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以为，1898年前，严复的《天演论》已经译出，他曾给友人看过，还在论文中引录过“天演”学说，不能说康有为在此以前，没有受其影响。此论也值得商榷。
严复确实在论文中引录过“天演”学说，指出其“大旨”。如《原强》就说：
达尔文者，英国讲动植之学者也，……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名曰《物种宗衍》。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无人不读，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为之一斐变焉。[5]
此文发表于1895年3月4日至9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至十三日）的天津《直报》，严复曾有致梁启超书一封，提到了《原强》，信中说：
今者取观旧篇，真觉不成一物，而足下见其爪咀，过矜羽毛，善善从长，使我颜汗也。[6]
原函无年月，不过，文中提到“近复得九月二日书”和“《时务报》已出七帙”。查《时务报》第七册系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初一日出版，则此信应写于是年九月。信中最后又说：
拙译《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登报诸稿，挑寄数篇。金石当前，自惭形秽，非敢靳也。《原强》如前所陈，拟更删益成篇，容十许日后续呈，法鉴何如？[7]
从这封信看，上海《时务报》曾准备刊载严复之文，严复也曾“拟更删益成篇，容十许日后续呈”。但是，后来《时务报》上并未见到严氏的修改稿。所以，梁启超对严复“天演”学说的了解在1896年还十分有限。
梁启超知道《天演论》，应在1897年初，梁启超有《与严幼陵书》一封，信中说：
《春秋》之言治也，有三世：曰据乱，曰升平，曰太平，启超常谓，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8]又说：
《天演论》云：克己太深，而自营尽泯者，其群亦未尝不败。[9]
此信《饮冰室合集·文集》系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但信是针对严复评《古议院考》一文后的答复，且信中又云：“启超近为《说群》一篇未成，将印之《知新报》中。”《说群》发表在《知新报》第十八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出版，则此信不可能写于1897年之前。《梁任公年谱长编》把《与严幼陵书》系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先生二十五岁”；李国俊《梁启超著作系年》也把它系于1897年，这是正确的。看来，梁启超知道严复所译《天演论》的详细内容，当在1897年前，可是，在他自己的文章中讲进化理论时，依据的还是《春秋》“三世”说。
又，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三日（1897年4月4日）《致康有为书》云：
严幼陵有书来，相规甚至，其所规者，皆超所知也。然此人之学实精深，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欲质之先生，其词太长，今夕不能罄之，下次续陈。[10]
康有为知道严复“天演”进化思想，是经过梁启超介绍的。由此分析，1897年4月前，康有为还不谙“此人之学”，而康的“三世”进化说，却早已形诸笔墨了。所谓康有为在“1896年看到严复的《天演论》”[11]，是没有根据的。
或者以为，康有为接受进化论，“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一重要途径是通过日本学人的著作”，并举《日本书目志》为例[12]。《日本书目志》是康有为在长女康同薇的帮助下译出编成的。在此书卷二“理学门”第二“生物学”中，列有八种书目：除两种是《生物学》，一种是日本人石川丰代松著的《进化新论》外，还有两种是美国人和德国人所著，与赫胥黎无涉。余下来的三种，即伊泽修二译的《进化原论》、山县悌三郎译补的《进化要论》和城泉太郎译的《通俗进化论》三种。这三种，是否和赫胥黎有关，我没有看过原书，不敢随意判断。但即使有关，康有为是否看到，也成疑问。因为《日本书目志》书目甚多，康同薇不可能都能译出或讲给他父亲听，更不可能“评定日本各书的特点和优劣”[13]。从上引“生物学”书八种后的康有为所撰按语，也只有短短两行，即：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能知天地生物之故，万物生生之原，万物种分类别之故，则天地位、万物育矣。生物之学者，化生之学也。读《万物退化新说》一书，盖技也，而进于道矣。[14]
只是提到“读《万物退化新说》一书”，并没有“对这些书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和看法”[15]。
或者以为“康有为接受进化论，特别是社会进化论的又一渠道，是他与黄遵宪的交往”[16]。的确，1895年康有为在上海，和黄遵宪相识，他自己还说：“朝夕过从，无所不语。”[17]然而，黄遵宪本人是在1898年底，才看到《天演论》译本的。黄遵宪在壬寅（1902年）写给严复的信说：
别五年矣，戊戌之冬，曾奉惠书，并《天演论》一卷，正当病归故庐，息交绝游之时，海内知己，均未有一字询问，益以契阔。[18]
那么，黄遵宪看到《天演论》是在“戊戌之冬”，即1898年政变以后，说他是戊戌前康有为接受进化论的“又一渠道”，和事实不符。
历史研究，贵在实事求是，主观推测，凭空臆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康有为运用传统的今文经学发动维新运动，是否“不能设想”？也不是的。
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有过先进兴盛的历史，后来却渐渐落后了。它的先进和落后，都和自己的传统文化思想有关，特别是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发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为了使中国富强，近代先进人物大都对儒学进行过程度不同的总结，维新志士也不例外。
