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语义学蓝图

上面这个简图就是广义语义学蓝图的抽象形式。广义语义学蓝图，并不是限指为一门学科，而是指人类精神探索(困境和追问)的整体图景。如果必以“学科”来框架它的话，那它应该是人性学或人类精神创化学。

在广义语义学蓝图中，所谓“广义语义”，是指区别于语言学(包括逻辑学的和传统哲学的)的语词语义语词语义的人(类)的生存语义。人的生存语义是人的具体话语(言说或书写)语义得以(这样或那样地)获得的语义。比如日常生活中的问候语，这是极为简单的话语行为。对中国人言，与人见面的习惯性问候是：“你吃饭没有？”对西方人言，与人见面的习惯性问候是：“您好!”就表面的话语语义看，虽然问候的具体“题材”不同，但都表达了对人的问候——即与人见面时的起码礼节。而就其语法语义来讲，这两句问候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属询问式的语言模型，后者是属祈祷式的语言模型。但它们的实质性差异却是：为什么表达相同的礼节性问候的话语行为，其语言模型却如此完全不一样？换言之，中国人的礼节习惯为什么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询问式的话语行为？而西方人的礼节习惯却为什么体现为祈祷式的话语行为？当我们这样来思考问题时，也就事实上触及到了产生话语行为语义的生存语义问题了。从生存论的角度看，这两种不同语言模型的问候语所体现出来的生存语义是性质截然不同的：对中国人来讲，其礼仪化的问候语，更多地释放出对口腔与肠胃的关注，这种关注是生物性质的。因为生物性关注恰恰是中国人文精神中的基本要义，它恰如其分地形式化了中国人那“民以食为天”和“食、色，性也”的基本生存态度和基本生命情趣。进而言之，中国人自古难以将自己视为是有独立头脑、思想、情感和独立生存权力的人。在中国人的生存视野和历史化的情感世界中，人只是两脚直立行走、会说话、能劳动的“民”。民相对官和相对主子而存在，并相对官和主子而获得工具性的意义和价值。民的存在价值就是更大程度地为官和主子(换言之为“国家”）创造物质财富，而官和主子也基于此而制定出使“民”的基本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同时必须保证其民的基本的“食”与“色”，因为“食”与“色”不仅是人的本性，而是民作为劳动工具，要充分释放其工具的功能，就必须为其具备必须的草料，犹如要让马儿能跑和跑得快，必须给予草料才可保证其有力气跑一样。虽然如此，但给予民的草料却是不可以太多太丰太盛，其度只能让其处于“不贫不富”的状态中。而作为民的中国人也乐意承受这一基本生存准则，从而把“食”放在了第一位。因为只有“食”才能实现和完成工具的价值和意义；并且也只有“食”才能生“性”，也只在保证其食而生性的前提下，才可能在“性”中繁衍新“民”，生产新的劳动工具。如果说创造物质财富是“民”的第一工具性要义的话——它直接创造了官和主子们的物质生活来源，那么繁衍后代则是“民”的第二工具性要义——它是对新的生产工具即“人”的制造。因而“食”与“色”成为人的最高本性，但相比之下，“食”比“色”更重要，因为如果无食，或食不果腹，连劳动都没有力气，创造物质财富都难以确保，那有精力来“性”呢？所以也就谈不上对劳动工具的繁衍了。作为工具的民始终是驯服的，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当“食”不能自保并走向彻底的丧失的时候，民就会“揭竿而起”。这种“食不裹腹”的情况对民来讲却时常发生，虽然官和主子也非常清楚其后果，并不时告诫自己及其后来者“民可以载舟，民亦可以覆舟”，但由于各方面的因素的制约，民总是时时处于少食或无食的忧郁中，久而久之，“食”也就变成了民们的基本生活话题：熟人相见，最关心的往往不是其他，而是“吃饭没有？”这是最真切的关怀，最美好的潜在祝愿。与此相反，在西方人那祈祷式的问候语中，流溢的是对人的健康的关怀。这种关怀同样体现了西方人的基本人文精神，在以个体的人为主体为核心的生活世界里，吃饭和有饭吃，仅仅是生活的起码要求，而不是生活的重心和目的。生命(身体和精神)的健康恰恰是人得以独立存在的第一要义，因而，对健康的关怀构成了对人的起码尊重，对人的健康的祝福也就自然成为与人的见面礼。

