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学研究回归生活世界的途径:

鉴于生活世界对于翻译研究的重要意义，我们绝不可忘却这一内涵丰富、寓意深远的理论背景，而是应当在深入挖掘其价值和意义的基础上加深对翻译活动中的主体特征、主体间交往关系和主客体的认识和理解。而要真正做到让译学研究回归生活世界，则需要借鉴实践哲学的主旨精神和相关理论，这大致见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去研究翻译活动，可以使我们从总体上把握主体的根本性特征，了解其中作者、译者和读者的自由性、社会性、受动性、目的性、创造性、超越性等，因为马克思明确地将实践界定为一种自由自觉的、规定着人的本质的活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进而创造人本身的活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3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这样，就将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外部自然世界等关系内在于实践活动之中，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了解生活世界中的各种要素在这一实践活动中的生成、演变和和谐共存。而哈贝马斯更是明确了生活世界才是主体间交往活动得以顺利展开的场域，此间主体可以通过商谈和争论达成相对一致的观点，建立可接受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这样，译者就不再处于与文本客体相对立的位置，而是与其他主体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并通过彼此间的交往行为更加理解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和客体特征。其次，“生活世界是主观给予方式的视域，而自然科学的客观世界就是建立在这种视域之上。它是客观科学所需要的理想化之感性基础，客观科学是从生活世界中产生的筹划，它作为反思人类共同体关系的知识形式，并服从于他们的需要。”洪汉鼎，《重新回到现象学的原点——现象学十四讲》，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2页。 实践哲学则从主体的存在问题切入翻译研究，将翻译看做一种主体特有的自由的存在方式，并揭示了主体是自然性、社会性和个性的本质统一，这就让人的理性、情感、感性、直觉、意志等不同的主体性特征获得了一定的存在空间，让文本客体的意义、价值等因素进入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让被科学世界压制并异化了的生活世界的特点重新得以体现，这样，翻译研究就能在回归生活世界的途中，展现出对人及其生存的终极关怀，并重新焕发出温暖的人文主义光泽。再次，实践哲学以一种批判的、反思的眼光对主体间的交往活动展开思考，在它看来，主体间性并非基于主体性，而是源于主体的社会性，这可以帮助我们走出狭隘的自我意识，将翻译中的单一的主体性上升到主体间社会交往实践关系的层面上来进行思考，从而能够更加接近翻译活动的本质特征。而且，实践哲学以批判性的目光观照内在于生活世界的传统规范，这有助于让翻译中主体间的交往行为尤其是语言交往行为更加趋于合理化，而在合理的交往行为中，理性开始从意识哲学的理性范畴向语言哲学和社会哲学的日常交往实践的理性范畴转变，它不再是主体哲学的主体自我反思能力或驱动历史的整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理性，而是具有包容性、多维性、对话性、非排他性的日常交往实践的交往理性。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4页。

这种交往理性并不是一种以控制他者、征服自然为目标的强制性工具理性，而往往体现为通过对话和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和规则。可见，实践哲学不仅符合胡塞尔以生活世界唤起人们面向事情本身、对认识行为进行纯粹描述的反思态度的目的，也与翻译活动希望通过对话和交流活动说服他者、影响社会，最终改变生活世界的主旨是一致的。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囿于“见人不见物”的主观性研究方式，仅仅注意到个体主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或是流连于“见物不见人”的科学世界，运用单一而静观的思辨模式，都无法理解翻译中主体的总体性特征，无法全面认识译作的审美、社会、伦理等方面的价值，更无法总览翻译实践活动的全貌；只有将翻译研究置于实践哲学的视域之下，以相关理论和思想来观照研究中的主体和客体，让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因素均得以显现，使理解和评价活动更加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才能够接近翻译这一交往实践活动的本质，并实现翻译研究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我们知道，生活世界包括两个层面，即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二者的区别在于: 日常生活旨在维持个体的生存和再生，非日常生活则旨在维持社会的再生产或类的再生产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13页。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等日常消费与交往活动，以日常语言为媒介，运用的是非创造性、重复性的思维模式；而非日常生活则涵盖政治、经济、技术操作、经营管理等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领域和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人类精神生产或知识领域衣俊卿，《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4—305页。而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生活”这一范畴几乎包含了人类一切的活动；而近代众多哲学家所倡导的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也并非意味着可以放弃对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思考，而是要从总体上去把握主体的生存状况。基于对日常生活的充分了解，译者才能对作者意识和情感的形成有较为准确的把握，才能够对原作所蕴涵的文化、道德、伦理等因素形成独特的体验和感悟，并自觉产生改造日常生活世界的愿望。其间，译者会产生较强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也会关注主体的生存问题。否则，非日常生活世界会被日常生活世界不断同化，原作的神秘色彩会渐渐消失，译作的美感会慢慢被忽略，译者的价值也会逐渐被遗忘，如此，翻译将会被视作与机械操作无异的周而复始的枯燥劳作。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译学研究回归生活世界的途中，很容易出现两种错误倾向: 其一，日常生活世界也会造成对非日常生活世界的侵蚀，对它的一味强调会导致两种不良的后果: 自在世界的遗忘和生活世界的异化。一方面，必须看到，“日常生活所代表的个体生存与再生产是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与基础。”同上，第158页。 因而，日常生活世界是个体的生存之所，能够为其提供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熟悉感和安全感；它赋予个体丰富的意识和情感，让他能够对社会风俗与习惯形成自己的了解和感悟。其实，一部作品之所以能够真正打动译者、促使其进行翻译，并不一定是由于原文作者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或是原作在本族文化语境中已经得到公众的广泛接受，而往往是由于作品中含有让译者为之精神振奋的观点，有他认可的价值观，也有符合其翻译目的、在他看来可以让读者产生共鸣的思想；而读者要真正理解和接受一部作品，单凭理性的分析也是难以实现的，而是必须借助其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长期积累和积淀，才能最终获得精神层面的升华。我们知道，译者和读者之所以能够理解并接受一个文本，往往源于其长期从日常生活世界中所获得的知识积累和情感体验，即卢卡奇所说的“前摄”(beforehand)的知识，它决定了译者和读者能否深入作品，能否理解作者的内心世界。毕竟，无论艺术家们采取什么形式，是把美好的东西撕裂毁灭，把道貌岸然的东西变得滑稽可笑，把凶残邪恶的东西血淋淋、赤裸裸地展现出来，还是把生活的原生态不加遮掩地再现出来，他们都在以有声的和无声的语言，从心灵的最深层向人们交流着炽烈的情感，描绘着永恒的人的形象。因此，在艺术世界中深藏着人类最精细、最微妙、最复杂、最缠绵的情感。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2页。

