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

维特根斯坦后期倡导“语言游戏说”，其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意义即用法”: 字词是语言游戏的工具，其意义在于人们如何使用它。“我们的语言游戏之所以具有如此众多的功能完全是因为我们在特定的语言实践中对它们，更准确地说，是它们借以构成的符号(表达式)做了这般的使用，是使用赋予它们以生命。”韩林合，《维特根斯坦哲学之路》，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2页。 这一观点首先肯定了主体的存在，尤其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对于一个言语行为完成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它揭示了语言形成的历史性和意义建构的社会性，这与生活世界的主旨其实是暗合的，因为生活世界之所以具有优先性，就在于“在生活世界中，人和世界保持着统一性，这是一个有人参与其中的，保持着目的、意义和价值的世界。”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 后期维特根斯坦突出了人的存在的重要性，强调唯有通过人的使用，语言形式才具有意义，其有效性也才能得以保证。

这显然有别于传统哲学的语言观，后者往往认为语言形式和意义的一致在于人类精神上的一致性。以传统哲学观为基础的语文学译学研究十分重视译者和作者精神的融通和心灵的契合，它认为译者除了要具备两种语言的良好素养之外，还必须拥有与原文作者相当的天资与禀赋，所谓“译诗者必须首先是一个诗人”；而译作必须传达出原作的神韵与风采，达到钱钟书所推崇的“化境”，即: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转引自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18页。 这自然是许多译者的终极梦想，也是翻译的理想境界: 此时的译作是完全透明的，读者可以透过译作将原作一览无余。然而，这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因为由于个人经历、体验、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译作难免会与原作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连钱钟书本人也指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同上。

此外，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将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以澄清科学的概念和命题的意义，从而为科学知识奠定基础。这实际上也是前期维特根斯坦努力要实现的目标: 因为认为自然语言带有含混性和歧义性，维特根斯坦曾经与弗雷格和罗素一样，致力于建立科学语言，以探寻语言的本质和逻辑。然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逐渐认识到，“语言并不像他在早期的作品中所认为的那样，是与‘世界上’的‘图像’或‘事态’一一对应的一系列命题。语言的使用其实是多样化的，且与人类所从事的各种不同活动(‘语言游戏’，‘生活形式’)交织在一起。”Oswald Hanfling. Wittgenstein and the Human Form of Lif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1. 于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胡塞尔开始着手创作并讲解《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时，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 他在1936年至1949年间完成的《哲学研究》一书中，公开承认用理想的人工语言取代日常语言的想法是错误的，并宣告放弃对于科学语言的追求，回到丰富多姿的日常语言中去，这同样标志着他向“生活形式”即生活世界的回归。因为“生活形式”是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行的、以特定的、历史地继承下来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等为基础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体或局部。”韩林合，《维特根斯坦哲学之路》，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5页。 可见，所谓生活形式，实际上就等同于现实的生活；它也是一个前科学、前逻辑的世界，包括了人的一切实践活动。而“当维特根斯坦通过回归生活形式，把语言从抽象的逻辑王国中拉回到日常生活世界时，他就同胡塞尔一样，试图为陷入危机之中的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提供一个内在于生活世界之中的意义世界。”衣俊卿，《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4页。

不难看出，维特根斯坦“生活形式”这一概念的提出，促使研究者放弃了对于语言规律的一味迷恋与追求，开始关注使用语言的人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并逐渐承认语言形式的多样性及其意义的差异性。这里的“语境”可以指上下文(context)，也可以指范围较广的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等。语境对于语言意义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1. 语词的特定环境所产生的变义；2. 词语的情态色彩意义；3. 词语语法意义；4. 句子及超句群在特定的集约形式中的意义；5. 语篇的主题意义。”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第44页。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一种更深刻的理解，即能够使那个对当下本身的理解作共同规定的过去的视域得以敞开的这样一种理解，对于这个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只要是在某种对他才有可能的本源性中，原则上就都是有可能的，这种本源性对于另一共同体、并进入到与这个共同体的关联中去的每一个人来说，则是隐藏着的。埃德蒙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张廷国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98页。

