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撰著，特别是政治家、思想家的撰著，总是时代的产物，总是他在该时代对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反映。因此，正确剖析他们的思想，就要弄清他的写作和发表的时代背景。
古代“文献不足征”，流传下来的资料，也只有凭已刊各本，要把他们每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查考清楚不大可能，如《论语》中，要想弄清什么是孔子“三十而立”时的，什么是“四十而不惑”时的，什么是“五十而知天命”时的，什么是“六十而耳顺”时的，是很困难的了。当时社会发展缓慢，即使时隔十年、几十年，也不会有显著变化，近代则不然。鸦片战争以后，外敌入侵，内忧频繁，社会的变化，就远非古代可比。同时，文化的传播，也远较古代便捷，不但书籍印布方便，还有各种报刊发行，有的还有手稿存留，这样既为考核作品的成书年月和印布情况提供了方便，也给我们对近代政治家、思想家的研究，提示了演变、发展的迹象。
从《大同书》来说，康有为虽很早酝有大同思想，而《大同书》的成书却迟，他生前只是发表了甲、乙两部，全书迄未定稿，这里所以不惮其烦地考订《大同书》的撰写、发表日期，就是为了对《大同书》的评价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提供依据。
康有为早年“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此后，游香港，经上海，购西书，开始向西方学习。经过几年的摸索，到1884年“悟大小齐同之理”。1887年，“编《人类公理》，……作内外篇”，孕有一种大同境界。但《人类公理》并不是《大同书》的初稿，他早年的“大同思想”，也不等于后来的大同“三世”。因为，《人类公理》主要要求“平等公同”，而《大同书》则有大同“三世”说。《人类公理》写于晤见廖平以前，还没有渗透儒家今文学说，还没有把《公羊》三世和《礼运》“大同”、“小康”相糅合，只是在1888年《上清帝第一书》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以后，才以《公羊》“三世”和《礼运》“大同”、“小康”学说相糅，在戊戌变法以前基本上构成一个“三世”系统：即以《公羊》的“升平世”说成为《礼运》的“小康”，《公羊》的“太平世”说成是《礼运》的“大同”，前面已经讲述了。
康有为说是“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1]。以中国封建社会为“小康”，即“升平世”，实现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渐入大同之域”。
康有为运用《公羊》学说，糅以《礼运》，倡言“三世”，是为其变法维新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他想利用皇帝的权威推动变法，从而不断上书，还动员其他大臣协同上书，天真地以为只要“皇上之明”，就能“觉而行之”。从而在他的《上清帝书》和“朝考卷”中，也不时将“三世”学说、变的哲学向光绪陈述，如1895年春的《变则通通则久论》“朝考卷”说：“孔子改制，损益三代之法，立三正之义，明三统之道以待后王。”“法《易》之变通，观《春秋》之改制，百世之变法，日日为新，治道其在是矣”[2]。《公车上书》也第一次援用《公羊》之义，说是：“《公羊》之义，臣子之例，用敢竭尽其愚，惟皇上探择焉。”[3]德国侵占胶州湾，他开保国会，赋诗云：
八表离披割痛伤，群贤保国走彷徨。
从知天下为公产，应合民权救我疆。
八俊三君自钩党，周钳来网巧飞章。
出门幸免诛臣罪，明圣如天赖我皇。[4]
“百日维新”期间，在所上《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祠折》中也说：
王者至尊，为天之子，宜祀天；人民虽卑，亦天之子也，亦宜祀天也。不过古者尊卑过分，故殊其祀典，以为礼秩，岂所论于今升平之世哉！[5]
他说“岂所论于今升平之世哉”！则以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为“升平世”（“小康”），与《礼运注》所言相同，代表他在政变前的大同“三世”主张。这是上书给光绪皇帝的，书中说是“王者至尊，为天之子”。
康有为又想利用孔子的权威推动变法，他自己就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他写了《孔子改制考》，说是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禹、汤、文、武的政制礼法，编写五经以为“托古改制”的根据。经过诸子争教，“儒墨显学”，从战国历秦到汉，“天下咸归依孔子”，因为他创立的儒教，教义最成熟，制度最齐备，徒众最众多，于是在汉武帝时取得一统的地位，孔子也就成为“万世教主”。他对封建卫道者借孔子以维持封建制度极为不满，又想依靠孔子儒学实行他的维新大业，从而塑造出“托古改制”的孔子，以对抗“述而不作”的孔子，把封建时代的大圣人演为维新的改制者。他在维新运动掀起之时，在上海创刊的《强学报》上以“孔子纪年”，《孔子改制考序》最后一段还特地标明：
嗟夫！见大同太平之治也，犹孔子之生也。《孔子改制考》成书，去孔子之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有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元日。
把孔子与光绪纪年并列。
康有为设想利用皇帝的权威和孔子的权威进行变法，想通过变法，逐渐实现他的维新大业、逐渐进入“大同”之域，想使一个封建的中国通过变法逐渐走向资本主义，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挣脱封建主义的束缚，使中国富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即使在政变初发，流亡海外，勤王保皇，康有为的主要活动，还是针对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封建统治，只是到了革命形势日渐发展，反清斗争日益兴起，他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从而拉车向后了。《大同书》正是康有为发表《政见考》、潜居印度时撰述，也是他遍注《四书》，重振儒术时撰写的，这样，对《大同书》的评价，就不能不考虑他的写作背景和时代特点。
《大同书》的发表，是在1913年康有为主编的《不忍》杂志，也是民国成立，他奔丧返国，在和《孔教会杂志》差不多同时创刊的杂志上发表，但只发表了甲、乙两部，1919年印发单行本时，也只有甲、乙两部，还是将《不忍》所刊原版重印。康有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表《大同书》，为什么只印发了甲、乙两部，为什么《大同书》历经修改，却迄未完稿，这不能不从社会的动荡和康有为思想的动荡中找出答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