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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学的历史与现状

时间:2023-09-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基于这一双重问题的鼓动,语言学家们对语义学的研究和关注的重心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即语词意义的结构问题和语词变化的历史原因问题。换言之,梭伯尔所指出的这种危险却在事实上漫延于今之前所有的语义研究活动中。逻辑的语义学产生于罗素对逻辑的语义悖论的提出,由此发现逻辑悖论与语言的密切关系。由于指号学的研究同时

在传统的思维习惯里,语义学既属于语言学又不真正完全属于语言学,因为语义学研究并不完全局限于语言学领域。对这个问题,波兰学者沙夫在其《语义学引论》中指出,语义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从不同领域展开的,这些领域主要包括语言学、逻辑学、哲学和精神分析心理学。由此,语义学研究产生出语言学的语义学、逻辑的语义学、语义哲学和普通语义学之分。而在在语言学家看来,语义学(Semantics)是专门研究语词的意义的科学,它所有关注的是语言层面的意义问题。“语义学”这个概念最早出自法国语言学家布勒阿尔在19世纪出版的《论语义学,关于意义的科学》一书。在这本著作中,布勒阿尔指出“语义学”这个概念是由希腊词根“Seme”(批示、指号、符号之意)派生出来的,意为“意义的科学”,它与语言学中关于语音科学即语音学相对。他指出语义学作为语言的“意义的科学”,所要要研究的是语词一旦被创造就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之后它是如何持有这个意义从一组概念转化为成为另一组概念,并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是怎样地或提高或贬低这一意义的价值。进一步讲,语义学作为一门科学,其根本的任务是研究语词意义的变化过程的原因和结果——即语词意义的扩大或缩小,意义的转化,或意义的价值提高或贬低等过程的原因和结构:“我们打算研究:语词在一旦被创造并赋予一定的意义之后,它是怎样扩大这个意义或者缩小这个意义,是怎样的把这个意义从一组概念转化到另一组概念,是怎样地提高这个意义的价值或贬低这个意义的价值,总而言之,它是怎样的产生种种变化的。正是这部分,构成了语义学、即关于意义的科学的内容。”[11]

布勒阿尔关于语义学的界定,构成语言家对语义学研究的基本思维-认知模式和观念构架。语义问题之被语言学家们逐渐注重,是由于(1)语言意义的含混性和(2)语言的新陈代谢。——这两种语言现象对语言学的困惑,因为这两种语言现象并不能用现成的语法规则来解释。因此,语义学的产生和研究,是为着解决意义的含混问题和语言的新陈代谢所带来的变化问题。基于这一双重问题的鼓动,语言学家们对语义学的研究和关注的重心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即语词意义的结构问题和语词变化的历史原因问题。对前者的关注,其必然的发现是语词的意义正在于语词的自身结构,语词的结构关系现实地产生了语词的意义。这一思维-认知理路最为杰出地体现在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关于语言符号(能指)与意义(所指)的关系的研究中,并且最终指向符号学。对于后者的关注,却发现了语词意义的变化的具体情境——即语境。对语境研究的深入展开,最终推动语用学的产生。同时,对语境的关注,自然语言主体和语言环境引入语言学,由是兴起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客观地看,对语词意义的结构的探讨,实质上是探讨语词的意义的生成问题;而对语词意义的变化的探讨,实质上是探讨语词的意义的生存演化问题。这是非常广阔的两条道路,因为前者可以开阔出对语言的人类学关注,后者可以深入为对语言的生存学语言的生存学追问。但由于语言学家们对语义学的研究的最顽强的冲动力是工具主义的语言学观念,其研究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守护和固化工具主义语言学观念,所以,语言学家们的语义学研究始终局限于工具主义语言学的观念框架中,单纯地追求语言意义的清晰性,这样一来,导致语义学研究在语言学家那里往往流于空泛(抽象和不切实际)。这种自足的空泛性使语义学并没有真正获得自我,这得追溯到语义学研究一开始就没有获得发展自我的思维土壤和认知基石。

在极大多数情形下,语词与它的意义之间的联系纯粹是外在的,然而由于常用的结果,这种联系就变得这样紧密,以至于我们倾向把语词当作它的意义,进而随着意象的客观化,我们就把语词和它所指示的对象等同起来。我们是这样的漫不经心,竟把筹码当作真正的价值,竟把那种代表实在的一种主观反映的符号当作实在本身。在语言观念的强大影响下,我们把联系我们和真实世界的那些语言外的观念搁到一个不受注意的地位;并且,在这样地破坏了我们与自然的直接接触之后,我们只得满足于去接触那些毫无价值的声音符号。语言一一思维的巨大的危险就是在这里:任何人如果滥用语词、轻率地模糊了和语词联系着的那些真实意象的清楚性,他就走向了空洞的文字游戏这条危险的道路,而空洞的文字游戏终必导致心灵的贫乏。[12]

梭伯尔的观点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接受,但他的警告却适于所有的语义学研究。换言之,梭伯尔所指出的这种危险却在事实上漫延于今之前所有的语义研究活动中。