原文作者由于所处社会历史语境的限制，会在原作中有意遮蔽一部分信息，以迎合当时政治语境的要求，而译者在进行文本解读的时候，由于这类信息本身的模糊性，难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误读，从而导致读者对于原作和作者的误解。此外，原作特有的历史和文化色彩也会造成其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这些信息对于同样使用本族语、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且具备相当的文学素养的读者来说，或许是敞开的、可以理解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变迁，这类信息也会趋于遮蔽。本民族的读者尚且会觉得困惑，异域文化中的译者和读者就更会感到艰深难解了。关于这一点，曾虚白在《翻译的困难》文章发表于1928年1月16日《真善美》半月刊第1卷第6期。 一文中，曾将摄影与翻译相比较，并把翻译中的主要困难分为两种: “第一种，因为各种族遗传下来的风俗，习惯，思想的不同，同样的辞句却能发生绝对不同的感应；第二种，因为各种族文学上的组织不同，没有精神的改造，决计不能充分表现创作里边原来的映像。”转引自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16页。 可见，翻译决不仅仅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简单的符码转换过程，译者所需掌握的也决不只是语言的内部结构和规律。译者在开始翻译之前，必须对作者和读者所处的社会语境作细致而深入的考察，充分了解原作的价值、意义及其影响，并准确把握原作的语言特点。

将翻译研究置于生活世界之中，可以加深我们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帮助我们站到一个更高的立足点上去考察翻译活动的价值。衣俊卿指出，人类社会结构可以划分为三个基本层面: (1)最基础的层面是以个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饮食男女、言谈交往为主要内涵的日常生活领域。(2)中间层面是政治、经济、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社会化大生产等非日常的社会活动领域。由于这一领域直接涉及社会的体制、规范等，所以有人将之称作“制度化领域”。(3)由科学、艺术和哲学等构成的非日常、自觉的人类精神和知识领域。因为这一领域所揭示的是关于人这一自觉的和对象化的类存在物的知识，因此可以称之为自觉的类本质活动领域。衣俊卿，《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4页。

通过对这三个不同的社会层面的剖析和了解，我们可以重新考察译者的翻译目的: 究竟仅仅是为了满足译者个人的生存需要，还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抑或是为了开阔读者的眼界、丰富其精神世界和知识储备。由此，批评者可以对译作进行较为细致的归类，并按照其达成的效果和形成的影响考察其价值。例如，我们可以基于此来思考一下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翻译理论。作为中国近代翻译大家和系统译介西方思想和文化制度的第一人，严复在翻译《天演论》(赫胥黎著)时，曾在卷首的《译例言》的第一段中说: “译事三难: 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通海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转引自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6页。 这一理论流传至今，仍被许多读者包括研究者推崇备至、奉为经典，但也因为一个“雅”字而饱受非议。梁启超就曾经委婉地批评严译“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认为学理之书宜用“流畅锐达”之笔译出。同上，第109页。 其实，仔细看一下这篇文章，我们会发现，严复在第三段中明确说道: 《易》曰: “修辞立诚。”子曰: “辞达而已。”又曰: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者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雅。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转引自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7—108页。

严复在这里明确地界定了信、达、雅三者的主次关系，并表明了自己讲究修辞与文采的目的在于“行远”，即流传。须知，当时严复的译著的读者大多属于中国封建的士大夫阶层，而所谓“奇技淫巧，典礼所禁”，这种对于拒斥科技的态度经由道家和儒家的宣扬，一向深入人心，因此这些读者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大都不太感兴趣，或者不大看重。可以说，与作品的实用价值相比，这些读者往往更重视译作的审美价值，在这种前提下，如若译作的文辞不够古雅，对他们而言没有吸引力的话，这些书稿是很容易被束之高阁的。因此，为了译作能够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严复的“雅”(Elegance)字一说在当时固然是“刻意求显”，其效果却是相当明显的，以至于这一准则曾一度被译为“Readability”(可读性)Edited by Mona Baker,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371.。他的译作正是在以优美的言辞吸引读者的同时促进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推广，在让读者得到精神愉悦的同时深入了读者的内心世界，在满足读者审美需要的同时也实现了译作广泛传播的目标，这又何尝不是“雅”字的功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