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解释学哲学观

源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解释学思想的哲学解释学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发端。海德格尔促使解释学自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向，而“宽泛地讲，从一般解释学到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变，实质上是‘现代’解释学向‘后现代’解释学的过渡。”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传统解释学一直致力于消除误解以达成客观性的理解。亚里士多德就曾将解释的目标设定为排除歧见，保证词与命题判断的一致性；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nst Schleiermacher)则试图借助批判性的解释揭示作者的原意，通过重建作品的历史语境来推导其意义，以达成对作品的真正理解；狄尔泰更是力图避免解释中的主观性和相对性，要求解释者从作品及其相关的历史文献出发，超越自身所在的历史语境，体验作者所处的生活世界，从而把握作品的原初意义，他认为，“只要人文科学的研究坚持方法论的解释方针，它们就可以宣称有一种关于人类世界的知识，这种知识的每一步都像关于自然界的自然科学一样严密。”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编者导言，第3页。 不难看出，在传统解释学那里，文本客体才是主体需要剖析与解读的对象，读者自身所在的语境只是消极的、干扰读者正确理解文本的因素，正是它造成了偏见和曲解，而主体自身的主观性也是应当竭力避免的不确定和差异性因素，因为每个人看待事物和问题的方式与角度必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别，这必然会引起歧义和争论。换言之，要想达成对文本客观而准确的解释，读者必须抛下自己的思想、意志、情感等主观性因素，全身心地投入到文本之中，通过把握作者的原意来理解文本。然而，海德格尔转换了这一视角: 他不再将理解视为一种主体达成认识的方式，而是将其看作主体存在的方式。进而，他否定了理解的客观有效性，认为理解不仅是一种主观性的活动，还受制于主体先行拥有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这种前理解是主体在理解活动发生之前就已经拥有的，受主体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等背景的影响，并由其经验、情感、文学素养、心理预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共同构建，最终形成主体理解作品的基础。在主体理解作品的过程中又会形成新的理解，从而充实其原有的前理解结构，并作为下一步解释的基础。也就是说，文本的阅读远非简单机械的复制过程，因为这时的文本已经变成了解释者的所有物Paul J. Thibault, Agency and Consciousness in Discourse: Selfother Dynamics as a Complex System,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4, p.148.。可以看出，传统解释学避而远之并试图消灭的主观性，在海德格尔那里反而成了解释的源泉和基础——没有了它，解释活动就无从谈起。这里的理解也并不以把握事实为目的，而是主体了解自身所处生活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海德格尔那里，理解即在自我解蔽中敞开此在之在的最深的可能性，理解本文不再是找出本文背后中的原初意义，而是在超越中返回的去蔽运动，并敞开和揭示出本文所表征的存在的可能性。”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1页。 然而，后期海德格尔认为，“前理解”是主体难以摆脱的先验图式，既构成了主体理解的边界，又体现了其存在的有限性。因此，他逐渐转向了语言问题，转向了存在与思的诗化之境，以求找出抵达存在之真理的路径。但是，这不但未能为人们指出一条充满光辉的路径，反而愈加暴露了解释学的危机。正如利科所指出的，“这个难题并没有被解决，而只是被转移到了别处，甚至因而变得更加难解了。”P.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59.

