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与主体意识哲学观

为什么翻译研究会转向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呢？这一方面是由于在这一时期，大量科技文献的译入引起了研究者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关注，于是，严密的逻辑论证代替了繁琐的训诂考证，细致的文本分析取代了主体的直觉感悟，而不落言筌、言近旨远的审美主张也更多地转向了对于文本形式与语言规律的关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一时期以俄国形式主义、语义学和新批评派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艺思潮涌入了中国，它们直接影响并孕育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的诞生。

2.2.2.1 历史时代的影响

这一时期，我国的哲学研究也深受科学主义的影响。例如，金岳霖对必然世界、本然世界和自然界的划分，对先天知识、先验知识和后验知识的区分，及其对必然、固然、当然和适然的厘清，均显示了其意在求“真”的思想主旨；在他看来，知识论方面的“真是独立的，真只能发现，不能创作，真不能随事物的变而变。”金岳霖，《金岳霖文集》(第3卷)，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3页。 于是，他将符合与否作为真假的定义，并用融洽、有效和一致作为衡量符合与否的标准。我们知道，一种哲学思潮的兴起和衰退，往往与其背后深刻的历史时代背景是密切相连的，因为“哲学首先不是人主观的思维活动、思维形式或其结果，而是思想中表现出来的时代。”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近代中国在经济上的衰退、军事上的失利和科技上的落后一方面严重地挫伤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让大家从唯我独尊的迷梦中惊醒，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深刻地意识到中华民族深重的历史灾难和生死存亡的艰难境地，并认识到西学东渐的意义和重要性。这一时期，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附带介绍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斯宾塞的《综合哲学》、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等，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深入人心，唤醒了民众的危机意识；鲁日·德·里尔(Rouget de Lisle)的《马赛曲》先后出现了王韬、侠民、译意、刘半侬、马骥良等多个不同的译本，足见这首抒发了法国人民要求推翻专制、争取自由的心声的名曲，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多么大的共鸣和反响；而第一个将《共产党宣言》完整地译成中文的陈望道，他对于中国历史的贡献又岂是当时其他普通译者所能及的？在近代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人极大地开阔了眼界，并意识到自然科学的落后是中国的致命伤，于是，有识之士纷纷主动吸纳西学，自觉反思传统，力图在中西思想文化间形成融通。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曾经因为文革而一度受到压制，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又随着语境的逐渐宽松再次萌芽。

我国译学界在这一时期大量译介了西方结构主义翻译学的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奈达、彼得·纽马克、巴尔胡达罗夫等人的相关译论，其中以奈达的译论传入中国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影响也最为广泛。以《奈达论翻译》一书为例，这本书于1984年出版之后，即在国内译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并于1985年名列香港商务印书馆门市部十大畅销书的榜首。这股学习西方结构主义译学理论的热潮主要源于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区别: 根植于深厚的文论、诗论和画论传统，中国人一向注重综合性的思辨方法，即采用高度概括的方式，抽象出最主要的思想和精神，这表现在译作评价中，批评者特别崇尚“神似”、“化境”的美学效果，强调译者对于作者意图的独特体验和领悟。这种方法的主要缺陷在于缺乏理性分析，无助于形成系统性的研究，因而无法推进译学的深入发展。

此外，这一译学范式的风起云涌也与大量科学文献得以译入中国直接相关。根据马祖毅等所著的《中国翻译通史》中的统计，民国时期(自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前后38年)，我国的自然科学各个门类科学著作的译书共计2 545种，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测绘学、气象学等多个学科马祖毅 等，《中国翻译通史》(第三卷)，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1949年至1966年间(除1955年)，科学译著共达14 500种，总数是民国时期的6倍多，而年均科学译著的数量则是民国时期的近13.6倍同上，第214页。；文革之后的1977年至1987年，年均科技译书的数量达到1 000种左右，而80年代以后的年均译书数量则在1 200种以上，不仅数量趋于稳定，而且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著作均得到了全面的译介同上，第247—248页。。如此大力度地译介外国的科学技术著作，一方面大力推进了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引起了译学研究者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关注，他们逐渐将其理性而系统的分析方法运用于翻译研究，这就导致了翻译学范式上的转变，即逐渐过渡到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阶段。

