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应时而起，匹夫有责
无论是走科举仕途的传统知识分子，还是近代产生的新式学生，都自觉担负“治国、平天下”的崇高使命。自甲午战争后，中国三千年大梦之方醒，改革已成社会必然之势。走在改革最前沿的是关心国家民族危亡的各地举子，公车上书是他们表达政治诉求、要求改革的先声引吭。至1905年，清朝废止科举，要求各省设立新式学堂，并逐渐在地方改造旧式书塾，建立学堂。新式学生大量出现，在立宪思想方兴未艾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时期的学生运动主要为参加立宪活动，尤其是受到留日归国学生的宣传鼓动，以日本立宪成功为榜样，在各地立宪实力派的支持下，学生通过签名、请愿等方式支持立宪。但在辛亥革命之前，学生运动虽与政治救亡相联系，但学生的政治意识还没有完全觉醒，直至辛亥革命的浪潮震动全国之后，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才开始兴起，学生开始更深入地参与政治活动。从反对“二十一条”的学生罢课、游行开始，中接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国民革命运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五四运动是学生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从五四之后，“救亡压倒启蒙”“集体压倒个人”“坐而读不如起而行”成为大部分学生的共识，在此后的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中，学生运动始终与政治活动的脉搏相呼应，都以一种集体的方式参与。考察近代学生运动，支持立宪之说是因为立宪有救国之希望，支持革命之说是在立宪失望之后，革命是救国的最后方式，自民国造肇，实践西方共和政体的失败，导致学生运动的方向由政治转向文化，陈独秀称“吾人最后之觉悟”为“伦理的觉悟”，所以，以学生为主导在社会展开了一场新文化运动。“救世”从“救心”开始，走一条彻底解决的路。及至五四运动，学生们喊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学生运动引起社会群众运动，并最终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和外交政策。再至国民革命运动，学生开始到工厂、乡间去，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带有政治色彩，到最终政治化。这一过程显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往往与国家时局联系紧密，以批判传统、反对现实为运动的主要号召和目标，应时而起。青年学生因接受新思想，自然会有强烈的国家责任感和先进的优越感，也必然具有参与救亡的高涨热情。这是近代中国革命年代学生的特点，但这一特点也在当代的学生中有所体现。新思想所反映出的政治主张，往往得到青年学生的青睐和实践。
2. 趋新为荣，守旧为耻
近代中国的革命是连续的、递进的，从立宪到共和，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换压缩在短短二十几年，这期间各种外来思潮纷至沓来，使人应接不暇。改革主题、目标与途径的转换与中国的国家情势息息相关，清廷立宪终为骗局，民初共和又成闹剧，不到二十年间，中国就实践了西方两大政治文明成果，但都没有完成救国救民的时代课题。革命性质转换的背后必然有一种革命思想作为支撑，同样，一种革命思想的实践失败和一种革命思想的兴起，也必然导致青年学生思想的更新，学生运动主题的趋进，甚至导致学生以新旧思想来划分“代”际。观察近代学生运动，清末立宪派首先兴起，影响一时，进而很快被革命派超过，被革命派斥之为顽固守旧，革命派中辛亥一代的老国民党人很快被主张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青年超过，也被贴上落后守旧的标签。期间二十几年，俨然已出现三“代”学生，可见当时学生对新思想趋逐之热切，更新思想之快，同时也显示出学生对国难的焦虑感、危机感不断累积，救亡手段日趋激进。1902年，梁启超对当时的现象有一番总结：“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若骇变法骇西学者，殆几绝矣。”[3]在梁启超看来，学界从变法到争民权，再到革命，再到竞谈革命，每一次转换升级，周期均不过一两年。而学生亦趋新弃旧，及时更新思想，视新思想为救亡图存的途径。新思想，也就是当时社会改革的主流思想，青年学生往往视能与时俱进的为新一代，鄙夷抱守旧思想的学生。当时学校之风，以能言新思想为荣，懂得新的革命理念的学生最受关注，最有地位，也最有发言权和号召力。于是，学校之中各种趋新团体建立，并得到大多学生的青睐支持、展开学生运动。总结近代学生运动，Lewis S.Feuer认为存在一个“世代冲突”的解释模式，“旧政治”产生的“失权”过程，使得传统威权受到挑战，上一代的政治文化威权基础被动摇后，对于社会变化最为敏感，具有革命冲动的情绪，青年学生便会爆发群体运动。“也就是说只要社会与历史环境结合，造成对上一代失去信心的危机时，便会逼使青年愤慨，走向反叛，学生运动随之而起”。[1]趋新为荣是每一时期青年学生的总体特点，通过接受社会新思想和新潮流来提升自我价值，获得社会的肯定与赞扬，这种满足感无疑对青年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3. 思想为体，政治为用
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另一特点是重点追求政治目的，无论立宪还是共和，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背后都有一个美好的政治蓝图。学生运动与社会思想相互促进的统一点就在于改革政治，追求政治上的先进性。纵使学生能够跟上社会的改革思想，有先进的诉求主题并能够开展集体运动，但徒有理想主义的学生，本身是一种身份而不是一种职业，是人生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处于塑造期的学生极易受到社会思潮的鼓动，思想信仰也容易二三其变。政治诉求目标难以固定，政治角色也难以定位。最为重要者，学生没有经济来源，力量毕竟单薄，学生运动在没有其他社会群体的支持下，必不能持久。如五四学生运动初期，学生敢于为先的精神鼓舞了社会其他阶层，学生得到社会的大量救助才得以将运动持续下去，但后期经济救助不继，学运也因此奄奄一息。全国学生联合会能够继续维持，全因获得新兴国民党和革命政府的支持。这种学生参与政治，政治运动学生的现象是近代学运的重要特点。通常情况下，只有在民族危机深重，国内政治毫无生气时，学运唤起国民的民族意识，在政治的旗帜下，才容易获得社会的同情支援。如时人说到此种现象：“这一代的政治培养出这一代的学运，这一代的学运反映出这一代的政治。”这句话充分反映出学生受新政治思潮的启发而群起运动，反过来政治思潮又通过学运迅速传播扩大。五四运动的形成就说明了这一原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集体革命思潮的引导都是五四学运的条件，而通过五四运动，各种主义思想迅速传播，各革命团体成员也迅速扩充，其中大部分为青年学生，尤其是社会主流三大思潮：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得到极大发展，相互之间为争夺革命话语权而展开相互批判、论战。从当时论战的语言文字来看，各政治派别争取的对象大都为青年知识分子。如中共早期的《向导》周报，就非有一般学识能力的人所不能看懂。直到国民革命开始后，国共两党才在苏联的影响下，开始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到乡下去”，“到工厂去”，青年学生运动最终转化为政治的工具。政治危局产生政党，政党利用政治思想影响学生来扩大政治影响，是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特征和途径。学生与政治思想天然发生联系是每个时代所不可避免的，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
[3] 《新民丛报》1902年10月，第17号，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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