在海德格尔研究的基础上，伽达默尔建立起哲学解释学的完整体系，用以反对传统解释学的客观主义立场。“哲学解释学的中心焦点在于，关注人的存在和人与世界的最基本的状态，关注人类理解活动这一人存在的最基本模式，去发现一切理解模式内在共同的东西。”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页。 伽达默尔反对狄尔泰的方法论，认为如果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原则去要求人文科学，就会歪曲对象的真实本性，并距离真理愈来愈远，因为真理就是要通过去蔽来阐明人生的意义。他首先承认理解的历史性，但不是将历史性视为主体的一种主观性，更不是将其看作曲解产生的根源，而是把它作为认识的一种本体论条件。他认为，主体总是处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因而难免会带有一定的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我们理解的任务并不是要消除这一历史性，而是应当适应它并对其进行正确的评价。也就是说，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时间间隔和语境差异非但不是解释者应当清除的障碍，反而是一切理解的创造性基础。在海德格尔“前理解”的基础上，伽达默尔着手为“偏见”这一概念正名。在他看来，主体的偏见源于其历史性，它构成了主体的价值观，并影响着主体对于客体的客观理解。但是，偏见并不是应当加以抛弃的因素，因为它是“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H. 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trans. G. Braden and J. Cumming,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5, p.262.，是一种与主体所处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的积极的因素，它构成了解释者的视域(horizon)。视域代表了主体对于意义和真理的预期: 文本代表了作者的初始视域，而读者在进入文本之前，也有着由他所处的历史语境所构建的视域；在阅读过程中，两种视域会交融起来，形成“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从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域。这一新的视域既不同于文本的视域，也不同于读者原有的视域，而是包含并超越了二者，进而成为新的理解的起点。理解者的理解对象都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文本的意义也处于不断的形成之中，伽达默尔将这一形成过程称为“效果历史”。进而，他将文本的阅读和理解过程视为一个对话过程: 此时的文本向主体敞开，它与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和问答关系。在不断提出和解答问题的过程中，新的意义不断产生。既然存在着对话关系，就不能抛开语言这一中介。伽达默尔极为赞同海德格尔“哲学家不只是在语言中思考，而是沿着语言的方向思考”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1页。 的观点，他认为，人的本质是语言性的，语言不仅作为一种表意符号或工具，还是主体存在的方式，揭示着主体所处的生活世界的特征。“语言在本源上具有属人的性质，这同时也意味着人在世的基本的语言性。”H. 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trans. G. Braden and J. Cumming,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5, p.401. 他将主体与文本客体的对话视为一种语言游戏，这一游戏以重复性、无目的性、无限性和开放性为特征。此时的游戏者并非主体，也并不展现其主体性；真正的主体是游戏本身，每一次的解释都是一次未知的探险，其间，新的意义不断生成，文本的意义也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不难看出，这里的文本是一个开放性结构，它容许多样化的阐释和意义的无限生成。而这同样也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起源和基础。

2.3.1.1 德里达: 解构在场的形而上学

解构主义译学范式以哲学解释学作为其哲学基础，揭示并清除了意识哲学的消极影响。意识哲学的目标就是要探究纯粹的、规范的和同一的本源，即潜藏于表象之下的“逻各斯”(Logos)中心。从柏拉图的“理念”、笛卡尔的“我思”，到斯宾诺莎的“实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到分析哲学的“语言”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无一不表现了主体对于“逻各斯”中心的遵从，代表了人类对于理性、本质、真理和终极意义的无限崇拜和不懈追求。“为了将一个符号与另一个符号区别开来，语言学家必须先假定‘所指’是能够被把握的，并将其作为他们的出发点”J.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London &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p.99.。这种对于终极真理的追求剥夺了非理性因素存在的空间，用表面上的单纯与和谐掩盖了内在的矛盾与紧张，因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就“志在揭露这种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等级结构，进而颠覆它。”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53页。 其大体的思路是: 首先，德里达认为，意识哲学主客二分的传统造成了西方哲学与文学研究的分离，因此他力图把二者融合起来，将哲学看作充满隐喻的诗，由此颠覆了哲学的中心地位，将其仅仅作为它的派生物——文学的一种特殊情况。这非常有助于消解翻译研究中的中心主体的权威地位，也有利于打破理性因素的绝对统治，让非理性因素有机会浮现出来，进入研究者的视线。其次，解构主义者认为，结构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对一种构架原则或整体的统治地位的认同，不可避免会导致自身走向封闭与自足，因此必须取消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的对立，用生生不息的意指链来代替固定的结构，从而打破结构的封闭性与静止性，重新建立系统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再次，德里达刻意强调了差异性、矛盾性和冲突性，将受压迫、被边缘化的东西推上前台，展示了意义的不确定性与无限衍异性，这就赋予了译者和批评者从多元视角解读作品的可能性，也为译者的个性化阐释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和支持。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否定逻各斯开始。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erism)代表了西方最为传统和基本的思想方式，它预先设定了在世界中存在着一个固有的、统一的、永恒的逻各斯，而哲学和科学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探究逻各斯来把握宇宙运行的规则。德里达彻底否定了逻各斯的存在，认为它只是一种理论幻想。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符号的意义基于概念本身，因此是确定而单一的；德里达则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在场的形而上学”，它预先设定了实在与虚构、事实与价值、客观与主观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逻辑基础，且其中的第一项总是先于并支配第二项。而德里达所要做的，就是要以结构主义为突破口，对这一等级分明、结构严密的“在场形而上学”进行彻底的解构和颠覆。他首先解构的是言语中心主义: 它将言语视为第一位的、本源的和在场的，而将书写视为第二位的、派生的和不在场的。“因为言语是直接的、透明的、同一的，而书写则是间接的、多样的和充满差异的。”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54页。 由于言说者的在场，语符是主体自发的、处于当下语境中思想的表达，因而它和意义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而书写则不然，由于书写者是缺席甚至匿名的，理解者可能会对文本作出随心、随兴、随意的阐释，因此文本的意义可能是歧义性的、模糊的和不确定的，而且书写产生的文本只是言语的人为替代品，因而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针对这种观点，德里达指出: “言语中心论通过将书写看作言语的寄生的、不完满的再现而赋予言语以特权，采取的是一种置语言的某些特征于不顾的方式，是一种简单、粗暴的作法。”同上，第157页。 在他看来，语词根本没有一个终极的意义抑或超验的中心；符号的本质是游移不定的，是差异。“一个符号的意义根本不是根之于它自身的内在性(如概念、所指等)而是根之于它与其他符号的差异关系，它的意义是由它的‘他者’所赋予的。”肖锦龙，《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思想性质论: 文化的视角》，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他认为，言语和书写拥有相同的结构，而言语单位之间的关系只有在书写活动中才能得以阐明；而且，只有当一个词语被重复、被引用、被作为例子时，也就是说，必须用于书写中时，它才能用以去指称。

