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是康有为在—年避居印度时所撰

我以为《题辞》《绪言》是倒填年月，康有为在1884年并没有《大同书》的撰述。因为：

第一，《大同书》中以“太平世”（大同）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全世界设立一个统一的整体，最高的中央统治机构叫作“公政府”。他认为要达到这个“理想”，需要通过“弭兵会”来解决，他说：

俄罗斯帝之为万国平和会也，为大地万国联邦之始也。（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5页，下同）

夫近年以大同纪年，当以何年托始乎？凡事必有所因，端必有所指。大同因之所托，必于其大地大合之事起之；近年大地万国大合之纪事，其莫如荷兰喀京之万国同盟矣。是事也，起于己亥，终于庚子。庚者，更也；子者，始也；庚子之冬至为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耶纪以为二十世开幕之一年者，当即以庚子春分为大同元年托始之正月朔日。（第90页）

按：此指1899年5月18日由俄皇尼古拉二世倡议，在荷兰首都海牙召开的“海牙和平会议”。这一类的“国际和平机构”，实际为帝国主义的一些大国利用的工具。而康有为却把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把资产阶级专政的联邦及其所操纵的“国际和平机构”看作“大同之先驱”。除从上引“是事也，起于己亥，终于庚子”，可以确证是他1900年以后的记载外，更重要的是这一观点，贯穿在“去国界合大地”的全部。作为“大同之进化”“略不出此”的《大同合国三世表》也载该部。其他如丙部《去级界平民族》、辛部《去乱界治太平》亦有阐发。《去国界合大地》是《大同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康有为的社会政治理想以此为最具体，而立“公政府”“欲去国害必先弭兵破国界始”，更为全部的枢纽。那么，康有为不是在1884年即有《大同书》的撰述，再经1900年以后的增补，而是撰于1900年“海牙和平会议”以后，这是康有为受了帝国主义所宣扬的“世界主义”理论影响以后的撰著，是1901年至1902年间的作品。

第二，《大同书》中记载1884年以后的事例甚多，康有为不可能在1884年即已撰有此书。

《大同书》中有记1885年事者：

自十三世涵沧公丁明末之难，全族亡尽。涵沧公以幕营业，创此老屋，前年崩倒，倾压一人，而吾行经洋城华德里，飞砖压顶，幸隔寸许，不然，吾死于光绪乙酉岁矣。（第24页）

乙酉为公元1885年。

有记1887年事者：

若光绪丁亥香港东洋船之惨祸，先自火焚，焦头烂额，中于烟毒，船客尽焚，已而沉下，予几不免焉。（第25页）

丁亥为1887年。

有记1888年事者：

吾妹琼琚静贞好学，生有三子，夫丧中年。以贫自伤，数载遂殒。（第28页）

按：康有为的妹婿游湘琴卒于1887年，他的三妹琼琚卒于1888年，均见《康南海自编年谱》。

有记1895年事者：

吾门人陈千秋通甫者，绝代才也，为吾门冠，年二十六，以肺痨卒。（第14页）

按：陈千秋卒于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有记1897年及1898年后事者：

故弱冠以还，即开不缠足会，其后同志渐集，舍弟广仁主持尤力，大开斯会于粤与沪上，从者如云，斯风遂少变。戊戌曾奏请禁缠足，虽不施行，而天下移风矣。（第141页）

按：康广仁经理之上海不缠足会，于1897年7月成立；《大同书》又称：“戊戌曾奏请禁缠足”，则应为1898年戊戌以后；称“虽不施行，而天下移风矣”，则应为戊戌政变以后的词句。

第三，《大同书》中有不少游历欧美后的见闻记录，提到印度或印度史事的记载尤多，可知《大同书》是政变以后，康有为游历欧美，避居印度时的撰述。

《大同书》中所载游历欧美后的见闻记载有：

即欧、美诸国，近号升平，而吾见其工人取煤熏炭则面黑如墨，沾体涂足则手污若泥，自以其所耕之地大于中国。（第15页）

试观巫来由及烟剪之器物，无不丑恶，其与进化之害莫大焉。（第37页）

以吾所见，檀香山人、巫来由人，皆棕黑者也，印度则黑如鬼者也，皆怪丑者也，而欧人、华人多娶其妇，美人、英人多娶烟剪女者。盖凡人久居其地，则心目移易，视为固然，虽有恶者不知其恶也。吾尝问一娶檀山女、印度女者皆云然。（第121页）

