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存在的追问

海德格尔最初的哲学兴趣是在1907年，产生于他的老师康拉德·格律伯给他看的一篇布伦塔诺的著名论文——《亚里士多德论存在的多重意义》。其中，布伦塔诺根据亚氏的《形而上学》一书中的观点对“存在”所进行的分析引起了海德格尔的关注，并成为了他以后哲学生涯中持久的动力和兴奋点。可以说，亚氏的实践哲学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海德格尔，使他逐渐远离了意识哲学，并从根本上导致了他与胡塞尔的分歧和疏离；而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对于亚氏又不是全面肯定的，他认为亚氏所试图廓清的问题是“存在是什么”(what)，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存在是为何”(how)，即弄清楚存在的含义和意义。他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 “显然，在你们使用‘存在’这个词的时候，你们一直认为自己很清楚所指的是什么意思。然而，曾经一度自信已经理解这个词的我们，现在却觉得困惑了。”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62, p.19. 在他看来，“存在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将“存在”视为一个业已存在、已经确定了的预设前提，但是，存在究竟如何能够成为可能？存在本身又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不弄清楚，就难以从本质上了解“存在”这一概念。

基于此，海德格尔从三个方面指出，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哲学对于存在的论说存有着种种成见。首先，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普遍性需要重新界说，因为它对于这一性质的论述是晦暗不明的。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普遍性并不是对于一切存在者及其特征的归纳和概括，而是应当超越一切存在者或族类之上的。其次，尽管他认同 “存在无法定义”这一观点，但在他看来，存在之所以难以定义，是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普遍性，而且这种普遍性超越了一切存在者。他指出，传统哲学所关注的只是具体的存在者，即物质、感觉、意识以及意志，而非存在本身，由此造成了“存在的遗忘”，使哲学忽略了“人”这一基本要素。因为要真正理解“存在”，必须经由“理解”这一关键性环节，而这是无法排除主体这一要素的。换言之，要真正把握存在的实质，必须通过主体的思考和理解才能得以实现。再次，“存在是自明的”这一观点使得“存在”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概念而被处处使用，但是却没有人曾经论证说明存在何以能够自明；而且，这一表面上的自明性其实又导致了存在实质上的不可理解，使得存在始终是一个人们无法揭示的谜。正因为此，海德格尔说，“我们向来已生活在一种存在之领悟中，而同时，存在的意义却隐藏在晦暗中，这就证明了重提存在的意义问题是完全必要的。”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 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6页。 关于这一点，他在《回到形而上学的基础之路》一文中也曾经有过相关论述，他指出，形而上学从来没有追究或解答过存在的真理问题，因为它自始至终都将存在作为存在者来设想，将这两个概念相互混淆了。海德格尔，“回到形而上学基础之路”，W. 考夫曼 编著，《存在主义: 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到沙特》，陈鼓应、孟祥森、刘崎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19页。 由此可以看出，海德格尔通过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力图全盘推翻传统哲学的实体观，用特殊个体的存在来取代普遍实体的地位，并使个体存在成为唯一的真实存在。这样，在他那里，实体的普遍性被个体的特殊性所取代，实体的永恒性被个体的暂时性所取代，实体的确定性被个体的可能性所取代。现代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转折”就在海德格尔那里完善化与系统化了。涂成林，《现象学的使命——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萨特》，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6—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