由此实例的简要分析不难看出，生存语义现实地构成了话语行为语义的无可任意性和无可偶然性。生存语义不同于话语行为语义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它不像话语行为语义那样是临时性的、一次性的和相对单一的：话语行为语义是属于这一话语行为而非其他；与此相反，生存语义是属于人的生存行为，每一种生存语义都将相对持久地伴与产生这一生存语义的人，并恃有他的这一生活内容的所有话语行为。

生存语义是持续的，绵绵若存于人(个体、社会、人类)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生存语义是自我封闭、静止抽象的，相反，生存语义是感性生动、动态生成的，并且更是立体网络、开放融流的。生存语义总是时时奔流回旋、生成演化为一种多向度的场化运动过程和状态，所以为简便起见，我们将其称之为生存语义场，简称为语义场。

语义场是生存语义生成与发动的动力能量场。反观之，生存语义是以场的形式流变运动、演化更新的。这是因为：(1)人的生存语义并不仅是人的此在生存的产物，同时也是人的生存历史的积淀，生存语义是人的生存的现实与生存的传统在指向未来而相生成整合的体现状态。因而，生存语义是历史化的此在生存的。(2)生存语义是人与自然、人与对象世界的现实而复杂多变的生存关系的历史性延展形态。这里的“自然”是一个不断展开的概念，具体地讲，“自然”是相对人为而言的，它是人的能力所达及的“自然”(包括人自己这个自然)。由于人为的全部目标是不断开拓(认知、征服、创造)自然(地球、宇宙和人自身这个自然)的疆域，因此，“自然”总是在人为中获得更新更广阔的内涵。但就其最终意义讲，自然(包括人自身)总不能为人所完全认知，这既是人的认知的本来状况，也是自然之于人的本来状况，正是这一双重的本来状貌，才得以构成人与自然的新关系，才得以使人的生存语义不断获得新的内涵(见［2.2］)。(3)在人与自然的生存关系中，有一个极其丰富的内容，就是人作精神主体与作为自然主体的生存关系：对于精神主体来讲，人是文化的创设者和自然的征服者，其洋溢的是文化人的生存意志、激情、理想、期待和企望；对于自然主体而言，人是自然的生命物，其躯体横流着自然生命物种的生命意志、激情和需要。因而，作为文化的非文化者“人”来讲，他的历史化的此在生存语义，同样漫延着文化主体和生物主体之相互消长的双重意志、激情、欲求，这是人作为主体的丰富的(文化的和自然的)含义在其生存行为中的隐含性展布(见2.2)。(4)生存语义的绵绵若存的展开，总是要附丽于具体的生存行为：对人而言，每一生存行为都是活生生的人与具体的现实对象(即客体——包括自己之外的他人)所相互构成的一种生存关系，在这种关系的达成中，不仅是主体对客体的对象化，同时也是客体对主体的对象化。在这相互对象化活动中，主体对客体的投入是整体性的，但客体对主体的参与则是非整体性的。这就是说，由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和认知对象的角度性，任何客体进入主体的视野都不是全体的，所以，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融流中，客体总是部分地游离于主体(的视野)之外(见2.2)。并且，主体与客体的这种相互融流的生存关系同样是片面的，正是这种片面性，才生成为人的生存语义不断更新的第二个源泉。

如上四个方面的生存关系的相互整合，生成和不断生成为人的历史化的此在生存语义的整体状态，构成了语义场的生命形象。

从最终意义讲，语义场是属人的，因为它是人的生存创设的产物。换言之，语义场的生成、演化必以人为起点和归宿。但就其现实的生成与运作来讲，语义场又并非完全属人，因为对它的创设不是人和人的主观臆为，而是历史、现实、未来、自然、对象、客体等等因素对人的生存行为的多元参与，并形成一种共生共振：语义场是历史、现实、未来、自然、对象、客体以及人相共生共振的产物。就这点讲，语义场既是主体性的又是客体性的，既非主体的又非客体的，既是文化的又是超文化的：语义场是运动于主体世界、客体世界和人的文化世界之间的第四世界。它既受制于主体性的人为世界、自然化的客体世界和人为创造的文化世界一一而在人的生存行为发动中生成自我的同时，又现实地主宰、支配着人对客体的生存行为，从而生成、支配着人对自然世界的认知与征服和对文化世界的承传与创设的方向、力度、深度和广度。

