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人文道路

在有限的历史中，给人类生存以最为直接而巨大影响的莫过于科学。在众科学之林中，对人类生存认知和情感影响最大、最持久、最深广的又莫过于物理学。这就是古希腊哲学为何以自然哲学（即物理学和数学）为肇始的深层原因；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在整合创建第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时，为何要以物理学为主体内容的根本考量；这也是被誉为近代哲学的始祖的笛卡儿为何在为时代创造“新实践哲学”体系时，或者在用大树来比喻他所构建新实践哲学体系时，何以要以物理学作为这棵“哲学大树”的主干的根本原因；并且，粗线条地审视近代的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其实都是围绕物理学而展开而拓展的。

近代以来的物理学，在其短短的探索史中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三位世界巨人，即牛顿、爱因斯坦、玻尔。这三位科学巨人本身所敞开的科学人生史，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现代历史。更进一步讲，这三位物理学巨匠所创造的科学伟业，从不同层面整合起来展示了近代以来的人类对自身探索的历史。这是因为“科学不过是以自然界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能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无论我们是研究人的历史还是研究自然的历史，我们研究的重要目的却是为了人。我们无法摆脱人，即使我们想这样的话。科学的和谐是由于自然的和谐，特殊地说是由于人类思想的和谐”[22]。在乔治·萨顿看来，科学的珍贵并不在于它对永恒的自然规律的揭示，科学的珍贵恰恰在于科学所展示的那种精神。科学的精神首先表现出一种冷峻深邃无限的批判态度，其次张扬出一种革命(于人类生存习见)的勇气，它在随时准备否定那些似乎天经地义的断言并接受那些好似叛经离道的观点，即绝对真理、客观规律是不存在的，它们不值得人们去追求，也不可能在这种追求中达到，脚踏实地不懈探索则可以使自己获得日益深入的认识。正因为如此，萨顿才把科学对自然的研究归结为是追求人类思想、情感的和谐，才认为“科学史的研究应该是对人类历史的认真解释及其最崇高的命运的展望”，应该“是描述漫长而无止境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错误和迷信而斗争的历史”[23]。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再到玻尔的道路，最真实地展开了这样一种科学的批判与探索的历史，并全方位地呈示出对人类最崇高命运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