吾昔入加拿大总议院，其下议院长诸女陪吾观焉。吾谓：“卿等具有才学，何不求为议员？”议长诸女胡卢大笑，谓：“吾为女子，例不得预。”目吾为狂。此外频与欧美女子言之，皆笑吾之狂愚也。（第130页）

而观欧、美之俗，男女会坐，握手并肩，即艳质丽人，夜香满座，虽忘形尔汝，莫不修礼自持，鲜有注目凝视，更无妄言品评者。（第160页）

乃至至无知之腊鱼，则亦有母子之亲焉。是鱼也，生于北美加拿大之海滨，腹大如鲤，生子百数十，群从某母出而游泳焉。既则复入母腹而宿焉。昔吾从者尝猎得狨之母子，群狨列树而长号，及将烹其子也，其母号哭甚哀，啮从者之手而俱死焉。吾欲放之而不及也。（第168页）

一欧人闻吾言中国父子之道而极慕叹羡之。一美妇与吾论人伦，谓但须得富，不必子女，有子女无益，反增累耳。吾所识英星加坡两巡抚或不娶妻。而近年法国妇女皆不愿产子，下胎无算，否则弃之于婴堂者不可胜数。故数十年来法国丁口日少，昔者在四千万外，与德战争时民数过德，方今德人几增半而法人不加，今不及四千万焉。法、美妇人尝语吾，已有一子，不再须矣，皆以多子为不可，其薄父子之效可见矣。（第177页）

吾与欧、美人游，寡见有抚其孙者，况曾玄乎。（第178页）

上述记载，清楚地说明康有为在戊戌政变以后，远涉欧、美的亲历见闻^[6]。他自己也明白记着：“吾见”、“以吾所见”、“吾尝问”、“吾昔入”、“而观”、“吾所识”，以及欧美人“闻吾言”、“与吾论”、“尝语吾”。所述事实，且多可考稽。如康有为于1899年游历美洲，当时报纸皆记其事，谓：“康有为同李西庚游历美洲，美洲官绅商民与之谈洽者颇多。”^[7]康有为说是“昔入”，说明《大同书》不可能成于1899年前。又如康有为于1900年3月1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二日）至新加坡后，即正式接受美国的保护。8月，美国新加坡代理领事J．A．斯韦登汉（J．A．Swettenham）邀往槟榔屿，住总督署中。1901年9月，英政府正式任命J．A．斯韦登汉的兄弟F．A．斯韦登汉为新加坡总督。《大同书》中所谓“吾所识星加坡两巡抚皆不娶妻”，即指新加坡总督斯韦登汉兄弟^[8]。可知他不可能记于1901年9月以前。书中述及法国“妇女”，则为1905年游历法国以后所补。又如“美国总统麦坚尼，……其死之遗嘱也，以其遗财二十余万镑尽与其妻，仅以千镑赠其母……且观麦坚尼，一切大会皆与其妻同之，不闻其母与焉”。按麦坚尼（William Mckinley）卒于1901年，则应记于1901年以后。

同时，又以康有为在印度定居，对印度情况的了解，也较欧、美各国更多，因而在《大同书》中，关于印度情况的记载，也就更较欧、美各国为多。我曾将中华书局本《大同书》里有关印度的记载作过统计，发觉提到印度或记述印度史事等情况的，共有四十余次以上，其中如“以吾观英人之久居印度二三世者，面即黄蓝，华人亦然”（第116页），应为居住印度时所“观见”。又如：

若夫印度之抑女尤盛，虽极贫贱，必有红布数尺以蔽其首面，出行则以手持之，目仅见足，曳踵圈豚，盖目为布蔽，不见前面也。间有操作，一见男子，辄复蔽面，故终日以右手执操作之物，左手牵蔽面之布。尤甚焉者，全身全面皆有布掩，仅露双目，而眉间布缝以小锁之，未持其钥，惟夫命乃开，身有穷#，扃锁亦同，皆惟持钥。此则狱吏之待重囚不若是矣。印中妇既孀守寡，则独处高楼，去其下梯，绳缒饮食，如此终身，此则欧美杀人之罪终身监禁者，不过此矣。印度富贵家女，有看演剧者，以布帷之，时穷小孔，仅露双目，外人不得见焉。（第139—140页）