逻辑的语义学如同语言学的语义学一样,也产生于20世纪初。逻辑学对于语言的兴趣和对语义的关注,并不出于语言学的要求性,而是逻辑学自身的需求,即为了消除逻辑内部结构矛盾对逻辑基础牢固性的威胁这一必然性驱使逻辑学不得不关注逻辑的语义问题。逻辑的语义学产生于罗素对逻辑的语义悖论的提出,由此发现逻辑悖论与语言的密切关系。为了使一个逻辑的演绎系统内部不出现自相矛盾的悖论,逻辑学家们展开了对语言的研究。在展开逻辑的语言研究的过程中,逻辑实证主义大师罗素提出了逻辑符号(语言)的“类型论”。在此基础上,卡尔纳普提出了逻辑语形学。逻辑语形学提出逻辑符号(语言)的形状与空间排列的关系,即是形式化关系,并揭尔形式化语言(逻辑符号)的形成规则和变形规则。前者确定什么样的一串符号是一个合式的语句,后者确定什么样的合式语句能推出什么样的合式语句。后来,塔尔斯基解决了形式化语言中的真实性的定义问题,把逻辑语形研究推进入逻辑语义研究,逻辑语义学由此产生。

逻辑的语义学主要研究逻辑符号(语言)形式化的过程中的指示真实和可满足性等问题。由于对形式化语言过程中的指示问题的研究,从而使逻辑的语义进入了指号学。由于对形式化语言过程中的真实性和可满足性问题的研究,逻辑的语义学向语用学方向拓展。这样,逻辑的语义学获得了广狭含义:广义的逻辑的语义学是指运用各种形式来研究语言的种种表达和它们所指示对象之间的关系,它包括逻辑对于语言的一切研究(即逻辑语形学,狭义的逻辑的语义学、语用学);而狭义的逻辑的语义学则是指对语言的表达式与其所指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的特殊研究。由于指号学的研究同时又包含了语形、语义、语用的研究,因此,从一般角度看,广义的逻辑的语义学研究就是指号学研究。

语言学家们为了追求语言的清晰性而进入语义研究;相反,逻辑学家们为满足逻辑的自治性而研究语义,二者虽然动机和目标不一样,但对象却一样。这似乎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们各自研究的思维模式、思维观念和对语言的思维视界都奇特地同构,即把语言工具地视为是一个自足的操作性系统,无论是语言的清晰性与否,还是逻辑的自洽性与否,都是绝对地来于语言符号自身的内部结构关系。这种对于语义研究的观念不仅主宰着语言学和逻辑学,也主宰着20世纪对语言意义研究的哲学。

沙夫曾在《语义学引论》中指出:“人们认识到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个研究对象,这个发现是科学发展中的一个伟大成就。但是,如果说广义的语义学的种种优点,是和各种专门学科的某些问题与需要有联系的话,那么,广义的语义学的种种缺点就是非常紧密地和哲学有联系的。”[13]

沙夫的这段话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1)“语言”历来被人视为是工具,所以对它的研究往往只局限在操作规则的制定层面,形而上学的思考与追问从来与语言研究无缘;但由于语义学、尤其是逻辑学和数学对语言的研究,却发现了“语言”不仅是工具,而且是研究的对象,或者更准确地讲,“语言”不仅是操作性研究的对象,而且也是形而上学的思考对象。这样,语言问题进入了哲学的殿堂,引发哲学的思考与追问。(2)语言作为哲学的对象,是以语言的意义为关注焦点的,这是因为逻辑学和数学对语言意义追问所体现出来的自然道路,以语言作为其哲学研究的根本对象即是语义哲学,这是从语义学角度讲;如果从哲学角度看,人们又将其研究称之为分析哲学。(3)对语言的哲学探讨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把语言作为哲学的唯一对象:即“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14]。因为“每一个真正哲学上的东西,都属于只能表明的东西之列,属于事实与它的逻辑形象之间共同的东西之列。从这个看法得出一个结果:在哲学中没有东西可以说是正确的。每一个哲学命题都是坏的文法,我们所能期望于由哲学讨论所达到的最好的东西不外是使人们明白:哲学讨论是一种错误。哲学不是自然科学的一种。(‘哲学’一词应该表示在自然科学之上或之下的东西,但不是同它并列的东西。)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工作主要是由解释构成的。哲学的结果不是某些数量的‘哲学命题’,而是使命题明晰”[15]

对于后一点,我对沙夫的这种批评将持保留意见。如2.1中所指出的那样,语言的问题一旦纳入哲学的视野,它本身就囊括了人类生存的全部精神问题。换句话说,人类生存的全部精神问题(困境和追问)都在事实(并且既是历史事实也是现实事实)上蕴含在我们对语言的运用与创设中。语义哲学的遗憾并不在其把语言作为哲学的唯一对象,而是在于它对语言批判的动机和目标本身所体现出来的思维视界的狭窄和认知观念的陈旧。语义哲学动机于语言概念的含混性和语义的模糊性,并目的于语言概念意义的明晰性。由此不难看出,语义哲学并没有摆脱语言学的基本思维-认知模式。这只是就语义(分析)哲学的主潮而言,具体地讲,维特根斯坦的语义哲学研究由原来的逻辑语义转向后期的日常生活语义的研究,认为语言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是一种游戏行为,但这种语言游戏行为背后的真正语义内涵恰恰是人的“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这一思维-认知方向,第一次突破了语言学的藩篱,把语义研究推向了生存学和人类学道路。很遗憾的是,维特根斯坦的这一伟大的思想洞见并未引来后人的积极响应和重视,人们除了对维氏的不可理解的无言以对,就是盲目浅薄的批判,哪怕像沙夫这样较为严谨的学者也是如此地隔膜于维持根斯坦。正是这种盲目、盲动和浅薄,使语义哲学研究并没有获得更为高远的境界和广阔的道路,而是继续滞留在语言学的语义学怀抱中欢腾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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