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既是康有为在1901至1902年避居印度时所撰，以后又经修订，为什么他要倒填年月，说是1884年即撰有此书？我认为主要是：
第一，康有为将大同思想的孕育时期和《大同书》的撰期混为一谈。本来，一部论著的撰成，总要经历一段摸索过程。溯述其思想的酝酿发展，未始不可；但明明是后来的撰述，却说在孕育时期即已撰成，也就不能说是符合事实。
从《康南海自编年谱》看来，他在1884年曾“俯读仰思”，孕有一种“大同境界”；但也只是开始接触这一课题，没有撰有《大同书》。他在政变前虽曾撰写《人类公理》，但它不等于就是《大同书》。《人类公理》只是要求“平等公同”，还没有将《公羊》“三世”和《礼运》“大同”、“小康”学说糅合起来，因而只是叫做《人类公理》，还没有“大同书”的定名，当然更不可能说这时已有《大同书》了。
第二，康有为将大同思想的孕育时期和《大同书》的撰期混为一谈，又是为了表示“冥心孤往，一无剿袭，一无依傍”。
任何一个人的思想，总不是孤立发展的，随时会受到传统的、外来的思想影响，康有为却将自己装扮为“冥思孤往”者。例如，他明明受了廖平启示，从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撰述，却说是“阅二千岁月日时之绵暧，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只是到了他才能“发奸露覆”[2]，“扫荆榛而开途径，拨云露而揽日月”[3]，说是自己创造发明的。
由于康有为的援引今文，是在1889—1890年与廖平初晤之后，为了表明自己“一无剿袭，一无依傍”，就得填在1886年《今古学考》刊行以前。又因为他在1884年“秋、冬”，独居一楼，万缘澄绝，俯读仰思，至十二月，所晤日深”，正是“冥心孤往”的借口，于是倒填年月，说在刚刚孕育“大同境界”之时，即已撰有《大同书》了。
《大同书》的成书年代的核定，是评价《大同书》的重要关键。因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是那么迅速，康有为在这一时间内的政治态度又有很大差异。如果迷惑于他的倒填年月，那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注释】
[1]康有为：《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序》，1917年11月，见《康有为政论集》，第1016—1017页。
[2]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序目》。
[3]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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