任何一个民族，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是不可能割断历史、凭空接受外来文化的。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总要受到传统思想的制约。以儒家思想来说，它既有保守的一面，又有维护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另一面；既有阻滞社会前进的封建糟粕，也曾不断产生新的进步因素。它自成体系，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精神力量。传统文化的思想影响，当时人是不易也不会完全摆脱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尽管儒家思想内部有着代表不同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派系斗争，但崇奉孔子却又是一致的，既以儒家经籍为法定的教本，又把孔子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儒家思想的传统影响，孔子经书的朝夕熏陶，容易锢蔽视野，述而不作。如果要革新，就有人说“圣人之法”不能“矫然易之”。不仅用“祖宗之制”来压人，而且也用孔子之经来惑人。这点，维新人士是有切身体会的。康有为就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且可避祸。”[19]于是他们重搬儒术，利用当时迷信孔子的社会心理，把孔子乔装打扮，拼命神化，从而塑造出“托古改制”的孔子，以对抗“述而不作”的孔子，依援孔子儒经实行他们的维新大业。可以说，维新志士的“迷恋传统文化”，是依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欲托孔子以行其术”。
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儒家经典，是当时知识分子必须诵读的，科举考试也每以儒经命题，清代每一县城都有儒学教谕、儒学训导，孔子的权威是不能动摇的。在儒家思想传统的影响下，康有为“与之先王”，借用儒学，用古人的语言，演出变法改革的新场面。《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孔子云：“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政治制度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可变的。孔子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人们所颂法的夏、商、周三代就有过因革损益。康有为发挥《公羊》“三统”、“三世”学说，说明社会之进化与历史之演变，认为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才可渐趋“大同”。他是“忧患百经始悟道”，并得出“传经只有一《公羊》”这个结论的。
这种情况，不但戊戌时期的康有为是如此，就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章太炎也是如此。20世纪初，当章太炎思想由“革政”转入“革命”时，就对康有为的崇扬“三统”、“三世”提出异议，说：“三统迭起，不能如循环；三世渐进，不能如推毂。”[20]这种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微言以致诬，玄议以成惑”，带来很大的危害。此后，他入狱三年，东渡日本，投身革命，主编《民报》，发挥清代古义经学开创者顾炎武经学思想的实践内容，从那里借用语言，汲取思想。对顾炎武的“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极为赞赏，以为他“甄明古韵，纤悉寻求”，对此既示遵循，对其“兴起幽情，感怀先德”更表景仰，认为他是“存诚之学”，“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21]这样，康有为便以古文反对今文，以革命反对改良，也援用了儒家经学。显然，“用封建主义思想范围”的儒家经学“发动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以至革命运动，不是“不能设想”，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从实际出发的。
【注释】
[1]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五册附录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8页。
[2]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6页。
[3]《国闻汇编》第一册封底原题“光绪二十三年冬十一月初一日，第一册”，第二册原题“光绪二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一日，第二册”。但据同年十二月初五日出版的第三册《本馆告白》：“本馆《汇编》，逢五出报，原定十一月初五日为第一期，嗣因装订工人贻误，以至耽延十一日，于十五日始行装齐分送，因即以十五日为第一期，二十五日为第二期，但封面早已印就，未及改刻，兹于第三期起，一律改正。即题为十二月初五日，以后按期分送不误，特此声明。”据此，第一册发刊日期应为“十一月十五日”，第二册应为“十一月二十五日”。
[4]《国闻汇编》第一册封底原题“光绪二十三年冬十一月初一日，第一册”，第二册原题“光绪二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一日，第二册”。但据同年十二月初五日出版的第三册《本馆告白》：“本馆《汇编》，逢五出报，原定十一月初五日为第一期，嗣因装订工人贻误，以至耽延十一日，于十五日始行装齐分送，因即以十五日为第一期，二十五日为第二期，但封面早已印就，未及改刻，兹于第三期起，一律改正。即题为十二月初五日，以后按期分送不误，特此声明。”据此，第一册发刊日期应为“十一月十五日”，第二册应为“十一月二十五日”。
[5]严复：《原强》，《严复集》第一册，第5页。
[6]严复：《与梁启超书》，《严复集》第三册，第514页。
[7]严复：《与梁启超书》，《严复集》第三册，第515页。
[8]梁启超：《与严幼陵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8页。
[9]梁启超：《与严幼陵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10页。
[10]梁启超：《致康有为书》，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三日，见《梁任公年谱长编》“光绪二十三年”。
[11]马洪林：《康有为历史评价的几个问题》，青岛康有为研究会：《康有为研究》第一辑，1897年，第14页。
[12]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页。
[13]马洪林：《康有为大传》，第1 5 5页。
[14]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二。
[15]马洪林：《康有为大传》，第155页。
[16]马洪林：《康有为大传》，第155页。
[17]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
[18]《黄遵宪致严复书》，见《严复集》第五册附录三，第157页。
[19]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67页。
[20]章太炎：《征信论·上》，《章太炎全集》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
[21]章太炎：《答梦庵》，见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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