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记·礼运》说起

一　从《礼记·礼运》说起

“大同”，见于《礼记·礼运》，它是儒家的理想社会，几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向往，进步思想家和改革者屡屡注目“大同”。至于系统阐述“大同”，并写成《大同书》的，则是康有为。

《礼记·礼运》说：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运》描绘的“大同”理想境界是“天下为公”：货“不必藏于己”，力“不必为己”，老、幼、妇、女、孤独都有所养，盗贼不作，外户不闭。这种“大同”境界，依托孔子，应写于春秋之后，战国或秦、汉之际。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也一直为儒家所向往。

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也有类似词意，如：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子》）

孔子的传人孟子也说：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五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春秋战国，诸侯征伐，列国纷争，在这社会动荡之际，百家争鸣，想望“大同”的，不仅儒家如此，即其他学派，也有这种愿望和想法。老子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百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

《庄子·马蹄》篇说：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即秦相吕不韦编的《吕氏春秋》也说：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于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吕氏春秋·贵公》）

想望“大同”，各家争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更有着《礼运》那样比较系统的论述。每逢战乱频繁，民生不宁，还有《桃花源记》“忽逢桃花林”那样的想望。

“大同”，不仅在古代为人所乐道。清代中叶，社会动荡，衰乱迹象呈露，龚自珍在《平等篇》指出当时的基本矛盾是“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如果让“浮不足”长期分化下去，则“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疾疠，生民噍类，靡其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1]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社会矛盾的激化，曾经冲击封建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大成至圣先师”神像的洪秀全，也在《原道醒世训》中引用了《礼运》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一大段，感慨地说：“而今尚可望哉！”

领导反清革命的孙中山更多次亲笔写了《礼运》中有关“大同”的词句，还在论著和许多讲演中多次提到“大同”。如《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说：

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2]

孙中山在解释民族主义时说，“对于世界之诸民族驯致于大同”，提到“驯致大同”。他对待传统思想，不是因循古训，“为古人所惑”，而是以自己为主体，从革命需要出发，要通过革命的实践，“成一个大同之治”。他说：

我们中国二千多年以前，孔子便有这项思想，他曾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过当孔子那个时代，只有思想，没有事实。到了现在，世界上有了这个思想，也有了这个事实。大家都要做主人翁，承认用这项主义的政体，才算是上上的政体，所以民权主义到了现在便发达到极点。^[3]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过去“只有思想”，现在却“有了这个事实”，孙中山观察当时的世界发展趋势，援引“大同”，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而向往“大同”。他与传统儒家的怀念往古，叹息“今不如昔”，对前途缺乏信心有根本不同。他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和儒生的奉经书为圣典，以“大同”为往而不复返也不同。时代前进，今日之向往“大同”，乃“适于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

至于对《礼运》作注，并撰写《大同书》的，则有康有为。

【注释】

[1]龚自珍：《平均篇》，《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8页。

[2]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见《孙中山全集》第9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3页。

[3]孙中山：《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册，第4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