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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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次年，“从事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人类公理》是康有为较早发挥大同学说的作品，但未见存本。《实理公法全书》，据康有为自称，是“万国公法之根源，亦为万国公法之质体”。言“实理”“公理”，与《自编年谱》所云《人类公理》思想相泐。根据《万国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参考《自编年谱》，以及1888年《上清帝第一书》，还是可以恢复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形成的基本面貌的。

1883年6月，法驻日公使来华重开谈判，强迫清政府承认法国在越南北部的侵略地位。10月下旬，中法谈判中止，法军窥视，康有为鉴于外敌入侵，国势日蹙，在《致邓给谏铁香书》中说：

近法人乃吞我属国，窥我滇、粤，粤人莫不发指，故有涉面烧鬼楼之事。……张振帅乃日以三百金延英状师对案，用夷变夏，以先王数千年之法，裂冠毁冕，竟敢弃之。坏中国之体，悖祖宗之典，中外骇笑，士民愤怒，奸宄煽动，几酿祸乱。如此举动，真古今之奇变，神人所痛愤也，而不闻弹章及之。^[14]

“张振帅”指张树声，字振轩，时任两广总督，康有为对张树声的“至粤即以粤人为不可用”，对战事“手足无措”深为诋斥。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次年，签订条约，云南、广西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康有为这时“悟大小齐同之理”。次年，“从事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1887年，“又编《人类公理》……作《内外篇》”，孕育有一种大同境界。

《人类公理》是康有为较早发挥大同学说的作品，但未见存本。康有为早年著作，仅见《实理公法全书》和《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据康有为自称，是“万国公法之根源，亦为万国公法之质体”。初稿且以“公理书”为题。《实理公法全书》“凡例”第一条：

吾天下之大，不外义理、制度两端。义理者何？曰实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制度者何？曰公法。实理明则公法定。

言“实理”“公理”，与《自编年谱》所云《人类公理》思想相泐。《康子内外篇》是康有为现存最早哲学著作，存《阖辟》《未济》《理学》《爱恶》《性学》《不忍》《知言》《湿热》《觉识》《人我》《仁智》《势祖》《地势》《理气》《肇域》等十五篇，除前九篇分载《清议报》外^[15]，其余初未公开。《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原藏康同璧先生处，1947年，美国Mary C．Wright教授曾为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制成显微胶卷。根据《万国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参考《自编年谱》，以及1888年《上清帝第一书》，还是可以恢复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形成的基本面貌的。

康有为为什么要撰《人类公理》？其撰写的社会条件是什么？《人类公理》又企图解决什么问题？根据《自编年谱》的记载，《人类公理》酝酿于1884年，亦即中法战争那年；始撰于1885年；到了《上清帝第一书》的前一年，再加编订。也就是说：它是在法帝侵略，“兵惊羊城”时的产物。

这时，在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下，康有为感到“山河尺寸堪伤痛，鳞介冠裳孰少多！”^[16]沧海惊波，外患日迫，这使从小“慷慨有远志”，夙有远大抱负的康有为，忧愤填膺。难道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中国，是“人类公理”吗？难道中国人民备受帝国主义势力的蹂躏，也是“人类公理”吗？

1888年前，康有为两赴香港，一游上海，曾引起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但“欢来独惜非吾土”^[17]。帝国主义势力宰割中国领土，进行殖民统治，难道这是“人类公理”吗？外患日深，民族危亡，而清朝统治阶级“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以致“官不择才而上且鬻官，学不教士而不患无学”，难道这是“人类公理”吗？“河泱不塞”，水旱流行，官吏则“游富从容”，“小民”则“荡析愁苦”，难道这是“人类公理”吗？

照此说来，《人类公理》是在外患日迫，“内政不修”的社会背景下撰述的。康有为“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而“忧国忧民”，思“悲哀振救之”，是具有爱国意义的。

康有为自述《人类公理》的思想来源是：“读宋、元、明《学案》、《朱子语录》，于海幢华林读佛典较多，上自婆罗门，旁收四教，兼为算学，涉猎西学书”。“合经子之奥旨，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下之迹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穷察后来。”说明他这时主要是受了陆王心学、佛教哲学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学说、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还没有渗透儒家今文学说。陆王心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产物，佛教哲学传入中国后，也予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以影响。他在这些东西中并未找到出路，从而“涉猎西学”，企图“向西方学习”。他说：“以几何著《人类公理》。”“几何”，在中国古时虽有此名词，但他所说的“几何”，是指以物的形状、大小、位置研究其真理的科学，有其新的涵义。