进而，为了彻底颠覆形而上学的等级结构，并确保这一结构永远不再建立，德里达运用了分延(differance)、痕迹(trace)和替补逻辑(logic of supplement)这三个由他创立的概念。“分延”即处于永恒运动中的不确定性，据此，符号与其所指的事物不可能同时在场，而符号的使用也会使所指的出场遭到拖延。德里达认为，“在场的形而上学”所追求的纯粹的“在场”根本不存在，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直接在场的。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到对象的在场，只是因为在在场之中有着其缺席的“痕迹”，即，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和理解都需要经由符号的传递，都必须借助符号系统进行表达。既然一个符号总是需要在与其他符号的差异关系中显示出自身的存在，那么，其他符号要规定这一符号的意义，也必须要在它上面留下它们的“痕迹”。这样，痕迹总是半隐半现地存在着，无法彻底抹去，其在场与缺席之间并没有明晰的界限。由此，痕迹永远都处于出现和消失的运动之中，不断地延搁着自身。据此，文本也不再是一个脉络清晰、意义明确的给定结构，而是由或隐或现的“痕迹”堆砌而成的“互文”(intertext)，它不存在终极意义，而只是一场不会终结的语言游戏。最后，他认为形而上学将书写仅仅作为言语的一种补充，这一策略同样也在消解着形而上学自身，因为替补对于缺席的东西和在场的东西同样重要，它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需要补充之物赖以存在的先决条件。这样，文字是对言语的替补，文化是对自然的替补，教育是对天性的替补，而译作也是对原作的替补。正如德里达所言，替补既是补充又是替代，它是一种附属物，是进行替代的从属例证。作为替代物，它不对在场的积极因素进行单纯的补充，它并不进行烘托，表示空无的符号已经确定它在这一结构中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讲，某物只有通过让符号和指代者填满自身才能自动填满自身和完成自身。符号始终是物本身的替代物。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11页。

最后，德里达驳斥了哲学对于文学的优越性。传统西方哲学认为，哲学是对于确定性真理的追求，因此虚构的、隐喻的文学只能是哲学的派生物。然而，德里达通过分析表明，文学话语和哲学话语是同源的，并且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哲学事实上只是文学的一种特殊情况而已。

