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离敞开的动态特征

人、语言、语义场三者之间的相互疏离的终极动因是形式化，而导致这一相互疏离的物质形态则是语言。因而人、语言、语义场三者之间的相互疏离都集中体现在语言上。而语言则集中呈示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幻相性。

思维的幻相性　人、语言、语义场之间的疏离性，首先体现在它的思维的幻相性。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开头就指出:“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东西。”[77]这个“所发生”的首要含义，却是所有关于人化的语义场。因为这个“所发生”的行为是针对人的，并且也是因为人的，即“所发生”的出发点、原动力恰恰是人的发生。而人的发生的基本标志，却是语言：人的发生创造了语言，因为语言，人获得了发生。但这个“所发生”的全部内涵，却是融统人和语言于其中的语义场。从根本上讲，“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东西”的本质含义，则是世界是语义场化的世界，即世界被语义场孕育了其“所发生”的全部内容；从现实讲，世界恰恰是语言化了的世界，因为一切“所发生”的东西都要通过语言来实现。而“所发生”的第二层含义却源于人的另一种存在事实，并由这一存在事实所生发出来。这一存在事实就是人永恒地处于变幻、运动、变迁之中。基于人的这一存在事实，人参与其中的世界就是语义场和语言不断演变的一切。这两层含义构成了人的事实和人化的事实。正是因为如此，维特根斯坦才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物（Dqsding）的总和”，并且“世界是由事实以及这些就是一切事实这个情况决定的”，所以“事实的总和既决定一切所发生的东西，又决定一切未发生的东西”[78]。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恰恰揭示了如下两个方面的事实：

第一，人的世界是一个人化了的世界。在这个人化的世界里只有“事实”，而不可求得纯粹的客观“事物”。这是因为形式化使人化的世界必须事实化。人化的世界必须事实化这一存在事实，决定了人的认知、人的探索以及人的想象和劳动创造行动，始终具有浓烈的主观色彩，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纯粹的客观，包括客观知识、客观真理、客观事物、客观真相。因此，一切追求客观世界，追求对事物自身的纯客观认识与把握，这都源于一种自我确信的错位了的思维幻相。

第二，人的世界和人化的世界，最终是一个事实的世界，这个事实的世界最终体现为语言的事实世界。因此，世界只在于我们的“言说”和对言说的符号中，而思维本身就是一种言说方式，而且是最基本的方式。凡是我们的言说所涉及的东西都是世界本身，凡是被我们涉及到的(主要指思维、悟性)的东西都是构成了言说的内容。对人而言，语言(言说与符号)之外的世界是不存在的。这样，语言获得了人的(思维、情感)存在疆域的规定性，并且语言构成了人的存在的疆域。世界的发生(演变)以及人的发生(演变)，最终都归结为对语言的生存建构与拓展。同时，思维的幻相恰是语言(言说和符号)的幻相，即认知的不真实源于思维的不真实，而思维的不真实来源于语言的不真实，语言的不真实根源于它的形式化。因此，人、语言、语义场，此三者之间的相互疏离的基本特征首先体现在思维-认知的幻相性上。

概念的硬化性质　思维的幻相性揭示了思维总是语言的思维，而且只能是语言的思维。一切超越语言指涉之外的思维是不存在的。这是其一。其二，思想的幻相性指出了思维的对象只能是语言疆域内的对象，超越语言疆域的一切对象都是不存在的和无意义的。语言对思维的规定性和语言对思维的疆域性，既表明了语言既是思维的内容，又是思维的工具，既是思维的对象，也是思维的边界。语言之于思维，从内容到形式、从对象到疆界标识，恰恰源于语言的形式化。所以，思维的幻相性思维的幻相性最终来源于语言的形式化。语言对思维的形式化行为及其敞开过程，恰恰是概念对思维内容的硬化过程。概念的硬化性质概念的硬化性质则揭示了语言始终是概念的。概念化的语言追求一种设定的逻辑空间和时间，在逻辑化的语言中，始终没有偶然的东西，始终呈现为逻辑空间和时间。因此，在逻辑化的语言中，始终没有偶然的东西，始终呈现为逻辑的必然。在这个逻辑化的和概念硬化的世界中，时空的流动被取消了，剩下的只是静止、不变、恒存。

思维通过语言的形式化，通过形式化的硬化活动，既处理了世界，处理了时空，也在处理世界和时空的同时处理了人，使流动的世界，变化无穷的时空，生生不已的人和生命变得硬化，从而获得了平面的性质，具备了“秩序”的特性。平面性质、硬化性质、秩序特性，此三者筑起了语言之墙。人的全部思维活动、认知行为都在语言这座阻隔之墙面前变形、扭曲，消褪其神圣与灵气，而沦为幻虚镜像，而这一切都因为形式化。从根本上讲，语言的真永远只是虚幻镜像中的真，正如普特南所指出的那样，“关于语词是至为真的道理是一样的，一篇打印在纸上的讲话稿看起来似乎极好地描述了树木，但假如它是猴子用了数百万次在打字机上胡乱按键打出来的，那么，那些词便不指称任何东西”[79]。

指称的魔力性　语言的形式化虽然导致了思维的幻相性和概念的硬化特质，制造了人与世界、人与认知对象的阻隔之墙，并使一切存在之真消隐而留下语言的镜像之真，但由于语言是我们人类自己的语言，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并且它在事实上构成了我们人类与世界交通的唯一凭借方式，也是我们人与内在自我交通的唯一凭借方式，所以，哪怕语言给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生活制造出意想不到的幻相之真，但我们只能虔诚地相信语言，把语言视为我们生存的基本工具和不断开辟新的生存疆域的征战武器。我们之所以明知语言的如上特性和对我们的如此扭曲，却还要如此信任语言和加倍地重用语言，这是因为语言内在地具有指称的魔力性。指称的魔力性来源于五个方面的因素的激励：首先，我们坚信自己生活的世界是纯粹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次，具有认知能力的人，是完全可以对纯粹的客观世界加以认识的。这是因为第三，人是理性的生物，更是文化的创造者，由于理性和文化的武装，使人必然成为纯粹客观世界的主人，成为宇宙世界的中心。所以第四，我们坚信我们的创造物——文化世界是标识我们存在并体现我们创造意志和激情的对象物，它是为我们所支配和主宰的。由于我们具有如上的认知和绝对的自信及其信念，我们也就从根本上忽视了自己的被奴役性。第五，这种主观的想象最终激励我们坚信我们是绝对自主的，语言并不构成对我们的威胁，因为它是我们的创造物，也是我们能够任意支配、调动和随心所欲地运用的很好工具，作为工具，它并不对我们的运用行为，当然也包括整个的生存发生任何实质的负面影响。语言仅仅是并且是我们役使的工具。正是在这种盲动信念的支配下，我们最终无视人类的文化即是语言，无视客观世界即是语言，以及我们存在和指向未来的存在欲望同样是语言这样的事实。概言之，语言指称的魔力性引发我们产生一种盲目的自得情绪，导致我们走向对世界、对人的无知，并以对世界、对人的无知为真知。究其实，我们对世界、对人的无知以及对这种无知的自得，均来源于我们对语言的无知，我们对语言的无知，最终因为语言指称的魔力性。

由此不难看出，语言、人、语义场三者之间的相互疏离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它是语言在指向人、语义场的过程中所生发出来的思维的幻相性、概念的硬化特质和指称的魔力性三者的整合作功。这种整合作功所形成的合力，把语言、人、语义场三者之间的相互疏离推向了新的高度。因此，人的形式化运动的真正起点，只能是语义场；而人的形式化运动的最终指向与归宿，仍然只能是其语义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