他以为几何公理是“一定之法”，如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18]，是“必然”之实。^[19]但是“不能无人立之法”。人立之法“其理较虚”，只是“两可之实”^[20]，它本来没有“定则”，只是“推一最有益于人道者以为公法而已”^[21]。什么是“最有益于人道”的“公法”？那就是平等。

康有为认为，“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所以要“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22]，要“以互相逆制之法”，使之平等。认为“学不外二端，为我、兼爱而已”。“兼爱”是“仁之极”，“为我”则是“义之极”。“兼爱”，“既爱我又爱人”，“为我”则有时会“为其所以为”，于是以德、刑检之。但是，“中国之俗，尊君卑臣，重男轻女，崇良抑贱”，明明是不平等，却认为是“义”，“习俗既定以为义理，至于今日，臣下跪服畏威而不敢言，妇人卑抑不学而无所识，臣妇之道，抑之极矣，此恐非义理之至也，亦风气使然耳。物理抑之甚者必伸，吾谓百年之后必变三者。君不专，臣不卑，君臣轻重同，良贱齐一”。这才符合“佛氏平等之学”。^[23]

康有为也曾“眉间蹙蹙常若有忧者”，对人世间的不平等感到“不忍”。在一定程度上对“穷民”寄以同情，他说：“予出而偶有见焉，父子而不相养也，兄弟而不相恤也，穷民终岁勤动而无以为衣食也。僻乡之中，老翁无衣，孺子无裳，牛宫马磨，蓬首垢面，服勤至死，而曾不饱糠覈也。彼岂非与我为天生之人哉？而观其生平，曾牛马之不若，予哀其同为人而至斯极也。”^[24]他认为产生这些现象，主要由于“政事有不修，地利有未辟，教化有未至”，这是“民上者之过”。^[25]因此他“忧天悯人”，“而有不忍人之心焉”。

康有为忧患人生，想望平等，他要“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神、合教一统地球，又推一统之后，人类语言、文字、饮食、衣服、官宦之变制、男女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务致诸生于极乐世界”。

康有为不是迷信复古，而是瞻望未来，他说：

凡言治者，非徒法先王、法后王可以为治也。当酌古今之宜，会通其沿革，损益其得失，而后能治也。损益其沿革得失，确然可以施之为治矣。不知施之之术，不足为治也。施之之术，有先有后，有轻有重，有宜先而后，有宜轻而重，有忽先忽后，忽轻忽重，在审时势，通民心，挈而抑之，顿而制之，举之九天之上，沈之九地之下，震之以雷霆，润之以雨泽。妙其控纵，而天下之治，惟我所欲求，盖开塞之道得也。^[26]

他设想斟酌古今，会通沿革，损益得失，“务致诸生于极乐世界”。这有其沾染佛教哲学的迹象，但佛教讲“出世”，康有为要“经世”。于是“参中西之新理”，“通天下之故，极阴阳之变”^[27]，拟出“平等公同”的图景，从事《人类公理》的撰述。

康有为这种“平等”思想，除存有封建学说外，还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学理，他认为人生来平等，都应有自主之权，然而当前“人不尽有自主之权”^[28]，如“君主威权无限”^[29]等，就是现实生活中不含“几何公理”的。这些应与他“涉猎”西籍，沾染西方资产阶级平等、民主思想有关。“公理学”的酝酿和撰述，象征着一个封建知识分子走向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历程，《实理公法全书》和《康子内外篇》也可视为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早期撰著。

【注释】

[1]康有为：《诵芬集序》，见《康有为集汇编》卷八《艺林》，。

[2]康有为：《编先世诵芬集恭记》，见《康有为集汇编》卷八《艺林》。

[3]《康南海自编年谱》“同治七年戊辰，十一岁”。

[4]《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四年戊寅，二十一岁”。

[5]康有为：《康有为诗集·澹如楼读书》。

[6]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7页。

[7]龚自珍：《明良论》四，《龚自珍全集》，第34、35页。

[8]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第6页。

[9]龚自珍：《明良论》四，《龚自珍全集》，第35页。

[10]薛福成：《筹洋刍议·商务》。

[11]薛福成：《筹洋刍议·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