这样，德里达就将形而上学所设定的二元对立关系转变为替代和补充的关系，避免了其中一方相对于另一方的优越性和统治性，表达了其反中心主义和非本质主义的思想倾向。他说: “中心同样封闭了它所打开并使之成为可能的游戏。重点是作为中心的内容、要素、术语都再也不能替换。在这一中心中，元素(它们当然也可以是处于一个结构中的其他结构)的交换与转换都是被禁止的。”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by Alan Bas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352. 既然替补是对起源的补充，并且能够替代起源，那么二者就是相通的，而不是说起源才是人们思考的中心；而且，替补是没有本质的，“没有本质恰恰是替补的奇特本质。”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457页。 按照这一观点，一方面，译作与原作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译作只是一种外在的增加，它介入缺席和在场之间，其替代活动一方面增补了特定的空白，另一方面又标志着这种空白的存在。另一方面，作为原作替代品的译作既与原作存在着差异，又与原作处于平等的地位。作品一经产生，作者就随即失去了对于它的天然解释权和支配权，译者在解读和分析原作的过程中增加的新的意义是对于其有益的补充；而读者和批评者也不需要苦苦执著于追寻文本的原意，因为原意根本就不存在，即便是作者本人也无法对原作作出权威且令人信服的阐释。译者在译作中的替代性解读与作者对原作的解释具有同等的效力和可靠性，而读者和批评者在阅读过程中萌生的新的观点、角度和思考同样是对译作和原作的替补，这些替补性的观点和意见与作品的原意之间并没有界限，它们同样是作品意义的起源。这样，作者的中心地位被消解，原作所代表的原意集合被拆解，意义在播撒运动过程中不断被替代、被改写也不断得以丰富。我们最终读解出来的是作品的原意吗？无人能够作出肯定的回答，又或者，追问这一问题本身就没有意义。

由于语境、参照物的不同，同一个符号的意义会呈现出多元性、流变性和不确定性，德里达将符号意义的这种不断变异和增值的状态称之为“播撒”(dissemination)。这种观点在肯定了意义的多样性和主体的阐释自由的同时，也为人们带来了思想上的转变: 因为逻各斯将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简化为封闭狭隘的系统结构，身处其中的主体都被抽象化为同一的、无差别的单子，执着于对中心和秩序的追寻；德里达则打破了这一封闭、静止而沉闷的格局，为研究者带来了一丝新鲜的空气，并还原了生活世界富于生机、变化多样的本来面貌。这对于译者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既然符号的意义不确定，文本的意义也就不再是封闭而单一的，译者就可以突破结构的限制，从多重的立场和角度解读文本，而且不同的译者的迥然不同的阐释都可以被视为是合理有效的，这样译者就拥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和解释权。这样，译者渐渐从作者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不再是凡事听命于作者的“奴仆”，也不是透明的没有个性特征的中介，而是拥有了和作者平起平坐的地位，这无论是对译者还是对译作而言都是一种极大的自由和解放。

2.3.1.2 巴尔特: 零度写作

巴尔特宣称，“为使写作有理想的未来，就必须把写作的神话颠倒过来: 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之死为代价”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Author”, Modern Literature Theory. A Reader, ed. Rice and Waugh. London: Edward Arnold Press, 1992, p.116.。作者之死的提出标志着他由结构主义者开始转为解构主义者。在后期的巴尔特看来，文学作品应当展示的并非伦理意义上的自由，而是通过语言的自由获取人自身的自由；作家不再需要承担社会教化的重任，也无须在作品中申明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点或政治主张，因为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稳固的结构体系，已经脱离了作者的主观操控。基于此，巴尔特倡导一种类似于语言的中性项和零项的“零度写作”的美学观，他这样解释说:

