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的现代三步曲

语言学（Linguistics）成为现代意义的语言科学(Science Languages)始于19世纪。在这之前的历史进程中，研究语言的学问被称为“语文学”(Philolgy)，更准确地讲，在19世纪之前，语言学是语文学的具体构成内容。

在19世纪以前，语言学之所以被归类于语文学，是因为在19世纪以前，人们研究语言的主要目的是为对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古书作校勘和训诂，以及通过语言去研究古代的文化艺术、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等，它往往受制于主观的教条规定，其臆测多于客观的描述和检验。因而，古典语文学研究基本上忽视了语言自身的演化发展规律，也忽视语言对人的生存和历史性上升的血缘联系及其功能作用。由于如此，它不仅严重地阻碍了语言学的现代发展，也禁锢了人类思维和情感的日益开进，在现代自然科学思潮的不断冲击下，语言学才逐渐冲破古典语文学的冻土，生成为现代意义的语言科学。

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诞生于19世纪。在19世纪以前，语言学隶属于语文学，因为语文学在事实上构成从文献角度研究语言文字的各种学术和技能的总称，它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等。19世纪始，在西学的影响和推进下，语言学不仅独立发展起来，而且与国际上的学术分科观念接轨，它构成一个学科大类，并使语文学成为它的分支。

语言学的独立发展道路，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近200年的历史运动中，实实在在地敞开为一条丰姿多彩的现代化道路。在这条现代化道路上，语言学家们前赴后继地树建起了三座丰碑——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创建于19世纪上半叶，它与丹麦的拉斯克、德国的波朴和格林、俄国的沃托可夫等语言学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历史比较语言学第一次跳出本族语言的蕃篱，把语言置于人类发展的历史框架中来审视，对各个时期的语言进行对比研究，以求寻找不同语种的语言在同一历史时期进程中所存在的语言、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对应关系(即亲属血缘联系)。历史语言学的这一探索进路，使它在构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进程中，创构并张扬一种比较分析的科学方法，这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对语言学建设的卓著贡献，亦是对现代人类精神探索的真诚礼赞。

历史比较语言学运用比较分析的科学方法，强调语言发展的历史联系，注重于不同语种的发展过程中纵向亲缘关系的演化研究，但它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根本缺陷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方法的缺陷，历史比较语言学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却无法揭示所有子语言中无残存表现的母语特征；二是认知视域的狭窄，即由于偏重于语言的历时性生成演化规律的探究，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语言的共时性规律，忽视了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渗进、相互影响的心灵-情感-认知机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两大局限，尤其是后一种局限，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滥觞于语言学舞台提供了可能空间和现实条件。

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诞生开创了语言学现代化的新纪元。开创这一语言学现代化新纪元的创始人，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但必须指出的是，索绪尔不仅是语言学界的爱因斯坦，亦是语言学界的但丁，他和他的法国学生梅耶首先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集大成者，并在总结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先河，并奠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索绪尔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30年代，在他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几个结构主义学派，即布拉格音位学派、丹麦（哥本哈根）语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等。

沿着索绪尔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结构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学派纷呈，最主要者有布拉格音位学派、哥本哈根语符学派和美国结构语言学派。其中，布拉格音位学派就是其“结构—功能学派”，主要研究对象是语音学，强调语言内部各成分的功能，突出语言各成分的对比，并通过对比构成总的模式或体系。哥本哈根语符学派所关注的重心是语言的符号性质及其在人文科学中的地位，该学派注重于从形式和实体两个方面来分析语言，并构建起逻辑严密的语符学理论体系。美国的结构语言学派却更注重于语言结构的形式分析。

从整体上看，学派纷呈、学说林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其基本的语言认知方式、思维框架和研究的宏观方法仍是索绪尔式的。索绪尔认为，每种语言都有一套独特的标明自身存在的关系结构，并且每种语言的个别单位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必在跟其他单位的相区别相对立中存在。索绪尔指出，语言结构类似于象棋，象棋里的每个棋子都是不同的单位，这些不同的单位都代表一定的意义和动作范围；但它们的存在都必以若干区别性而跟其他单位相对立，并按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因此，对棋子而言，离开了象棋的结构关系，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木块或石块而已，以此来看任何语种和语言中的语词或词素，都有如这棋子。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中心任务有二：一是探讨语言自身的这种空间关系结构，以及语言材料——语词(或词素)如何在这种空间关系中获得指涉的意义与价值；二是探讨语言材料(语词或词素)怎样通过这一空间关系结构而聚合和区别，使其同时获得共相的和个性的意义性存在。

