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早期的大同思想，是在《人类公理》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在第一次上书不达后受了今文经学的影响而形成的。
1888年，康有为鉴于中法战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陲，民族危机严重，趁入京考试的机会，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请求变法，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清政府提出的建议。
《上清帝第一书》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点建议，指出当前沙俄有蚕食东方的阴谋，法国有专力越南以窥中国的企图，要“外攘夷狄”，就必须“内修政事”，要“内修政事”，就必须“变成法”。
这时，清朝的皇帝是光绪，他幼年接位，康有为曾想望能有像周公辅佐成王那样的人，帮助光绪皇帝励精图治。1886年前，他好《周礼》，尊周公，贯穿之著《教学通议》一书[1]，标明撰书的目的是“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教学之不修”，“患其不师古也”。而所学只是“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认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教学通议》的宗旨就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
“言教通治”，周公是典范。康有为认为，经书中的典章，都是“周公经纶之迹”。“周公以天位而制礼，故范围百世，万民无不曲备”（《六经》）。“言古切今”，周公也是典范，他“熔铸一时”，“以时王为法”，从而“制度美密，纤悉无遗，天下受式，遏越前载，人自无慕古之思也”（《从今》）。
周公“言教通治”、“言古切今”，是因为他不是空洞说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纲维天下”，“周公兼三王而施事，监二代以为文”，“制作典章”，“因时更化”，从而“大周之通礼会典一颁，天下奉行”（《从今》），“教学大备，官师咸修”。
《周礼》是古文经典，周公是古文经学家崇拜的偶像，康有为讲《周礼》官守，崇周公权威并从周公“有德有位”着眼，恰恰是古文经师的立论所在，和他后来崇奉的今文经学殊异，所以他在这年的《自编年谱》中说：“又著《教学通议》成，著《韵学卮言》，既而弃之。”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时，想望有如周公其人辅佐光绪，“制礼作乐”，“天下奉行”，当他上书时，曾托盛昱向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代递折稿，翁同龢虽曾掌识，并将折稿摘抄[2]，还是感到“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复谢之”[3]。
曾任军机大臣、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康有为也两次向他上书，用了周公“吐哺握发”的故事，希望“闻尊王庇民之略，俾足副沧海大塞之观”[4]，大声疾呼：“失此不图，后虽欲为之，外夷之逼已极，岂能待十年教训乎？”指出“感悟之法，在一二元老面对直陈”。[5]
他向吏部尚书徐桐上书，“陈大计而责之”，望其“牵踞痛哭，感悟上意”，“忧国如家”，“幡然图治”。[6]
他还向都察院左都御史祁世长上书，认为祁“以大儒总台纲”，望能“扶士气而维国家”。[7]
然而，这些活动，没有达到康有为预期的效果，这些高位者既没有周公那样“吐哺握发”的接待，且康有为饱受各种各样的讥讽。据说潘祖荫“垂接颜色”，“教以熟读律例”[8]；祁世长“雅不喜西法，门下士有愿为总署司员者，公闻之辄蹙额，相见必力阻之”，看到康有为上书，自然“不纳”。以顽固著称的徐桐，更“以狂生见斥”[9]，衮衮诸公，“龌龊保位”，欲求如周公其人，又何其难也！
第一次上书不达的教训是：大臣阻格，格不上达，不但无“吐哺握发”的周公，并且尸位素餐，壅塞鬲闭。尽管翁同龢对康有为有印象，但在后党的掣肘下，也乏实际权柄。上书不达的另一教训是：“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10]，且遭朝士大攻，视为“病狂”。他曾一度消沉，退治碑版，然而“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11]，怎么办呢？这曾促使他去找寻新的理论依附。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封建势力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占统治地位，要找寻新的思想武器，除“向西方学习”外，还需从中国传统的封建学说中去探寻。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东西固然可以学习，但举朝上下，或者“视新法为仇”，深闭固距；或者“奉之为帝天”，媚外辱国，要使大家认识“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感，在封建思想笼罩下，只得向封建学说中求索，使之“言古切今”，“言教通治”，只有这样，才能“耸上者之听”，才能“鸣其友声”，才能实现他变法图强的政治目的。康有为在上书不达前，对“有德有位”的周公，“天下奉行”的《周礼》是崇奉的，而对烦琐经学却认为“学而无用”。为了避免缴绕，他把古文经学的烦琐，归之于许慎、郑玄，不拉扯到“经纶天下”的周公。他泛览百家，尚无归宿，这在他1888年写给黄绍箕的信中可以看到。信中说：
仆尝谓词章如酒能醉人，汉学如饾饤能饱人，宋学为饭能养人，佛学如药能医人。[12]
“醉”、“饱”、“养”、“医”，既似褒词，又含贬义，对这些不同学术流派，康有为都曾探讨，却未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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