这种记载，不是亲历，是不会写得如此具体的。

为什么《大同书》中有不少欧美见闻？为什么《大同书》有关印度的记载特多？因为他在政变后亲历欧美，避居印度。

第四，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源于儒家今文学说，而他的“明今学之正”，渗透今文，是1888年以后的事；康有为以《公羊》“三世”学说和《礼运》“大同”、“小康”学说相糅则在更后。康有为不可能在“明今学之正”之前的四年，已经撰有《大同书》。

根据《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记载，康有为在1880年曾著《何氏纠谬》，专门攻击西汉今文经学大师何休。直到1888年第一次“上书不达”以后，即不谈政事，复事经说，发古文经之伪，明今学之正。那么，在今文经学中汲取需要的思想资料，是1888年以后的事。要说康有为在未曾信奉今文以前，即已撰有《大同书》，这是不可能的。这点，下面还将述及。

第五，康有为的弟子在政变以前，都没有看到《大同书》。梁启超在1901年撰《南海康先生传》时，介绍了康有为的“大同学说”，最后说“先生现未有成书”；介绍“先生所著书”中关于“孔教”时，谓“《教学通议》，今已弃去；有《新学伪经考》，出世最早；有《春秋公羊传注》《孟子大义述》《孟子公羊相通考》《礼运注》《大学注》《中庸注》等书，皆未公于世”，也未说撰有《大同书》。直到后来梁启超手写《延香老屋诗集》，在《大同书成题辞》下加以脚注，始云：

启超谨案：先生演《礼运》大同之义，始终其条理，折衷群圣，立为教说，以拯浊世。二十年前，略授口说于门弟子，辛丑、壬寅间（1901—1902年）避居印度，乃著为成书。启超屡乞付印，先生以为方今国竞之世，未许也。

梁启超这一记载，倒是真实的。康有为每每倒填年月，以明“一无剿袭”，梁启超却不为师讳，能道其实。

梁启超手写的《延香老屋诗集》在刊行时，康有为是为他撰序的，《大同书成题辞》的梁启超脚注，刊在该书的第一叶，康有为不会没看见，假使不是事实的话，康有为为何不予“更正”？

正由于康有为在政变前“未有成书”（《大同书》），所以梁启超于1901年撰的《南海康先生传》中，只有“大同”、“大同境界”、“大同学说”等称谓，没有《大同书》的记录。“大同”不等于就是“大同书”；政变前的“大同境界”、“大同学说”，也不等于他在1901年到1902年所撰的《大同书》。

如果将“大同”和《大同书》混同看待，对《大同书》的评价，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综上所述，《大同书》不是康有为早期的著作，以至在《大同书》中有不少是康氏自称撰写《大同书》的1884年以后，甚至1898年戊戌变法以后的记载，有不少他在政变后游历欧美，避居印度的见闻记录。康有为援用儒家今文学说以论政事，以《公羊》“三世”学说和《礼运》“大同”、“小康”学说糅合，都是1884年以后的事情；康有为的弟子，在政变以前，没有看到他的是项撰著，而《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却是参与辑校的，因此，康有为不可能在1884年即撰有《大同书》。梁启超所说，到“辛丑、壬寅（1901—1902年）间康有为避居印度，乃著为成书”，是可信的。

这样，我对《大同书》成书年代的论文发表后，虽有一些人反对，有的还语气很重，我的观点仍岿然不动。

【注释】

[1]见《大同书》甲、乙卷合册，孔子二千四百七十年己未三月版；又见《大同书》，中华书局1939年本卷首。又，康有为：《共和平议》第一卷也说：“吾二十七岁，著《大同书》，创议行大同者。”

[2]《康南海自编年谱》在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合注：“此书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前作，故叙事止于是岁。”“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后记：“九月十二日至日本，居东京已三年。岁暮书于牛"区早稻田四十二番之明夷阁”，则全谱应成于1899年初。

[3]李泽厚：《论康有为的〈大同书〉》，《文史哲》1955年第2期。

[4]见《文史哲》1957年第1期。

[5]两文分别载《历史研究》1959年8月号、11月号。

[6]康有为在1902年以后，又数度游历欧美，这些见闻，有的还有1902年以后增补的语句。

[7]见《格致益闻汇报》第79号，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八日（1899年5月27日），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的家信中也说：“惟昨日忽接先生来一书，极言美洲各埠同乡，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

[8]见Walter Makepeace，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第一卷，第124—129页，1921年伦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