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后裔。周灭商后,周成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一带)。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自孔父嘉之后,其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姓。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为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音hé),母亲为颜徵在。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市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终生奋斗目标就是恢复礼乐制度。但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诸侯征伐的动荡岁月,决定战争胜负的标准,就是综合实力。换句话说也就是谁的武力强盛,谁就是战争的主宰,谁就能在战争中获取利益。所以,孔子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礼乐制度,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了。
孔子曾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由此可见,孔子是把树立道德仁义,作为自己最高的奋斗目标。但是,当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首要目标无法实现时,于是就退而求其次,渴望能够建功立业了。据《孔子家语》和《史记》记载,孔子青年时代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官)、“乘田”(管理牧场的小官),事无大小,均能做到近乎完美。由于孔子超凡的能力和学识,很快得到不断提拔。到孔子五十一岁的时候,被任命为中都宰,政绩非常显著;一年后升任司空,后又升任大司寇;五十六岁时,又升任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务。孔子执政仅三个月,就使鲁国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就均大有起色,国家实力大增,百姓安居乐业,各守礼法,社会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好形势。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从而,侵害了三桓的根本利益。于是,季桓子等人便竭力讨好鲁定公,使之疏远孔子。第二年,齐国向鲁定公献80名美女,24辆四匹马拉着的华丽马车。季桓子怂恿鲁定公接受齐国的馈赠,于是,君臣沉湎于声色,数日不理朝政;接着,鲁国举行郊祭,季桓子又不分祭肉给孔子。按照当时的礼仪,分不到祭肉就预示着得不到重视。于是,孔子只得被迫离开鲁国。过上了“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的困顿生活。直到68岁时,孔子才在弟子子冉的帮助下重返鲁国。
但是,此时的孔子早已对政治仕途灰心丧气了。于是,他便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后世,一边广收门徒,传播儒学思想;一边整理文化典籍,修订六经;据说,孔子曾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终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纵观孔子对中国文化上的巨大贡献,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孔子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巨人。他所开创的儒家思想,不仅成为后世封建帝王的统治思想,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笔珍贵财富。值得一提的是,儒家思想能够占据封建统治思想的地位长达两千多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那么,孔子对《周易》的完善和发展,究竟又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提高了《周易》的社会地位
说白了,《周易》就是一部占卜书籍。虽然在那个“无日不占,无事不卜”的年代,占卜在社会中的作用是重要的,但是,它作为一种“方术”之计,是很难登上大雅之堂的。正是由于,孔子发现了《周易》中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并将其纳入“六艺”之列,才能使之一度成为六艺之首。据《史记》记载:“易、书、诗、礼、乐、春秋,此六艺者。折中于孔丘,而当其首者,易也。”由此可见,孔子在提高《周易》的社会地位上,是功不可没的。
另外,孔子所处的是时代,虽然战火不断,战事连连,但却是文化上的黄金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史书记载,孔子有门徒三千余人,其中贤达之人就有七十二人。可见孔子在当时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系辞》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案。”由于,孔子对《周易》这本书的的喜爱,便经常翻阅,由于每—片竹简之间都有连接的绳子,时间久了,就把韦编的绳子磨断了三次,这足以说明《周易》对他有极强的吸引力。因此,这也从一个侧面推动了门徒对《周易》的喜爱,并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了《周易》社会地位的提高。
促进了《周易》的广泛传播
周文王作《周易》,其文字晦涩难懂,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周易》的广泛传播。众所周知,孔子学识渊博,但是,就这样一位学富五车之人,在捧读《周易》的时也是极为艰难的。《庄子·天运》中说:“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末得也:’老子说:‘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行有二年而未得也。’”由此可见,孔子在对待《周易》这个问题上,也是不敢贸然的。而是在经过相当的阅历之后,并在“老子”这位名师的指导下,方敢鼓足勇气研读《周易》的。试想,连圣人都都不懂的书,更何况是寻常之凡人呢?
