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的偏见

伽达默尔认为，个人的理解必然带有历史性，也就是说，解释者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历史地位等因素必然会影响和制约他对于文本的解读。因此，那种试图让自己置身事外，以中立、客观的立场介入文本的研究方法是不可取的，毕竟，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以自然呈现于我们面前的事实领域，而是呈现在丰富而复杂的实践领域，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才是有效的。然而，问题在于，既然解释者无法避免自身的历史性，就必然会与文本存有一定的距离，他的解释也就无法与作者自身对文本的解读保持一致，那么，他的解释还可靠吗？如果可靠，衡量这一可靠性的依据又是什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传统的解释学给出的方法是弥合解释者和文本之间的时间间距，以消除主观的成见和误解，还原真实的文本客体。不难看出，这代表了一种对于理性的尊崇，即要求克服一切主观和偶然的因素，追求客观存在的真理。斯宾诺莎不就认为，要理解作者的精神，读者必须克服自身的偏见，“除了作者所能想到的意义外不考虑任何别的东西”转引自 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 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研究》，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81页。 吗？作为“近代史学之父”的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更是极端地认为只有让自我消失，才能理解他人。而伽达默尔则指出，个人永远无法摆脱历史的影响，历史决定了我们理解的可能性和限度；我们只能基于传统、基于我们的前理解去理解文本，因此理解过程中的偏见是无法摒弃也无法消除的，而且它的意义也并不消极，它是解释者得以进入文本的前提和基础。可以看出，“偏见”一词在伽达默尔这里并不带有贬义的色彩，而是一个中性词，并在理解过程中确实起着积极的作用。

伽达默尔认为，真正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理解的实在，他将其称为“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而理解就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伽达默尔，《诠释学I: 真理与方法》，洪汉鼎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07-408页。这样，伽达默尔让人们把关注点从历史传承下来的作品转移到作品及其研究对于历史所产生的效果上，认识到这些研究中产生的新意义同样是有价值的。他认为，文本的意义并非由作者决定，而是在读者与文本的对话过程中产生的，即，文本是在解释——即读者与作品的对话——过程中获得新的意义的，这种意义显现于思想交流的效果之中。此前，文本被视作一个封闭的客体，其意义是固定不变的，译者为了寻求文本的意义，必须克制自己的情感，排除个人的偏好，让文本自然地展现它自在的意图，而这其实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而现在，文本的理解被看做一个开放而动态的对话过程，意义得以延展，内容得以丰富，更为重要的是，译者自身的理解也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这时的译者需要做的，并不是沿着作者的创作思路去探寻由作者限定的固定不变的文本意义，而是要尽量展现作品的复杂性和多重阐释的可能性，因为“对一个文本或一部艺术作品里的真正意义的汲舀(Ausschpfung)是永无止境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无限的过程。”伽达默尔，《诠释学I: 真理与方法》，洪汉鼎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06页。 而且，译者理解文本的过程也是文本意义不断产生、不断丰富的过程。

但是，无偏见的理解是不可能的这一观点并不表示理解中的一切偏见都是合理的，为此伽达默尔将偏见区分为真偏见和假偏见两种，认为应当用时间距离过滤掉那些会让理解者产生误解的假前见，并让那些使理解得以顺利进行的真前见浮现出来。在此之前，施莱尔马赫认为，正是时间距离造成了词义的变迁和理解者与作者心理上的隔膜，由此产生了误解，因此他主张，“研究者必须通过批判的解释来恢复文本产生的历史情境和揭示原作者的心理体验，从而达到对文本的真正理解。”王岳川，《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9—170页。 狄尔泰也主张通过“体验”的方式让理解者全身心地进入文本，体验作者客体化了的生活和精神；通过消除时间距离来拉近理解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让理解者在走进文本的艺术世界的同时，也能够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与他们不同的是，伽达默尔认为，时间并不是造成误解的原因，也不是横亘于理解者与作者之间的阻碍物，而是构成理解的基础，因此，时间距离不是我们应当克服的东西，也“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鸿沟，而是由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填满，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传承物才向我们呈现了出来。”伽达默尔，《诠释学I: 真理与方法》，洪汉鼎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04页。 正是由于时间距离的存在，理解者才能在视域融合的过程中，抛弃一些不合理的偏见，同时保留合理的偏见，也才能不断产生新的意义，扩充原有的视域范围。既然时间距离并不构成我们理解中的障碍，那么译者对于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就具有了可能性与可行性；批评者也不能因为译者与作者处于不同的历史境域就断言译者的理解是不可靠的。这样，译者就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他可以通过对原作所在的历史背景的分析，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扩充自己原有的视域范围，从而能够更加合理地认识作者，也更为贴切地把握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