2.2.2.2 结构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

文艺思潮中结构主义思想的兴起同样带动了翻译研究中的范式嬗替。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西方文论的研究重心由作者转移到作品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俄国形式主义、语义学和新批评派和结构主义，e它们直接促成了结构主义译学思想的形成。俄国形式主义以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为代表，他着重探讨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特征，“反对只根据作家生平、社会环境、哲学、心理学等文学的外部因素去研究文学作品，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文学作品本身，文学评论者要去探寻文学自身的特性和规律，也就是说，去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和结构等形式上的特点和功能。”朱立元 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9页。 雅各布森认为，应当从同类文学作品的构造原则和表现手段中抽象概括出其文学性，因为与社会环境、历史背景、主体心理状态等外部因素相比，作品的内部结构与语言规律更为可靠和稳定，研究者可以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对其加以分析。这一研究方法明显带有科学主义的色彩。20世纪20年代，以艾·阿·瑞恰兹(Iror Armstrong Richards)为代表的语义学批评逐渐展开。这一批评模式深受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主张采用“细读法”，并引入类型学和词源学的知识对文学作品进行语义分析。一方面，它主张从作品的语言入手去把握作品的意义，这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①潜藏于作品中的作者的意志、感情、语气和意向；②对于语词、句子或段落的理解应当结合它们所处的语境，即具体的上下文联系；③要关注主体的心理状态，因为从作品的语法和逻辑结构中推导出的意义是相对稳定的，而不同的主体所产生的联想意义则是因人而异的。显然，这一批评方法带有心理主义的倾向，主张将心理学的相关知识运用于文学作品的理解、阐释与评价之中。但是，也正因为这一点，它遭到了新批评派的猛烈攻击，后者认为，主体的心理因素是变化莫测、难以衡量的，因而是无法把握的，应当清除出研究的范围。另一方面，语义学批评严格区分了科学语言与诗歌语言，认为科学语言使用的是“符号”，必须与其所指称的客体相对应，注重符号化的正确性和指称的真实性，因此必须遵循符号逻辑并且可以对之进行验证；而诗歌语言使用的则是传递情感、表达情绪的“记号”，目的是在读者心中唤起同样的情愫并引起其深入的思考。

新批评派批判了实证主义文学批评对于作者生平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历史等因素的一味考证，驳斥了浪漫主义文学批评所注重的作者灵感、天赋、想象力、个性等主观性因素，主张将研究的重心转向文学作品本身。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明确提出了一种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观: 他将整个文学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文学家们的个别的作品只有放到这个有机整体中，只有与之产生紧密联系才会具有意义，才会确立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并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存在物，而是处在一种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过程之中。”朱立元 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1页。 此外，每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也都是一个有机整体，批评者只有将作品的每一部分与整体相联系，才能准确而客观地解释和评价这一作品。他认为，艺术的感情是非个人的，因此，作家应当消灭个性，文学批评应当避开作家的私人情感；对于作家的评价，应当是将其放入文学史的长河中，把他与前人进行比较和对照。“艾略特的这一非个人化理论，一反从社会历史、道德、心理以及文学家个人方面解释作品的传统批评方法，一刀割断了文学家与作品的联系，要求文学批评把注意力只放到作品本身中去，文学批评家的兴趣应当从诗人转移到诗。”同上，第102页。 由此，文学批评的重心就由主体的意志和情感转移到了对作品的细致分析上，而新批评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如约翰·克娄·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的“本体论批评”模式和“构架肌质”理论，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的悖论与反讽、结构理论和细读法，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复义理论，艾伦·退特(Allen Tate)的张力论等都为我们进行文本分析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有益方法。

下面，我们将以列维斯特劳斯和巴尔特为例，看一看直接影响并促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产生的结构主义思想。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注: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是较为通用的译名，也可译为: 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 指出，在各种社会历史中，自然科学从一开始就受到特别的优待，并致力于研究与人本身无关的问题；而“人文科学的不幸在于，人不免要对自己感兴趣。由于这份天生的心思，使他首先要拒绝把自己提供给科学作为研究的对象，因为一旦同意便会要他温顺，并限制其对此表现出的不耐烦。”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二卷)，俞宣孟、谢维扬、白信才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23—324页。 在斯特劳斯看来，硬科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在不断地敦促社会和人文科学也证明其有用性，而任何对于这一倾向性的怀疑都会构成科学的危险；他主张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二元论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在作为观察的人和作为被观察的人之间划定一条分割线，使人文科学避免简单而粗糙、缺乏标准的解释与预言。在他看来，结构首先是整体和系统意义上的结构，类似于包括一些构成要素的模型；结构和模型并不是单一的，但却是有限的，它们彼此之间可以产生相互关系，可以进行形式上的转换，并可以进行还原。结构“不是人为的构造，而是无意识的世界的基本模型。它决定的世界的意义和形态，包括人的意识，而不是相反。如果说有什么主体的话，不是意识，而是结构才是主体。”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49页。 他将社会的交往分为三个层面，即妇女的交往、商品和服务的交往以及信息的交往，认为这些交往活动都是在自然和文化层面展开的，在形式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都可以还原为一些基础的结构关系。正如福柯所评价的，列维斯特劳斯以“人之死”完成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上帝之死”，因为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学应当致力于研究整体的无意识结构，即人类共同拥有的各种基本结构，而非主体的意识形态，这可以通过对人类文化和现象的研究加以把握。也就说，主体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主体及其创造性只是构成整体结构的组成部分，而对于这一结构的深层解读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基于此，列维斯特劳斯致力于研究原始人的思维，目的并非要证实他们拥有与文明人的逻辑思维不同的前逻辑思维模式，而是要证明人类拥有跨时空的共同的思维模式。他认为，在神话和图腾制度中同样存在着逻辑，只不过那是一种特殊的逻辑，展现了一种所有人共同拥有的无意识的精神结构。“尽管神话与科学有明显的不同，但它们具有同样的形式结构，这种结构仅仅是形式的，而不是内容的，它制约着神话与科学的内在思路，也制约着全部人类生活与文化。”同上，第451页。 他所要揭示的就是人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形式基础，从而将人的精神、社会和情感生活还原为无意识的形式结构，并通过分析这一复杂的内部结构来理解社会与文化现象形式上的复杂性。

