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的“大同三世”说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和戊戌前起了变化，1901年所撰《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的《自序》中说：

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夫主乎太平则人人有自主之权，主乎文明则事事去野蛮之陋。主乎公则人人有大同之乐，主乎仁则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权限则人人不相侵，主乎与时进化则变通尽利。故其科指所明，在张三世。其三世所立，身行乎据乱，故条理较多，而心写乎太平，乃神思所注，虽权实异法，实因时推迁。故曰孔子圣之时者也。若其广张万法，不持乎一德，不限乎一国，不成乎一世，盖浃乎天人矣。汉世家行孔学，君臣士庶，劬躬从化，《春秋》之义，深入人心。拨乱之道既昌，若推行至于隋、唐，应进化至升平之世，至今千载，中国可先大地而太平矣。不幸当秦、汉时，外则老子、韩非所传刑名法术、君尊臣卑之说，既大行于历朝，民贼得隐操其术以愚制吾民，内则新莽之时，刘歆创造伪经，改《国语》为《左传》，以大攻《公》《穀》，贾逵、郑玄赞之。自晋以后，伪古学大行，《公》《穀》不得立学官而大义乖。董、何无人传师说而微言绝。甚且束阁三传，而抱究鲁史为遗经，废置于学，而嗤点《春秋》为断烂朝报，此又变中之变，而《春秋》扫地绝矣。于是三世之说不诵于人间，太平之种永绝于中国，公理不明，仁术不昌，文明不进，昧昧二千年，瞀焉惟笃守据乱世之法以治天下。^[14]

照此说来，孔子之时，“身行乎据乱”，是“乱世”，如果能循“孔子之道”，“推行至于隋、唐”，应该进化到“升平世”（“小康”）了；隋、唐以后，“至今千载”，中国应该“可先大地而太平矣”。但因秦、汉的崇“刑名法术”，王莽、刘歆的“创造伪经”，晋代以后的“伪古学大行”，以致“微言散绝”，“三世之说，不诵于人间；太平之种，永绝于中国”。而二千年的中国，只是“笃守据乱之法以治天下”。那么，中国二千年的历史，不过是“乱世”，并非“小康”，与《礼运注序》所称“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