批评仍然没有离开“尊王”和“离经”两方面，也就是说，批来批去，坚持认为孟子不尊王，因而违背了六经及孔子之道。
三、李觏其他文章中对孟子的批评
《礼论第六》载：
“孟子以为人之性皆善，故有是言耳。古之言性者四，孟子谓之皆善，荀卿谓之皆恶，扬雄谓之善恶混，韩退之谓之性之品三：上焉者善也，中焉者善恶混也，下焉者恶而已矣。今观退之之辩，诚为得也，孟子岂能专之？”
此段文被认为是李觏对孟子性善论的批评和不满。其实，扬雄、韩愈都不持性善论，但都尊崇孟子，不能据此证明李觏不喜孟子。王安石可以说是最喜孟子者之一，他对孟子性善论也有批评的。况且李觏的人性论，与荀子性恶论相比，更接近孟子，萧公权先生直接认为李觏也持性善论[18]。
《富国第一》载：
“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盖城郭宫室非财不完，羞服车马非财不具，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戍非财不给，郊社宗庙非财不事，兄弟婚媾非财不亲，诸侯四夷朝见聘问非财不接，矜寡孤独凶荒札瘥，非财不恤。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
《原文》载：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乎？其书数称汤武将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利岂小哉？”
这两段文字是李觏站在统治者角度，强调富国与兴天下之公利的重要性，被认为是李觏批评孟子“重义轻利”的有力证据。但是，李觏并没有直接点名批评，与其说这是批评孟子，不如说批评当时的“谈利变色”的儒者们。
另外，孟子反对言利的言论是有激于梁惠王的具体问题而发，他并非一概不言利，只是肯定义高于利，对利的追求必须以义为指导，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程颐说：“天下只是一个利，孟子与《周易》所言一般。只为后人趋着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觏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无利，直是生不得，安得无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暖，无所不为，然后夺之于君，夺之于父，此是趋利之弊也。利只是一个利，只为人用的别。”[19]
四、李觏对孟子的肯定
《李觏集》中多处提到孟子，且大量引用孟子言论，有的否定，有的肯定，有的赞美。
《女色无定美赠卿材》诗中写道：
“……柳下无仲尼，小官终灭磨。进退在勇决，迟疑两皆蹉。退当事奇伟，夙驾追雄轲。进当取势位，健笔为干戈。胡然守一节，独自埋随和。”[20]
“雄轲”指扬雄和孟轲，表达了李觏要以扬雄、孟子为榜样，或者立功，或者立言，决不独善其身，远遁山林。此对孟子气象的溢美是非常明显的。
《上孙寺丞书》载：“觏，邑外草莱之民，落魄不肖。生年二十三，身不被一命之宠，家不藏担石之谷。鸡鸣而起，诵孔子、孟轲群圣人之言，篡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
《哀老妇》有诗句曰：“天民固有穷，鳏寡实其徒。仁政先四者，著在孟轲书。”
此表明李觏视孟子为孔子一样的圣人。
《周礼致太平论·内治第七》载：
“孟子对齐宣王曰：‘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亹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与王何有？’诚哉是言也。”
此显然表现出李觏对孟子观点的赞同。
再如，《庆历民言·本仁》载：“舜去四凶而谥以仁圣，汤初征自葛放桀南巢，而仲虺谓之宽仁。武王枭纣白旗，而孟子曰：‘以至仁伐不仁。’仁者固尝杀矣。世俗之仁则讳刑而忌戮，欲以全安罪人，此释氏之慈悲，墨氏之兼爱，非吾圣人所谓仁也。”[21]
同样引孟子言以证明圣人之“仁”，与佛教、墨子之“仁”的不同，其中对孟子的尊崇不言而喻。
类似的对《孟子》既引用又肯定之处实在很多，例如，在《国用第四》引“仁政必自经界始”[22]、《国用第十》引“龙子之言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23]、《国用十三》引述推其恻隐[24]、《刑禁第四》引“瞽叟杀人，舜窃负而逃”之事[25]、《刑禁第二》引“国人杀之”之论[26]、《道教第一》引“君子三乐”、《平土书》将《诗》、《论语》、《孟子》并称[27]、《潜书》引“男女居室，人之大伦”[28]，等等，不一而足，都是引用或赞美孟子，并用来增加文章的说服力的。
此外，李觏有很多观点和孟子相同，如“经权”思想、“应时迁徙”的思想、“保民安民”思想、“王道”理想，都与孟子并无二致。观李觏文，其意自见，非区区寻章摘句可范围之。台湾萨孟武先生也认为，“李觏的政论虽然接近于荀子，但亦未曾离开孟子”[29]，并引李觏《安民策》以证之：“愚观书至于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嗟乎天生斯民矣，能为民立君，而不能为君养民。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为亿万人也。民之所归，天之所右也。民之所去，天之所左也。天命不易哉，民心可畏哉。是故先哲王皆孳孳焉以安民为务也。”[30]
五、评论
