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知识的分类

哈贝马斯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知识实质上陷入了神秘的形而上学的泥潭，而马克思对于生产技术的强调也会使技术成为统治其他一切生活层面的决定性力量，二者都不利于社会持久而健康的发展，并会导致现代社会合理性的危机。为了避免这一危机的出现，他将知识分为三类: ①科学技术知识，源于物质利益的需要，其目的在于利用技术知识有效地改造自然界，它遵守的是工具合理性；②人文科学知识，出于理解意义和价值的需要，目的是要澄清实际生活的行为规范和符号表达行为中的意义问题，它要求遵循交往合理性；③自我反思的批判知识，源自人类自我解放的需要，它“通过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把人们从他人的强制和自我异化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恢复人的自由和自律。”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60页。 在哈贝马斯看来，“人类不仅在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技术上可以使用的知识的领域中进行学习，而且也在对于相互作用的结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道德实践意识的领域中进行学习。”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 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9页。 在实践活动中，人们通过工具性行为学习技术知识，以真实的表达为媒介进行并扩大对外部自然的控制，也就是说，在生产活动中，人们依靠的是技术知识，这种知识可以通过培训和积累的方式获得，在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和扩大信息传递范围的基础上，人们可以以话语的形式传达并检验经验的真实性；而内在自然社会化则需要社会系统通过规范结构才能得以实现，在此过程中，主体学习了道德实践知识，表达了自己的需求，获得了他者的认可，并承担了一定的责任，他需要遵循的是正确性要求和恰当性要求。“面对外部自然，社会系统用(遵循技术规则的)工具行为来捍卫自身，面对内在自然，则用(遵循有效规范的)交往行为来捍卫自身。”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 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工具性行为提高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为人们带来物质生活的富足；而交往行为则用以增强交往主体对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感，消除主体间的隔阂与冲突，让社会能够顺利地过渡到一种更为和谐和先进的层次。这两种行为都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而哈贝马斯尤为重视其中的交往行为，因为产生于这一行为中的道德实践知识有助于建立更为宽容的交往语境，有利于参与者形成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也可以形成更加公正、有效的行为规范和制度，从而构成指导工具性行为得以开展的力量。

“一种实际的思考要想带来‘认识’，就必须超越行为者特殊的主观世界，而进入主体间共有的社会世界的事态当中。”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 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与描述客体或事实的客观认识不同的是，伦理认识离不开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且始终处于一定的语境之中，具有批判色彩。伦理认识形成的前提是交往主体都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中成长起来，并且都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基于文化实践知识的积累，个体主体可以理解并运用评价性词汇和规范命题。而在评价活动中，主体可以揭示自己遇到的种种诱惑和阻碍，并超越个人的爱憎，形成关于自己和他者的共同生活的信念。“这里涉及的是主体间共同享有的实用知识，它们反映在生活世界当中，并通过实践而‘保存’了下来。作为共同拥有的文化生活方式，它们具有客观性，并在社会上广泛流布，也广被接受。”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 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哈贝马斯赋予了评价活动一种社会学的视角，以此来观照翻译批评，就可以看出译作评价不能仅以批评者的个人偏好和目的作为切入点，因为首先批评者的主观目的和个人好恶本身也是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因而也必须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接受检验和评判；而且评价活动也和主体间共有的社会传统和生活历史相关，因为主体必须在交往关系中形成彼此间的认同。评价活动给每一个参与者都提供了一种追求沟通的理性话语的语境，在此，主体需要阐述自己的理解和主张，更要理解他者看待这一作品的特别视角，并运用双方已经形成共识性的规范对作品进行检验，这样，主体性就被置换为主体间性，并由于参与社会公共知识领域的评价而具有了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