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化的思维模型

思维是以生态整体（或全息）方式而运动的，思维的生成、敞开、运动必以语言为实质内容。因为思维的生成、敞开、运动需要两种语言的帮助：首先，思维需要言语的充实，才有使思维成为思维的实质内容；其次，当思维一旦生成就必然走向自我敞开、追求自我构建，这就涉及思维如何将自己予以赋形的问题。思维在敞开和构建自我的过程中要实现对自我的赋形，必须借助于话语和符号语言。前者是思维的口头化表达的必须，后者是思维的书面化表达的必须。正是基于这样两个维度的要求，思维的生成、敞开、运动必须是语言化的。

由于思维是以生态整体的方式展开工作，也由于思维的生成、敞开、运动必须以语言为实质内容和呈现形态，所以，思维的运动既是场化的，也是语义化的。因而思维场思维场就是语义场；反过来看，语义场就是思维场思维场。换言之，当我们发现了语义场，也就发现了思维的场化运动。

要理解思维的场化运动，有必要进一步理解思维的场化运动模型；要进一步理解思维的场化运动模型，则有必要深入地理解被意识化的观念编织起来的思维运动模型。客观地看，以意识为基点和域度的思维观念，构成了近代以来人类看待自身思维的基本态度。这一看待思维的基本态度，是人类进入理性时代的精神产物。在理性的观照下，人类的意识、思维是对理性思想的行为。因此，在这种理性化的思维观念的支配和制约下，人类生存产生了两种基本的貌似互不相容但实则共生的思维模型：即以“物”为基点的思维模型和以“心”为基点的思维模型。“物”思维模型把“物质”、“存在”预设为是绝对主体、绝对主宰、绝对动因，这种思维模型强求人思考和看待任何事物都得以“物质”、“存在”为大前提(起点)和结论(归宿)，从根本上否定“人”本身即是物质性存在形态，从而主观想象地运用“存在”、“物质”等抽象的观念来分离人，并通过对人的分离而再向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扩张，开辟出分离精神、分离意识、分离思维、分离情感和意志的道路。这样一来，在“物”思维模型中，“物质”和“人”都沦为了片面的和静止的对象物。

与此相反的是“心”思维模型。这种思维模型同样是一种绝对化、片面的思维模型，它过分片面、孤立地强调主体、强调人的主观精神的绝对性，把绝对化的精神预设为世界的第一因，强求人凡事都必以“心”(精神)的律动作为衡量的绝对尺度。“物”思维模型把精神、情感等内容视为是物质、存在的派生物，从而否定了人的生命的精神本性和心灵本性；而“心”思维模型却把物质、存在视为精神、心、情感、意志的派生物，从而否定了人、生命的物质本性。因而，“心”思维模型同样走向了分离精神与物质，分离存在、人、生命的道路。在“心”思维模型中，表面上看起来张扬了人及人的主体地位，但在实质上却仍然是分离和扬弃了人、生命，并在这种分离和抛弃中获得了一种抽象、片面、静止、孤立、僵化的“人”和“生命”的观念。所以，无论是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都是这一思维模型的产品。

“心”思维模型和“物”思维模型，其实都是类型化思维观的赋形性形态。类型化思维观的基本特征有二：一是认知模式的僵化，即认知的静态化、片面化、孤立化、抽象化；二是其认知敞开的价值定位的单向度化。由于类型化思维观的这种认知的单向价值定向，才生成出意识化的思维原则，即无论是“物”思维模型还是“心”思维模型，它们都共同遵循同一思维原则，这即是局部动力学原则。这就是说，这两种意识化的思维模型所蕴含的思维的动力学性质，都取向局部而不是整体，并且其思维的敞开运动都取决于局部，而不是整体。进一步讲，在这两种思维模型中，思维的运动并不在于思维自身作为自组织的生命整体的动力学性质，而是取决于思维之外的某种局部性因素，诸如物质、精神抑或上帝什么的。意识化思维模型的局部动力学原则，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近代以来以笛卡儿为滥觞的大机器工业范式。笛卡儿认为，部分是首要的，整体是次要的，因而，整体的动力学性质取决于局部，因为整体的动力学性质来源于部分的特性。笛卡儿范式所体现的这一思维原则真实无误地敞开一种机械的、静态的、结构的思维方法。在笛卡儿那里，世界是由思维、物质、上帝三部分组成的，在这三者中，上帝是思维和物质的创造者。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是钟表大师。上帝只要给这只钟表上紧发条，世界就开始运动，并且这种运动是遵循一定的规则和既定的方位而展开各司其职的运动。因此，世界的运动始终是结构的、秩序的，因而运动始终是自我护卫、自我封闭、自我确定的。自我护卫使结构产生自稳定性，使秩序获得井然性，而运动的目的也仅仅是对其自我护卫的“结构”与“秩序”予以调节而已。

通过上面的简要概述可以发现，无论是“物”思维模型还是“心”思维模型，都是类型化的思维模型，这种类型化思维模型的内在规定恰恰是类型化思维观念。类型化思维观念是一种导致人的认知产生谬误的思维观念，因为这种思维观念强调静止，主张局部，维护绝对的自稳定性。纵观类型化思维观念所导致的人类思维的根本谬误，就不难发现人类的现行思维的基本性质，一直处于少儿化思维和老年化思维的相互纠缠中：少儿化思维盲目乐观于现在，由此日益滋长及时行乐、得过且过之世风；老年化思维深情眷恋过去，并用当下的生命去讴歌和捍卫已经过去了的甚至对今天毫无作用的一切，从而企求在这一讴歌的幻相中淡忘现实生存的严酷和未来赋予我们的忧郁。现实生存的人们在这两种思维情趣的交替分割中，一方面获得了无穷的乐趣，另一方面又生发着无穷的苦闷。于是，本来理性的动物，恰恰成了不理性(如犯罪、抱怨、发泄、制造斗争、消极怠工等等)的生物。

当我们超越类型化思维观念框架来看，人类一切生存行为都是以思维为基础为前提为内容为结果的行为，人类的全部(物质、精神)财富都是人类思维的财富。人类生活的任何变革都将不同程度地刺激、影响、激活人类思维的变比。从发生学看，类型化思维观念的人类化，直接产生于一种特定的社会生产形态，即产生于农牧业与手工业的分工。这一社会生产形态的分工，建立起人类第一个从而也是最根深蒂固的思维(实质上是人类生存范式)范式，即二元分离范式。二元分离范式是一种类型化思维范式，它将世界一分为二，比如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自然与人，然后才根据这种两相对立而展开类型化的归纳，即一切都归纳为绝对对立的两类。在二元分离范式指控下，人类思维获得了完美的主客观意识、美丑意识、善恶意识、天地意识、阴阳意识等等。这种二元分离意识的生成虽然直接源于社会生产形态的分工，但其最初动因却应追溯到人类生活的等级观念的萌生。等级观念是人类最早的二元分离意识，即主次意识、上下意识、里外意识、尊卑意识等等。但这一时期更多的不是二元的“分离”，而是强调二元的“互补”(即相互依赖)，这一互补的基本品质仍然完满地保留在二元分离观念之中，成为其类型化思维观念的调节剂，从而演化为社会生存中的良好润滑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