需要注意的是，列维斯特劳斯虽然认为人类拥有共同的无意识结构，但在他看来，区别始终是认同的条件，因此他并不认为人类应当拥有普遍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是赞同卢梭“识别他人是认同自我的基础”的观点。毕竟，无意识结构只是纯粹形式上的，具体的生活样式和文化千差万别，是无法统一或还原的。这与主体主义哲学那种从自我出发去认识他人、从而将自我利益普遍化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机械化文明总是到不发达社会中去寻找自己的创造物，并以其毁灭为代价换取自己的存在，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多样性的消失，而这正是列维斯特劳斯所反对的，因此他主张:

对于一切新的、必定要出现的社会表达形式，不论其如何不寻常，我们要准备做到不惊、不厌、不抗。宽恕不是一种只把宽容给予过去和今天的纯思想的立场，它是向前看的一种能动的态度，是对于希望成为的东西的理解和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我们的后面、四周，也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对它所能有的惟一要求……是: 每方都给以他方提供更大宽容的方式来实现其自己。克洛德·刘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二卷)，俞宣孟、谢维扬、白信才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96页。

这种宽容的方式同样是我们在翻译研究中需要强调的，因为对于异域文化的文学作品，我们首先应当认识到作品深层的无意识结构都是相同的，从而以平和的心态接受其与本民族文化之间的不同之处，并将这种社会、文化层面的不同传递到本民族的文化语境中，促进两种文化在相互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理解与交流，这才是翻译活动所应当实现的最终目的。

前期的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所持的是结构主义思想，他认为，文学写作始终处于历史的强大磁场之中: 古典的写作(包括革命式写作、马克思写作、思想式写作等)都是一种政治写作，其中的语言仅仅是一种摆设和假托，渗透了主体的价值评价标准，这样就将字词的解释力缩减到了极限，并将这种区分善恶的单一意义强加给读者。这种写作方式中的作者(scriptor)有别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writer)，因为其作品除了具有文学性之外，还有政治性的道义担当，因而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会表现出明显的意图性。这时的作者并非要通过作品展示或传达意图，而是更倾向于以谴责、颂扬甚至威胁的方式将其价值观、伦理观、政治观等施加给读者。“当政治的和社会的现象伸展入文学意识领域后，就产生了一种介于战斗者和作家之间的新型作者，他从前者取得了道义承担者的理想形象，从后者取得了这样的认识，即写出的作品就是一种行动。”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 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巴尔特并不赞同这样的写作方式，他把这种用某一特定价值代替普遍价值的方法称为“神秘化”(mystification)，并倡导一种从作品的形式入手，从其意指作用着手的去神秘化的应对方法，以他对神话的研究为例，他将神话视为一个符号学系统，而且是一个第二秩序的符号学系统。因为第一秩序的符号系统包括神话中言谈的材料，例如语言、图画、海报、仪式等等，它们的意义只是表面的意义，是神话的能指，而且是受制于神话本身的；而巴尔特真正关心的则是神话的所指，是它的能指所表现出来的第二级意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一部作品的内涵意义，是作者真正想要通过曲折的情节、生动的叙述以及细致的描写所传达的内在情感和深刻意义。他试图通过建构与分析符号学系统来推导出与之相关的现象及其意义，并认为: “语言是意义的基石，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符号学家可以通过研究语言对世界的表述模式揭示种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深层意义产生的过程。”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60页。 可以看出，他所着力建构的系统与列维斯特劳斯所强调的结构就其本质而言是一致的，都注重对作品的内在构成的分析，而由此衍生出的批评方法排除了对于作者本身的心理因素的主观猜测，不为评价者的价值观所左右，也不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批评方法。受这些文艺思潮的影响，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认为，作品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摹仿或反映，作者的意图和译者的解读都不能影响或决定一部作品的意义；研究者应当关注的只有作品的艺术形式和内部规律，因为文学就是形式的艺术，而“译文需要被当作由各种相互关系交织而成的一张复杂网络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Theo Hermans,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