另一方面，非日常生活世界的急剧扩大会导致日常生活世界的异化甚至隐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为人类带来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的同时，也使人陷入了焦虑、茫然和无家可归的境地。随着日常生活世界不断被非日常生活世界所侵蚀，科学理性逐步形成了对实践理性的僭越，人们渐渐失去了归属感和安全感，进而在周而复始的劳作中忘却了生命本真的意义，也放弃了对于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日常生活世界不仅为作者提供了必需的创作灵感，也为译者和读者深入文本、形成自我的理解和阐释提供了必要的知识积累。基于此，作者才能在作品中表达出自我强烈的忧患意识，译者才能读出作品中深刻的情感，读者也才能为之深深叹服，并加深对于生活世界的理解。然而，一旦这种日常的积累和体验活动被打断，译者和读者就会远离为其提供精神支撑和灵感源泉的日常生活，他在阅读中获得的审美感受就会被抽离，这一实践活动就会变为功利性和目的性都十分明显的机械性操作，从而使这一活动在丧失美感的同时也失去了自身的意义。

其二，将生活世界简单化为日常生活世界，将翻译活动视作一种本能的、无意识的、重复性的劳作，由此忽略了主体所展现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须知，尽管日常生活中的习俗、传统、常识、经验等塑造了译者自身的个性，是我们研究时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然而，相比之下，非日常生活世界所展现的主体的创造性实践更能体现翻译活动的价值和意义。要深入理解一部作品，仅仅依靠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积累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读者接受作品的过程中，还包括一种复杂的“滞后”(afterwards)体验。如果作品提供的信息是读者早已熟知的，传递的情感是读者深有体验的，展现的文化因素也是读者了然于心的话，它是很难让读者产生兴趣的。真正能够使读者眼前一亮的，往往是能够带给他一种崭新的阅读体验，给其带来一定的心灵震撼的作品；而读者在最初接触这种作品的时候，往往会因为这种新鲜感而与作者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这类作品，或者传达先进发达的技术知识，或者含有独到而深刻的思想，或者展示迥异的异国情调，总之，总是有一部分信息和内容是有别于读者所处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它们往往来自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信息支持，更源于作者对于现实世界冷静而深沉的思考。相比之下，日常生活经验较少的读者往往更容易被作品所打动，其内心世界也容易受到作品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而在日常生活世界中长期熏陶渐染的那部分读者，则倾向于在阅读作品之后，依旧返回其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世界。

究其本质，这两种错误倾向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从总体上去看待生活世界，由此造成了对其理解的片面化和表面化，最终无法正确认识翻译这一复杂的、自觉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要克服这两种倾向，必须用实践哲学来观照译学研究，充分体现认识论、价值论、人本学和本体论的内在本质的统一。既看到翻译活动的自在性与自发性，又看到其受动性和异化性，更要将其看做一种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因为“实践哲学构想的理论基点在于，它从人区别于动物和其他存在物的最本质的规定性，即从实践活动入手来确定人生活于其中的感性世界的根基。”衣俊卿，《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