零度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说，非语式的写作。……这种中性的新写作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环境里而又毫不介入其中；它正好是由后者的“不在”所构成。但是这种“不在”是完全的，它不包含任何隐蔽处或任何隐秘。于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一种纯洁的写作。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 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可以看出，“零度写作”涵盖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零度写作类似于新闻式的写作，是直陈的、没有语式的，作者只关注报道和书写活动本身，而不对其中的道德善恶作任何主观性的评价；其次，零度写作是一种主体“不在”的中性的“白色写作”，作品中不再出现作者的影子，也就是说，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并不带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也不会试图让读者接受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方式，而是持一种中性的、不介入的、不评判的态度；再次，零度写作具有工具性特征，不带有主体的目的性和意图性。“它是作家一种全新的使用语言的方式，即采取一种中性的、纯洁的零度写作。它摆脱了某种典雅或华丽的风格，也摆脱了时间因素的纠缠，防止了历史观念的入侵，消除了个人情绪的介入。因而，语言不再是沉重的、单义的、观念的，而是处于一种纯中性的可变迁的代数方程形式的状态。”项晓敏，《零度写作与人的自由: 罗兰·巴尔特美学思想研究》，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巴尔特将写作分为两种: 一种是及物写作(transitive writing)，它是达成其他某种目的的手段或工具，这时的写作者被称为“作者”(écrivant)，他可以将读者带入作品以外的另一个世界中去；另一种是不及物写作(intransitive writing)，这时的写作者被称为“作家”(écrivain)，他只关心作品中的形式和语言技巧的运用，对于语言以外的东西则毫不关心，这时的作品就是写作者的唯一目的。因此，作家的写作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一种纯粹的、不及物的、语言学范围的活动，它并不代表作者的主观思想和意图，也不指向作者所身处其中的社会历史语境。因此，对于译者和读者而言，探究作者创作时的心理状态或是考察文本出现时的社会历史特征都是不必要的。创作对于作者而言，只是一种寻求快乐、获得自由感受的不及物写作，此时，“作家不再是写什么东西的人，而是绝对的写作的人。”Roland Barthes, To Write: An Intransitive Verb,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6, p.49. 可以看出，此时的作者早已迈下神坛，甚至退出了作品，而采用了一种沉默的、不介入的、缺席的写作方式。与“作者”与“作家”的区分相对应，文本也可以分为“读者的文本”和“作者(作家)的文本”两种: “读者的文本要让我们通过它来观察预先规定的‘真实世界’，它体现了现实的‘既定’看法和‘既定的’价值框架并使之永远存在。而作者的文本则相反，它指向未来的假设和可能性，而决不预设什么东西，它要让读者和作者一起创造，而不是把读者降为一个被动的消费者。”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61页。 在阅读这两种文本的过程中，读者所获得的个人体验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读者的文本以传统的文学作品和畅销书为代表，它所展现的是已经在文化语境中固定下来、让读者熟稔于心的价值观、审美观、语言特色、创作思路等，因而不会对读者构成障碍，读者只需要跟随作者的叙述就能够得到自然的快乐(plaisir)；作者的文本则极大地挑战着读者的阅读习惯，它不符合读者原有的审美观、价值观、兴趣爱好等，也动摇了读者早已形成的心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预设，然而这样的阅读所带给读者的却是狂喜(jouissance)，因为此时文本的意义具有无限的衍异性和多样性，而“决定文本意义的并不是作者，而是仰仗读者的参与，读者就像一个音乐演奏者那样再创造文本。”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62页。

2.3.1.3 费耶阿本德: 反对方法

如果说德里达解构了结构，那么保罗·费耶阿本德又译: 法伊尔阿本德。(Paul K. Feyerabend)则解构了标准。他尖锐地批评了科学哲学，甚至说: “我认为科学哲学、基本粒子物理学、日常语言哲学或康德主义这样的领域不应该改革，而应该让它们自然死亡。”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第133页。 他坚决反对科学哲学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定明显的界限、并要将非科学的成分从科学领域中清除出去的做法，认为应当消除的只有界限，因为它不利于知识的进步。他认为，科学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思想形式，它同样具有可错性和可证伪性: “科学仅仅是人发明来应付其环境的众多工具之一种。它不是惟一的工具，它不是不会出错的……”保罗·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 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周昌忠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84页。 科学与非科学是相互包容、相互渗透并相互转化的，因此，并不存在绝对可靠的科学方法，“任何方案、任何理论、任何程序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优劣、根据适应于它所应付的那些过程的标准予以判定。”洪晓楠，《科学文化哲学研究》，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89页。 在他看来，在对抗宗教的时候，科学还是一种进步力量；然而，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科学已经在人们崇敬的目光中被抽象化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教条，渐渐变成了宗教的替代品，成了一种控制人和压迫人的意识形态。

