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场的生态变迁

人是生命的变迁物。人这一生命赖以生存的现实生态环境，不只是生物世界，还包括整个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本身。客观地讲，人所赖以生存的那个环境生态，是所有生命物所共享的环境生态。从这个角度看，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物种形式，决定他的生态变迁的环境生态恰恰是人化的和生命化的语义场，在这个人化的和生命化的语义场中，“社会”却是人的扩大形态，“时代”只是人这一物种的特定时空状态。因此，对于人，无论是个体、社会、时代，还是整个人类，他谋求生存变迁的现实土壤是人化的和生命化的语义场。

人化的和生命化的语义场是人的生存变迁的“自然环境生态”。这一“自然环境生态”是历史化的人和历史化的自然生命共在互存的共振状态。人在与同类和异类的生存斗争中，其变迁的性质如何，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化的和生命化的语义场的变迁和自恃的性质。比如，中华帝国进入晚期，满族人作为一种强劲的社会政治力量展开了对明王朝的斗争，这一斗争实质上是同类中的异族之间的生存竞争，或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生存斗争。这一生存竞争以满族人的胜利而告结束，这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次巨大的变迁。但满族人的执政并没有把它所统治的国家、社会、时代推向进步，由此导致在满人执政的几百年变迁运动中，其变迁并不标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进化，而更多的只是一种滞化或退化运动。而后自孙中山以来的社会革命所带来的全部变迁，大都属于此种性质，因为这种变迁最终没有解决“民权”与“分析”的边界问题，最终没有解决人治与法治的问题。追究其原因，恰恰在于这种“变迁”运动中的天择，即恃有这种社会“变迁”的语义场最终作为最为宏观的环境生态制约、决定着其“变迁”的性质只能是“滞化”性的。因此，无论考察什么(人、社会、时代、历史)，如要准确地把握其“变迁”的实质及其生成的根源，那就必须考察其语义场的自我变迁。

语义场的自我变迁体现为语义场的生态化运动。语义场的这种生态化的自我变迁运动同样存在着三种性质，并敞开为三个不同的运动方向，这即是语义场的自我进化自我进化方向、语义场的自我退化自我退化方向或者语义场的自我滞化自我滞化方向。

语义场的自我进化　语义场的自我进化是指语义场中那些极富创造性活力的因素居于主导地位，不断焦聚力量推动语义场本身向着丰富自我、拓展自我和更新自我生命形象的方向发展。在欧洲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语义场中，那种强调个人存在的独立社会价值、意义，高涨理性、追求创造的精神占其主导地位，从而激励、推动了14世纪末以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科技革命等等方面的决定性胜利，并现实地把欧洲社会推向了进化的历史之路。社会的进化首先是语义场的进化，而语义场的自我进化自我进化带来了人的精神、情绪、思想、思维的更新。威廉·詹姆斯关于“人能通过改变其思想来改变其生活”的论断，所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在人类进化的历史长河中，其“思想”实质上就是指人的生存语义场的主导性因素，它包括生活的基本生存态度、情绪，基本的价值取向、追求，基本的思维力、意志力、理解力和判断力。客观地看，在人类进化史中，其生存的进化变迁，直接地源于其语义场的变迁，激励语义场变迁的内在活力，恰恰是思想的更新。所以，语义场的自我进化自我进化表现为人、团体、社会、历史的进化，但其实质却是思想的进化，因为思想是语义场的灵魂，是语义场进化变迁的内动力。因而，在任何一个时代，对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讲，要谋求货真价实的自我进化自我进化变迁，其必须的前提是思想的进化，唯有通过思想的进化，其生存语义场才可能积蓄新的能量而改变自己、活络自己，使自己充满自我创生的变迁活力，这是时代社会进化变迁的整体力量源泉。时代社会是这样，个人也是如此，人的堕落首先在于其认知的僵化、思想的堕落，并因其僵化的认知和堕落的思想而导致其存在敏感性的退化和生存能力的弱化。