结构主义语言学之所以能够取代历史比较语言学而主潮20世纪上半叶语言学阵地，正在于它看到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以假设语言必存在亲缘关系为前提去重建人类“原始共同语”的空泛性和不可现实性，以及这种语言研究道路对人类现实生存引导的偏离性。客观地看，语言研究的现实生存价值，正在于语言的运用和发展对人的生存行为和意义间的相互影响。结构主义语言学正是立足此去探求语言行为的共性（“语言”Langue)规则和个性（“言语”Parole)特征，及其二者相互依存的关系结构与价值指向和规范。

由于注重于语言的空间关系结构对语言材料聚合的意义指向和对语言行为的现实规范，因而结构主义语言学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思维-认知方法，即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追求描写事物的整体化原则和分析事物的形式化方向：由于前者，结构主义语言学获得了静态描写的模式特征；因为后者，结构主义语言学踏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结构主义语言学努力于这两个方面并将其推向极端，既不利于对语言行为的语义探讨，也有碍于对语言的复杂性存在事实的关注。由此双重阻碍，必然导致语言学的自身革命：语言学在自我开辟其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很快地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言学获得蓬勃的发展。

语言如象棋，语言规律如象棋规则，语言行为如下棋行为，这确实是一个很形象的比譬。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那里，语言的关系结构(规则)是使语言材料(语词或词素)获得语言运用功能的唯一契机和动力：语言规则决定语言行为的产生和意义的获得。单一地从语言自身的角度看确实是这样，但语言始终是人的语言，并且语言行为始终是人的行为：因为前者，语言规则最终是人所为之而赋予的规则；由于后者，语言行为总是产生人的某种驾驭语言(语词或词素)的力量。因而，语言的运用(及其所生发的意义和价值)，总是人的某种实际生存能力对语言的实践化。人的实际生存能力对语言的实践化，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语言能力”，而人的语言行为就是人的语言能力的实践化达成。这就是转换生成语言学不同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全新视点。

在转换生成语言学看来，对语言的关系结构规律的探求，还仅仅是停留在语言行为的表层并孤立静止地看待语言。语言学的根本任务，应该是深入语言的内部，探求具体的语言行为产生的内部生成规律，即人的语言能力如何转换生成为千姿百态的语言行为。换言之，语言始终存在着层次结构，即始终存在着其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关系，语言行为的产生及其意义和价值皆是语言的深层结构向其表层结构的转换的结果。乔姆斯基认为：“一部语法包括句法部分、语义部分以及语音部分。后两个部分纯粹是解释性的；它们在句子结构的还原生成(recuralve generation)中不起作用。句法部分由基础和转换部分组成，而基础则由范畴次部分和词典组成。这个基础生成深层结构，深层结构进入语义部分并接受语义解释；它被转换规则表示为表层结构，后者继之获得语音部分的规则所给予的语音解释。这样，语法就把语义解释分配了给符号，句法部分的还原规则作为媒介，维持着这一联系。基础的范畴次部分由一个不受上下文限制的重写规则序列组成。这些规则的功能实质上对确定语义解释的语法关系的某个系统作出规定，同时也是对使转换规则有可能发挥作用的诸成分的抽象底层次序列作出详细说明。在更大程度上，基础规则可能是普遍适用的，因此，严格说并不是具体语法的组成部分，或者可能是这样，虽然它部分是自由的，但是基础规则的选择受到加在所规定的语法功能上的一般条件的限制。同理，出现在基础规则中的范畴符号是从一个固定不变的普通字母中挑选出来的，实际上，符号的选择可能主要是抑或可能完全是由这个符号基础规则的系统中所起的形式作用来决定的。

语言的无限生成能力产生出自这些范畴规则的某种具体的形式特性，即这些规则可能把初始符号引进一行派生中去，重写规则实际上能够用这种方法把基础词组标记嵌进到其他一些基础词组标记中去，这一过程是可以无限重复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