因为事物的发展是多样且不平均的，即便是表面上看来最为理性、最为精湛的认识论也无法应对实践内容的丰富性，因此试图用一种绝对的、普遍的、严格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的想法未免是过于天真了，“在所有情况下，在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都能得到维护的，显然只有一个原则，即: 什么都行。”Paul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London: Verso Edition, 1975, p.28. 他主张“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epistemological anarchism)，为一切最平凡、最荒诞的陈述辩护，既不永远忠于任何一种思想形式，也不持久地反对它。因为“所有的方法，即使是最显著的方法论，也有着自身的限度。”Ibid, p.32. 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往往是在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假定性分析，而要排除由经验导致的成见，必须引入新的理论和标准，进行理论间的对比，这样才能摆脱传统方法论框架的束缚，避免认识的单一性和绝对性。费耶阿本德首先用非方法(nonmethod)反对传统的方法论原则，主张抛弃普遍、齐一的标准和固定、僵化的理性主义，包容一切思想和所有方法。在他看来，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任何方法都无法证明自身的可靠性，因此，研究者应当将所有的规则、标准和方法都容纳进来。因为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限是人为设定的，对于直觉、思想等非理性方法的拒斥也让人们距离事物的真相越来越远；只有冲破形式理性的束缚，保持选择的开放性，才能从根本上捍卫人的自由和尊严。

在否弃了理性主义的一元方法论之后，费耶阿本德提出了自己的多元主义方法论。这一方法论采纳“理论繁衍原则”，即“从关于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观点或理论中‘增生’或‘繁衍’出一些与它逻辑上不相一致甚至对立的理论。”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40页。 这样，理论就趋于多样，方法也趋向多元。在此基础上，他攻击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种种教条，并认为，理论和事实是彼此依赖和相互渗透的，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分明的界限。因此，人们所看到的“事实”，往往已经受到了理论的“沾染”，不完全是客观的。即便是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有赖于主体的观察和认识，因而也会渗透主体的印象、感觉、经验等主观成分，不可能是绝对精准和确切的，所以传统的符合论真理根本就站不住脚。研究者不应当因为理论与事实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不一致就抛弃或否定这一理论，因为完全有可能是事实本身出了问题。进而，他向科学沙文主义发起了攻击，主张向被科学排斥在外的非科学敞开大门。在他看来，科学固然会带来辉煌而惊人的成就，以占星术、江湖术士的草药知识等为代表的非科学同样会丰富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因而，应当抹去科学与非科学之间那条原本就不应当存在的界限，以促进知识的进步和人类的自由。“事实上，比起理性的、规则的、整齐划一的东西来说，也许混乱、偏差、机会主义等更能促进科学的发展。这种偏差和误差成了进步的先决条件，‘没有混乱就没有知识’、‘不经常排除理性就没有进步’。”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46页。

2.3.1.4 利奥塔: 知识合法化的危机

在尼采的上帝之死、福柯的人之死、巴尔特的作者之死以后，利奥塔进一步宣判了知识分子的死刑。1983年，他在《知识分子的坟墓》一文中指出，当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存在价值都已经陷入了危机: 他们遵循旧的价值体系，拒绝重估价值，拒斥创新，屈从于秩序和权威之下，不再为了真理而论争，而是长久地陷入沉默。他认为，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当代社会，知识已经不再作为人类丰富心灵、提高自身素养的方法而存在，而是逐步演变成为一种压迫和宰制人的力量。“知识与权力整合，知识(科技知识)成为一种当代‘话语’，一种压迫、排斥、控制的权力形式。”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9页。 而作为知识的两种形式，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本应当是同时并存、缺一不可的。因为任何谈话中必然存在三个要素: 讲述者(sender)、聆听者(addressee)和指涉物(referent)，三者形成特定的话语模式(modes of discourse): “讲述者处于‘知者’或‘行家’(knower)的地位，听者则成为表示赞成或否定的角色，并通过指涉物达到双方的认同与表达。”同上，第181页。 叙事知识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体系，包括言说能力、游戏规则等，指涉幸福、正义、善美等观念，并构成一定的社会制约关系；而科学知识则与事物的正确性叙述相关，旨在验证真理、修正谬误。他指出，必须以解合法化(delegitimation)的方式瓦解那种以单一标准去消弭所有差异的话语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模式和以权威性陈述强迫读者承认其真理性的“元话语”(metadiscourse)。