平心而论，李觏对孟子既有批评也有赞叹。我们发现，李觏对孟子的直接批评仅局限于两方面：第一，不尊王，有悖于五经；第二，《孟子》引用的典故与经传不符。李觏对孟子的间接批评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性善论；第二，王霸论；第三，义利观。李觏时代，正是“孟子升格运动”[31]初兴时期，《孟子》在当时儒者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当时很多“尊孟”人物，如章望之，在李觏看来是俗儒。因此，李觏对孟子的批评完全可以视为李觏对当时北宋一批儒者的批评。李觏是个既崇拜儒家之道又关心时政的人，他强调“尊王”，强调“霸者不易”，强调“谈利”，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批孟是李觏现实批判的外在表现而已。
就李觏《常语》和《常语佚文》中对孟子的批评而论，都没有抓住孟子学的根本，所批评的内容都无关痛痒，确带“偶尔偏见”，也就是说，这样的批评都是表层的，没有进入深层，因而完全没有触及孟子学说的核心，当然就无法撼动孟子在儒家学说中的地位。
尽管李觏对孟子多有批评，但李觏对孟子的赞同和尊崇也同样很多，在有些重要的观点上，两者根本没什么不同。况且，对一个人批评归批评，与喜欢不喜欢无关。我老师常常批评我，但没有不喜欢我。鉴于此，我们说“李觏不喜孟子”这一判断有过仓卒。后来在孟子升格之后，后人有意想把李觏拉向与孟子对立的一边，以增强对理学的抗衡力，也不是没有可能。
李觏重视功利，提倡富国强兵，这是当时时代赋予儒者的历史使命。他站在儒家立场，对孟子、荀子、法家、兵家都有取舍，如果说他不喜孟子，也只能从“缓急之势异也”这个角度来理解。或许如下一段话更能反映出李觏的初衷：
“夫道者，通也，无不通也。孰能通之，中之谓也。居东焉，则远于西；南焉，则远于北；立乎中，则四方均言。故《易》曰：‘黄中通理。’凡卦以得中为贵，兹圣人之意也。有问身之安者，必对以导养也。有问食之美者，必对以牲牢也。言不可不先其大者也。疾偃于床而不肯纳药石，曰人教我以导养，可乎？饿踣于地而不肯受糗糒，曰人教我以牲牢，可乎？缓急之势异也。古之言王道者，是亦先其大者也。后之执王道者，是以轻药石贱糗糒，病饿且不救者也。王莽亦尝井田矣，房琯亦尝车战矣，岂不取笑？孔子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而曰‘无道桓文之事’者，过也。荀卿之非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太史公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无功’，亦有以也。”[32]
李觏认为孟子“先立乎其大”，本来不错，但若以此为教条，企图解决一切问题，就不对了。就比如有人问：如何才能身体健康？答曰：天天户外锻炼身体。这本来就没错。但对一个病得很严重的人，连走路都很艰难，你若同样让他天天户外锻炼身体，这就不妥了。此所谓“缓急之势异也”。北宋中期，内忧外患，积贫积弱，佛道日炽。此时仍然口口声声言王道，而黜霸道，国何以富、兵何以强？不能富国强兵，就有亡国之危，就如人都快要饿死了，何谈生命之意义？毋宁说食物要紧。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遍意义上的“食物比生命意义更重要”。
【注释】
[1]《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537页。
[2]夏长朴：《李觏与王安石研究》，台湾：大安出版社，1989年，第64页，注释18。
[3]《李觏集》，第538页。
[4]《李觏集》，附录一，第519页。
[5]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
[6]夏长朴：《李觏与王安石研究》，第59页。
[7]《李觏集》，附录一，第513页。
[8]李俊祥：《道通于一——北宋哲学思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2页。
[9]《孟子·万章上》。
[10]《孟子·尽心下》。
[11]《李觏集》，《常语佚文》，第515页。
[12]同上书卷三十二，第364页。
[13]李俊祥：《道通于一——北宋哲学思潮研究》，第159页。
[14]卫文公感齐桓公再造之恩，为《木瓜》之诗以咏之。诗云：“投我以木瓜兮，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兮，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兮，报之以琼玖。”
[15]《常语上》。
[16]《孟子·万章上》。
[17]《常语上》。
[18]参见第二章。
[19]《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15页。
[20]《李觏集》卷三十五，第388页。
[21]《李觏集》，第235页。
[22]同上书，第78页。
[23]同上书，第84页。
[24]同上书，第87页。
[25]同上书，第100页。
[26]《李觏集》，第98页。
[27]同上书，第112页。
[28]同上书，第209页。
[29]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台湾：三民书局，1969年，第344页。
[30]同上。
[31]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第92页。
[32]《李觏集》卷二十五，《叙陈公燮字》，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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