语义场的自我退化　语义场的自我退化是指语义场中那些陈腐、堕落的因素极为活跃地属其主导地位，从而导致语义场的自我萎缩并失去内在的生命活力。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居于社会-历史生存语义场的核心地位的是政治语义场，而封建主义的政治语义场的主导因素既不是法精神，也不是人本精神和民主精神，而是血缘宗法主义的家长(君主)专制精神。这就命运地决定了这种专制精神一经居于社会-历史语义场的主导地位之时，它就必然要开始自我退化自我退化。在中国，血缘宗法主义的家长专制精神，得益于王道主义的护卫。王道主义的本质就是王权主义，它敞开自身所构成的价值蓝图，就是以王道为目的，以民道为手段，以天道为依据。王道主义在前先秦时代已经初步形成，先秦诸子予以理论的探讨和各具个性的思想阐发。与此同时，王道主义的思想阐述又为这个时代的征伐与称霸所运用，这种实践探索最终使王道主义获得了成熟。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大一统的专制帝国，这种以血缘宗法主义的家长精神为内在灵魂的王道主义，开始引导中国社会走向自我退化自我退化，而汉代在血腥中诞生之后经过短暂的休养生息，就着手实施推行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意识形态的大一统专制政治，其自我退化自我退化、萎缩、堕落和陈腐，正式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因为中国社会发展到这里，其社会-历史生存语义场已经从根本上丧失了鲜活的思想，没有了充满生命激情的内在灵魂。在这种没有生命活力与内在灵魂的生存语义场的推动下，其后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虽然也有不乏统治者自我鼓吹和互为鼓吹的“盛世”、“中兴”、“繁荣”，但都不仅没有迎来第二个诸子百家争鸣的自由，而且越来越遥远于诸子百家争鸣的大繁荣。在不断繁衍的后代眼里，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盛世已经变成了不曾有过的虚构神话。语义场的退化，本质上是它所恃有的社会、历史、人的倒退。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雄心勃勃、扩展天下的权术效应随着汉武帝的消亡而失效于后来的社会，唐以后再也没有如唐朝那样的盛世，元朝不如宋朝，清朝不如明朝……而在这种社会历史的生存语义场的自我退化中，个体的人就显得更为可怜。以待遇最为优厚的“士”来讲，春秋战国时期，“士”们可以纵横游说，以才华博得统治者的赏识。但自秦始皇以降，“士”们的游说资格被取消了，他们只能以“智巧”来博得统治者的欢心。再往后推移，“士”们虽然在名分上变成了知识分子，但他们的最基本的生存权都被浮夸了，没有个性独立，没有人格尊严，与其相伴随的只是自我忏悔、自我改造和厚颜无耻的效忠表白。

造成语义场的自我退化的原因是语义场盲目自恃己有，完全封闭自我，意识地强行自己断绝与外部世界进行活的生命交流，并有意地抵制和拒绝外部世界的发展和更新。然而，语义场的盲目自恃和自我封闭，均源于语义场缺乏内在思想的活力。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社会和民族国家来讲，语义场的内在思想活力，不仅源于思想传统的激励，更源于人对现实存在困境和生存危机的警觉，源于未来对现实召唤的觉醒，源于哲学的时代化创生。从根本上讲，一个时代社会，一个民族国家，如果只有守旧，而没有对哲学的当代化探索与重建，没有新的哲学的诞生与繁荣，要有鲜活的思想对其生存语义场的激励，根本不可能。除此之外，推动时代生存语义场的退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一种最为根本的力量，就是其社会政治和政治权力的退化性运作。比如，中国20世纪50—70年代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就是导致这个时代的社会生存语义场完全退化的根本力量，也导致整个时代没有哲学、没有思想、没有思想的活力而只有斗争和革命的人性反动。在这个生存境遇中，整个社会都整齐划一地高唱“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人人都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连同把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先进的文化、思想和那些符合人性的社会精神(诸如资本主义的平等、公正、节俭、勤劳、守时、守法精神等)全部加以拒斥、抵制、反对、批判、棒杀，其结果只能造成社会的萎缩，人性的分裂，精神的消隐，生活的失常，而这恰恰又加速了这个时代的社会生存语义场的全面退化。经济的落后，可以通过几年或几十年而改变旧貌，而一个时代社会和民族国家的生存语义场的全面退化，却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不能使恢复进化状态，而发挥其进化的功能。

语义场的自我滞化　语义场的自我滞化是指语义场失去了自我创生的激扬因素，或者这种自我创生的激扬因素在不断地弱化和淡化，但这并不是语义场的本来意愿，它仍时时在做着更生自我的种种努力。由于其未真正意识到自我的语义核和支持自我的解释因素已达到了完美状态，不能再容纳更新的因素。在这种状况下，语义场要给自我带来更新，就必须要更新其语义核和解释因素。语义场的滞化情景常常体现为人的思维、思想、方法、情感的滞涩状态。最为典型的是当前写作学研究领域的一大批青年学者，一方面对自己所沉浸其中的文本语义场或行为语义场不满意，要求突破与更新，因此渴望基础研究，赞赏宏观研究，注重理性思辨和方法的更新；另一方面又在真正的写作学宏观研究和理性力量面前瑟瑟发抖。这一发抖又把他们“抖”进了文本语义场和行为语义场中，或者这本身就是文本语义场或行为语义场的滞化又无形地促进了人的滞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文艺界、教育界的方法论“热”，真理标准的讨论“热”，新学术思想交流、碰撞“热”等等，都导源于知识界和学术界对新思想、新方法、新观念的强烈渴望，来源于对旧有的思想、观念、方法的沉痛意识。然而，由于人们并没从根本上意识到以二元分离为基点的类型化思维观念的自我饱和状态，更没有意识到这种类型化观念对人的思维认知和学术思想探索创造的根本制约和危害，所以，人们也就不能有意识地和主动地扬弃这一以二元分离为基点的类型化思维观念，所以这种种“热”最终没有把知识界和学术界真正引出自我滞化自我滞化的淤泥坑，从而导致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自我检讨和自我沉沦，并且这次检讨的代价是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自我检讨中踏上了自我沉沦的道路，即渴望堕落、追求堕落和享受堕落的道路，在这条没有归宿的道路上，知识分子们的这种堕落既表现为对权力的匍伏称臣，成为权力的奴仆，也表现为“只讲目的不讲手段”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追求金钱、财富，而沦为物质主义的奴隶，更表现为对精神、人格、尊严的放逐，追求“有奶就是娘”的“傍腿”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