以此来看，语义场与人的此在生存关系存在着双向循环的多重功能：从语义场角度讲，语义场作为人的生存行为的动力能量场，它恃有和指令着人的历史化的此在生存行为，由于这种恃有和指令是隐蔽的和通过形式化而达成的，所以，它在指令和恃有人的过程中往往并不是走进人，而是疏离人。换言之，人的全部疏离性最终都源于语义场对人的疏离性(见6.1—6.9)。从人的角度看，人的主体性(文化)行为发动于对象世界，从而产生了语义场，语义场的滋生和不断更新都源于人的生存冲动和创设性需要，但语义场却反而生成为指令和恃有人的力量，这是作为主体的人所不能忍受的，因此，更新的生存行为的发动虽然已必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语义场，人却总是企望于在具体的生存行为中对语义场有所消解，这种主观意愿上的消解性行为，一方面生成激励为人的自我超越品质，另一方面又加剧了我们作为人对语义场的日益疏离。

人为的世界，包括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的行为世界。在人的世界中，人的行为的直接内动力是他的精神，即他关于世界和人的超验(意义)冲动，以及他作为人(文化的人和自然的人)的心灵激情。由于人命运地不是孤立静止的人，他宿命地生存在他人(群体、社会)、自然时空和宇宙运行及其历史演化之中，因而人的精神世界又现实地也是历史地纳入了这多元生成的生存语义场之中，并构成其场化的生存语义的有机内容。

人的行为是目的于征服对象世界并从而认知和确立自己，这一努力行动所达及的最终结果之实在标志，就是文化的被创设。然而文化之于人，最终总是表徵为语言。就其形态构成方面讲，语言主要体现为符号性语言和精神性语言；如果以人的行为为划分的界线，语言又可分为内在性语言和外在性语言；就其行为本身看，语言则呈现为话语语言和书面语言两种形态。

人的生存行为始终是语言化的行为。人的生存行为的语言(话语或书写)意义的被指令性全在于发动这一生存行为(话语行为或书写行为)的生存语义的场化运动。无论是生存语义，还是具体的话语或书写行为语义，都始终进入语言(概念、声音、语言规则)而得到定义，这一进入的全过程就是形式化。

［2-3］

上图是对［2-2］简图的进一步描述，亦是广义语义学蓝图的进一步展开。对此图所蕴含的基本认知和视域，我们可以做如下简要的描述以为说明。

语言即是世界，世界亦表征为语言。如前所述，语言客观地存在着自然语言与人为语言的区别。由我们人为努力所创造的语言，构筑起我们的世界，同时也构成我们与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相交通的阻隔之墙。我们存在于人为构筑的语言世界之中，我们的认知疆域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语言世界，我们的认知疆域之外，或者我们所能把握到的人为语言之外的世界，恰恰是一个未知的自然语言的世界。所以，在未知的语言世界中，人居于其外，生存的忧惧和孤独，生命的无力和焦虑绵绵难已；在已知的语言世界里，人居于其中，既构成语言创造的发动者，又沦为语言的囚徒。

在人类语言的生成发展史中，最先产生的是心灵化的表象语言。心灵化的表象语言(世界)的诞生，这是物种化的人的意识(心灵、情感、思维)的觉醒。与此相对应的是未知的自然宇宙向语言(世界)在人类生存面前的伫立。从混沌的自然宇宙向未知的(自然宇宙)语言世界进发而诞生心灵化的表象语言世界的过程，是人类生存的一级形式化运动，并同时促成了语言的一级分类的发生。

人的心灵化的表象语言(世界)鼓浪呼啸而去，凝聚生成为(各种各样的)符号语言(世界)时，人类生存的第二级形式化运动产生了。二级形式化运动的展布，是人类在深重面对无限的自然宇宙而求征服和消解有限和匮乏、变幻和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确认和确立自我世界的努力运动。与此同时，这一形式化运动的结果是符号语言世界的全面诞生，人类生存也由此劈开了自我异化的永恒的道路。符号语言世界的创设，是人类语言的二级化分类的完成，它对人类生存的重大意义集中表征为：符号语言世界作为强大的生存之墙，抵御着神幻莫测、流变不已的自然宇宙对人类生存的无限侵袭，从而消解着人类对生存的忧惧和孤独，并由此促成人获得一种存在的相对安全感和生存的相对安宁感。另一方面，符号语言世界的创设，使人又获得了某种绝对的依赖感和自恃的盲目感，由而推动人对自我解除着武装，其表现方式就是人不断把自己交给符号语言世界，在日益强大的符号语言世界面前，人往往成了符号语言的盲动者。正因为如此，卡西尔才能如是总结和探索，并最终得出“人是符号的动物”的哲学结论。

