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践的理解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理解，理解功能就创造着文化的现实。”何萍，《生存与评价》，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60页。在这一理解活动中，译者不仅能够认识文本客体，还可以扩展自己的视域，加深对于作者所在生活世界的理解，并能够进一步认识自己。
“实践的理解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理解，理解功能就创造着文化的现实。”何萍，《生存与评价》，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60页。 在这一理解活动中，译者不仅能够认识文本客体，还可以扩展自己的视域，加深对于作者所在生活世界的理解，并能够进一步认识自己。马克思认为，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对象性关系: 主体通过对客体的改造活动实现自己的目的，并展现自我的价值和创造性；而客体也会在这一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中成为主体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并对主体形成一定的限制和约束，因为人类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natural being)，“其生活方式依赖于外部的客体”Sean Sayers, Marxism and Human Na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151.。在翻译活动中，一方面，译者由于所在生活世界的影响，其认识和理解水平均存在一定的限度，而且由于文本在问世之后就具有了一定的客观性，无论是语言规律本身还是文本的具体内容都会限制译者的阐释自由，因此译者是受限的而非充分自由的；另一方面，译者在翻译这一理解性的实践活动中，也会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既为译作读者带来更多新的信息和知识，也丰富和扩展自己的视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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