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生存的意义

海德格尔一直着重强调的“此在”，并不是理性的代表，也不是意志、信念抑或精神的象征，而是以此突出人尤其是个体的人的生存问题。个体的人是具体的、多变的、“我”性的，他不具备超越现实的超验性，因此必然要面临着一系列生存和选择的难题，并不时会遭受忧虑、恐惧、烦躁等各种困扰，而他就是在这一生存状态中了解自身，或是迷失自我。可见，海德格尔所探讨的并非整个人类的问题，而是个体的困境，他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就是: 个体何以能够存在？他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这一点也可以从海德格尔对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一著名命题的批判中看到。笛卡尔表明了如下观点: 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理性的“我思”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人类正是经由理性的思考而了解这个世界。一般认为，笛卡尔的这一命题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特征，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端。但是，海德格尔却尖锐地指出，笛卡尔的这一命题在本质上是模糊不清的，他说，“笛卡尔发现了‘Cogito sum’(‘我思故我在’)，就以为已为哲学找到了一个新的可靠的基地。但是他在这个‘激进’的开端处没有规定清楚的就是这个能思之物的存在方式，说得更确切些，就是‘我在’的存在的意义。”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 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31页。 换言之，既然笛卡尔没有先弄清楚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那么，他又如何说明人何以能够思考，何以能够生存呢？海德格尔甚至认为，正是笛卡尔的这一命题决定性地耽搁了人们对于存在的思考，并使自我在存在论上没有得到应有的规定。

这种对于个体的关注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一方面，它让我们从对绝对理性和精神实体的迷恋中惊醒，认识到人类并非万物的主宰，相反地，人类的认识存在着限度，因而其生存也要受到来自各方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抛弃盲目乐观的心态，回归到对自身真实生存境况的思考之中。同样，译者要真正理解一部作品，必须关注作品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并考察作品背后作者的生存状况及其心理感受。这些文本中呈现抑或潜藏着的信息，往往表达了作者真实的心声，是作品活的灵魂，因此也正是译者需要特别留意的。反之，如果将作者看作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是不利于译者走近作者、深入解读和传达文本意义的。真实的作者其实也是一个有血有肉、富有感情的个体，他可能拥有伟大的情怀，同样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性格缺陷；而译者所需要做的，并非是将作者奉为神圣而顶礼膜拜，而是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其本来面貌，这同样也是读者希望通过译作了解的真实的作者形象。另一方面，海德格尔为我们展示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背后人的力量，让我们看到操作机器的人的目的和价值，由此去思考人为何要存在的问题，即“人的存在意义”这一切入时代命脉的重要问题。海德格尔对于现代科技的态度可以说是较为中立或者说是温和的。他曾经在访谈中公开表示他并不反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他还将森林看作林场，将山看作采石场，将河流看作水力，也就是说，他将大自然看做为“我”所用、为“人”服务的。他指出，他之所以会反思和批判科学技术，目的在于理解技术的本质，这充分体现了这一批判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他提醒我们，科学技术一方面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揭示了自然界的各种秘密；但是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同样有遮蔽的一面，它使人们忽略了技术本身的危害性，并会使人们丧失思维的独特性，逐渐简化为“单轨思维”，最终会在丧失自我存在的家园的同时也丧失自我。他说，现代技术将“一切拉到同一个平面上。人们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事物，对所有事物只有一种看法。今天，每一份报纸、每一份画报、每一个广播节目都以同样的方式提供统一的观点。……那不再注意事物存在方式(Wesen)的片面观点一跃为全面，这就使它有了无害和自然的外表。”转引自 张汝伦，《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1页。 海德格尔对于科学技术的批判是发人深省的，他让我们认识到尽管表面上人是科技的统治者，实际上人是处于科技的统治之下的。也就是说，不是人控制了技术，而是技术控制了人。因此，我们在译学研究中，也要认识到人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理性主体，而是有着各种能力局限、受到各种生存威胁的个体存在，因此批评者不应当要求译者成为完全透明的中介，在理解和传达的过程中不出现任何的差错、不掺杂个人的思想感情。而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更不能将译者看作整齐划一的单轨思维的主体，将翻译视作简单的机械性操作或转换，而要去充分关注翻译活动中作者、译者和读者各自具体的生存境况，以便发掘译者的各种潜能，使其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