在对符号语言的创建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是神话语言和巫术语言的诞生，这是符号语言世界内部生成的一级划分。从神话和巫术分蘖出来的是宗教语言、艺术语言和科学语言。由于科学对生产技术的直接指向，由此产生了日益庞大的技术化的物质语言世界的诞生。而贯穿符号语言世界的三级状态并中枢总领这三级语言状态的是哲学语言，直接隶属于哲学而分领这三级语言状态的综合性探索和考察的则是人类学、文化学、神话学和宗教神学。

仅发生学论，人的诞生的本身诞生了语言及其发动语言行为和主宰人的生存语义场。语言的形式化，是人对自我生存忧惧和求认同的形式化，这在于未知的自然宇宙(包括人之外的全部对象世界)的激励，这个激励的结果是人化的和超人化的语义场的滋生。因而，当人确立以自己为主体为中心而发动企求消解对象世界所带来的生存忧惧冲动和求取交流对象世界的认同冲动的生存行为时，其生存语义则与人形成双向运动，产生形式化内聚形式化内聚和形式化辐射形式化辐射。由于前者的形式化内聚形式化内聚，语义场把对未知的世界的认知和激情内聚为人(个体、社会、时代、历史)的心灵化的表象语言世界和超验的意义语言世界，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思维语言、心灵语言、意志语言、情感语言。由于后者的形式化辐射形式化辐射，语义场把人的心灵性表象语言和超验的意义语言辐射为符号化的语言世界，即我们通常所谓的文化(物质性文化和精神性文化)，从而消解或强化人的生存语义场本身。

语义场对人的生存的这种双向作功的直接成果集中表征为两个方面的内容：(1)激励(奋发或堕落)人的精神世界永无歇息地走向对生存行为的发动之途；(2)创造了一个日益强大的文化世界。文化世界的创设的过程，就是它逐渐脱离人而走向自恃和恃人的一个过程。因而，人的文化悲喜剧命运，正在于作为符号化的文化一旦获得自我，就生成为现实地支配、控制和主宰人的语言权力，它一方面作为认知和征服对象世界、表达(确认和确立)自我(自然宇宙、社会历史，他人它物)的生存权力标志，另一方面又为语言权力所事实上强加，在表达中强加，在被强加中求表达，这就是人的生存命运(见2-2和2-3)。而如何表达和强加，承诺什么样的强加和求取什么性质的表达，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的生存论探索，现实地并且也是历史地构成人的不同生存道路。而这一切的敞开，却最终取决于人对其生存语义场的创设与不断创设。因此，全面展开广义语义学蓝图的探讨，就显得十分的重要；深入地体察和认知生存语义场何以生成与运作，就变得异常的必要。但必须客观地认知到，深入地体察和认知生存语义场，探究其生成创化的自身律动机制和规律，仅是展开广义语义学蓝图的第一步，或者更准确地讲，探讨生存语义场规律，仅仅是创构广义语义学蓝图的基础。创建广义语义学蓝图的实际任务，就是开创超越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哲学的生态理性哲学及其方法。本书的工作，就是尝试性地描述(而不是分析和定义)广义语义学蓝图得以构建和探索何以可能这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生态化的生存语义场的宏观形象；亦是尝试性的探究创建生态理性哲学及其方法何以可能的本体图景，这个本体图景就是生存语义场本身。

[1]陈明远：《语言学与现代科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2]［美］乔姆斯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林书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9-140页。

[3]陈明远：《语言学和现代科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页。

[4](布洛克曼)陈明远：《语言学与现代科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

[5]［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2页。

[6]［美］乔姆斯基：《句法结构》，邢公畹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7]［英］约翰·莱昂斯：《乔姆斯基评传》，陆锦林、李谷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8]［美］乔姆斯基：《句法结构》，邢公畹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9]陈明远：《语言学与现代科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10]陈明远：《语言学与现代科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11]［波兰］沙夫：《语义学引论》，周易、罗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页。

[12]梭伯尔:《普通语言学概论》，第20-21页；引自［波兰］沙夫《语义学引论》，周易、罗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页。

[13]［波兰］沙夫：《语义学引论》，罗兰、周易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8页。

[14]［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8页。

[15]［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页。

[16]［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7]［德］保罗·蒂里希：《政治的期望》，徐钧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页。

[18]［美］J.韦克斯：《性，不只是性爱》，齐人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19]［法］米歇尔·福科：《性史》第一卷，张廷琛等译，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