有感于此,孔子才收集了当时有关解渎《周易》的一些文献,并且加以系统地整理,使这些文献更适宜人们理解《周易》。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孔子对《周易》所作的辅助说明:
(1)孔子分别对六十四卦之内涵予以了概括。例如: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时也。无妄灾也。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贲无色也。兑见,而巽伏也。
随无故也,蛊则饬也。剥烂也,复反也。晋昼也,明夷诛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大壮则止,遁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也,亲寡旅也。离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
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通过以上的解释说明,我们便可以从每一卦的称谓上,明确卦象的大致含义,这对初学《周易》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帮助。
(2)孔子把六十四卦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文王作《周易》,重新确定了卦序,但是卦与卦之间究竟存有何种联系,他并没有说明。这这项工作,恰恰被孔子来完成了。他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也,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通过对卦序之间的隐含意义予以说明,不仅使人们更加清晰的了解了卦象的内涵,更有助于学人的记诵和学习。
曾有易学大家这么说过,孔子对《周易》的最重要贡献,就是“赞”(辅助)。此言是极为准确的。因为,孔子对《周易》的解读,成功实现了《周易》从晦涩到平易的过度,并大大地促进了《周易》的广泛传播。
而且,由于孔子把《周易》列入了六艺的行列,而六艺在当时的社会中,又是每个社会士族之人必学的科目。所以,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周易》的传播。
实现了《周易》向义理方面的转变
《周易》是一部占卜吉凶祸福的典籍,在早期的时候,易学与巫术迷信相互杂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周易》的哲学思想内涵。例如,姜子牙看到灭商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向武王提议出兵征纣。可发兵前武王用龟甲、著草进行占卜,龟兆不吉。又恰遇暴风骤雨,随军众臣陡生惧怕之心,不敢发兵。但姜子牙认为他对周殷两方政治、军事的估计是正确的,便态度坚决地折断蓍草,踏碎龟壳对众臣说:“龟壳朽骨,蓍草枯叶,怎么会预知吉凶呢?”他力排众议,武王才决意发兵东进。大军至刑丘,大风把武王的车折为三截,武王的乘马被雷震死,暴雨三日不停,行军十分困难。武王动摇了决心,产生了疑惑。只有姜子牙刚毅果敢,处乱不惊。他说:“折为三,是天示意我们分兵三路进军;大雨三日不停,是在为我们天降神兵;而震死乘马,是示意我们换良马快行。全是吉兆。应顺从天意的安排。”
看完这段记载,我们除了要敬佩姜子牙的大智大勇之外,更值得敬佩的就是,他能准确的区分科学和迷信之间的差别。尤其是在那个巫术横行的年代,能够做到这一点,却是难能可贵的。姜子牙虽然提出了“龟壳朽骨,蓍草枯叶”的至理名言,可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周易》作为占卜之术的窠臼。直到孔子时期,这一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孔子在学《易》之前,也只是把《周易》看作占筮之书。然而,当他发现《周易》的德义”之后,便开始用儒家思想对其进行了驯化。孔子认为:“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这样便极大地提高了《周易》的哲学思想,从而使得《周易》向哲学范畴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那么,孔子又是如何圆融《周易》中的哲学与占筮之间的关系呢?孔子强调以德行仁义来求福求吉,而占筮只是最后的选择:“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意思是说,没有德行的人,神灵也不会去帮助他,所以这种人也不必占筮,正如《论语·子路》中记载:“‘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孔子就是这样在承认《周易》占卜功能的前提下,又充分挖掘和发展了其深刻的哲学思想,从而使之相互圆融的。
可以说,正是由于孔子的诸多努力和付出,才使得《周易》这本占筮之作,变成了一本包罗万象,内容庞杂的社会和哲学专著。此外,由于孔子在修订《周易》之时,更加偏重于义理说教,因此,这也为以后《周易》义理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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