长久以来，“科学”一直与“叙事学”相互扦格。以科学的尺度来衡量叙事学中的描述，多少都要流于寓言传说。然而科学本身并非限于提供诸多实用法则去探求真理，它还必须在其策略竞赛中让自身所运用的规则合法化。因而科学就针对自身的方位和状况，制造出一种合法化的说法，这种说法，我们通常称之为“哲学”。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 译，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28页。

这里的“合法化”，就是指“一个立法者被认可具有权力去颁布一条法律，并使之成为系列规范。这个过程就叫做合法化。”同上，第46页。 问题在于，科学性的知识必须通过叙事学的知识才能证实其真理性，然而按照科学的观点，叙事学的知识又根本称不上是知识。随着科学逐步占据了人文科学领域，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元叙事抑或宏大叙事宣告失败，而由此产生的信仰危机也消解了科学本身，也使整个知识的合法性受到了威胁。“根本就不存在‘科学的方法’，科学家在其他人面前也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而已。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有责任去证实它们。”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by Geoff Bennington & Brian Massumi,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p.60. 在他看来，当前的知识与科学所追求的只是不确定性，而讨论的目的也只是要探求悖谬逻辑，而“后现代科学本身发展为如下的理论化表述: 不连续性、突变性、非修正性(nonrectifiable)以及佯谬。后现代科学对以下事物关切倍至: 模棱两可的，测不准的，因资讯匮乏所导致的冲突对抗，支离破碎的，灾变，语用学的悖论等。”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 译，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172页。

2.3.1.5 其他相关的后现代主义思想

借助于对知识合法性的批判，利奥塔否定了认识论的普遍性基础，让多样性、差异性和相对主义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除此之外，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以解释学替代认识论，用弱理性取代强理性，用协同性诠释客观性，从而模糊了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使科学不再高于其他的认识，而只是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存在，而真理也不再等同于客观性和合理性，它只是一段时期内取胜的东西，完全有可能在将来被否定。他说: “应用‘客观的’和‘认识性的’这类敬语，只不过表示了研究者之间一致性的存在或对一致性的期待而已。”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14页。 克尔凯郭尔认为，个体的情感体验是理解对象和自我的唯一途径。在福柯看来，人不是万物的尺度或中心，也不是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而是由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共同建构的产物，是由科学话语创造的一个范畴；由此，他“开始质疑问题的提出者，并认为这一特别时代的特点并不仅仅是人能够提出各种问题，而更多的是各种问题的起因都内在于语言本身。”Edwin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ised 2nd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146. 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认为差异和重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capitalist modernity)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所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Keith Ansell Pearson, Germinal Life: Th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of Deleuz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4.，于是，他将欲望看成是积极的、主动的、创造性的和非中心性的主体特征，而非一种匮乏式、否定式或是欠缺式的心理状态；他反对一切禁区、结构和权威，提倡视角多元化，意在克服权威视角对其他视角的代替和压制。而马克斯·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则认为，理性话语已经成为一种统治工具，它奴役了现实，并助长和捍卫了机械论，于是，他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用社会批判理论深刻批判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因为“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 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01页。

可以看出，以哲学解释学为基础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了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思潮，它洞见了科学话语对于叙事话语的僭越，揭示了理性的中心性和权威性对于人本身的压迫和宰制，并将哲学从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使其由“非此即彼”的独断论转向了“或此或彼”的选择论。后现代主义者宣布意义具有开放性和无限衍异性，认为不同主体对于同一文本的多元化阐释都具有合法性，因此应当受到同等的关注；它宣告了理性思维方式的解体，将一切非理性因素推向研究的前台，强烈冲击了传统思维方式；它用质疑和批判的目光审视一切事物，这实际上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是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为特征的。”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页。 最终它在解构中心的同时，也解构了人甚至整个哲学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