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历史看来，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建成，基本上是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另一种是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上而下地施行一些资产阶级改良的方式。前者可以法国为代表，后者可以日本为代表，至于《大同书》中屡次提到的德意志联邦的成立，则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跟容克（地主贵族）有密切联系，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咕噜，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保守派说来是革命的，而对于革命派说来则是保守的”[10]。因此，德国的1848年革命，只是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结果是加强了地主贵族在统一德国中的领导权而实现了地主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所说的“大同”，是要导向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他是主张采取何种方式，使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呢？采取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还是采取资产阶级改良的方式呢？康有为所主张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于此，可将康有为在变法前后的政治活动，再作一些扼要的说明：
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本质上是改良主义运动。等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仍旧坚持改良，由拒绝革命派的争取而反对革命。1900年，自立勤王运动——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欧榘甲等也有些“摇于形势”。康有为遂于1902年写了《政见书》，反对“革命者开口攻满洲”，主张“皇上复辟，即定宪法，变新政而自强”，高唱复辟，《大同书》就是在这个时候撰写的。
康有为对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式走向资本主义社会是惧怕和反对的，而对通过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方式逐渐转变为资本主义则是赞同和宣传的。他说：
美国既立，法之大革命继起而各国随之，于是立宪遍行，共和大盛，均产说起，工党日兴。夫国有君权，各自私而难合；若但为民权，则联合亦易。盖民倡自求利益，则仁人倡大同之乐利，自能合乎人心；大势既倡，人望趋之如流水之就下。故民权之起，宪法之兴，合群均产之说，皆为大同之先声也。若立宪，君主既已无权，亦与民主等耳；他日君衔亦必徐徐尽废而归于大同乎？（第70页）
日本昔有封建，于是有王朝公卿，有藩族，有士族，有平民，颇与春秋时相类；自维新后一扫而空，故能骤强。（第109页）
对于法国革命，“路易杀身”（第50页），感到震慑恐惧；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骤强”，则所歆羡，同时，他在《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更说：
然能合数十封建小国为一统而变法立宪者，则小如日本，亦变强盛；其好革命散一统以分为数十小国者，虽大如印度，亦知败亡。
以喻必需改良，必需君主立宪。在《答南北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又说：
除法国一国为大革命，实与俄国之为专制者同，皆欧洲特别之情，其余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然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
说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只有法国一国，这是“欧洲特别之情”，而革命后且有“大乱”发生，以喻革命不适合于中国“国情”。而中国的“国情”是怎样呢？《大同书》说：
中国有一事过绝大地者，其为寡阶级乎？……孔子首扫阶级之制，讥世卿，立大夫不世爵，士无世官之义。经秦汉灭后，贵族扫尽，人人平等，皆为齐民。……遂至于全中国绝无阶级。以视印度、欧洲辨族分级之苦，其平等自由之乐，有若天堂之视地狱焉，此真孔子之大功哉！（第45—46页）
自孔子创平等之义，明一统以去封建，讥世卿以去世官，授田制产以去奴隶，作《春秋》、立宪法以限君权，不自尊其徒属而去大僧，于是中国之俗，阶级尽扫，人人皆为平民，人人皆可由白屋而为王侯、卿相、师儒，人人皆可奋志青云，发扬蹈厉，无阶级之害。（第109—110页）
以为中国并无阶级，自然不会有阶级斗争。想用改良方法，以消除未来“铁血之祸”。
因此，《大同书》是反对革命的飞跃，而是主张循序渐进的，“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第8页）。当时的中国，既然还没有脱离“据乱”，如仍“据乱”，则“大祸生”；“而欲骤期至美国、瑞士之界，固万无可得之势，不待言也”（第73页）。以喻当时中国还没有可以到达“大同”的条件，只可实现“小康”（“升平世”），只可采取资产阶级由上而下改良方式，实现君主立宪，只可“由小康而大同，由君主而至民主”，“万无一跃超飞之理”。
他一方面以为实现“小康”以后可循序而至“大同”，说：“若立宪，君主既已无权，亦与民主等耳！他日君衔亦必徐徐尽废，而归于大同耳！”（第70页）另一方面，又将“大同”描绘为遥不可期，说什么“合同而化，其在千年乎？其在千年乎？”（第116页）“方今列国并列，必千数百年后乃渐入大同之域。”（第117页）那么，“大同”的实现，尚需在千百年后，以暗示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只可循序渐进。这就在理论上否定民主革命，暴露了他的改良主义面目。
因此，《大同书》虽描绘出一个“大同”图景，但其现实目的，却是宣传中国必须“小康”——君主立宪。这样，《大同书》就成为他在变法失败后主张君主立宪、保皇复辟的理论根据。
尽管他将“太平世”（“大同”）渲染涂饰，但仍以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蓝本；尽管他说“太平世”是如何“极乐”，但其现实目的还是君主立宪。这真是他的“政治上的一种惊人的、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软弱性”的表现。[11]
那么，《大同书》描绘的“大同”，不是导向“无有阶级”的“公产社会”，而是导向资本主义社会；《大同书》提出走向“大同”的方式，不是赞成革命，而是主张改良，主张循序渐进；《大同书》的现实目的，不是“大同”而是“小康”。《大同书》又是撰于革命形势逐渐发展，革命派与改良派逐渐明确划分界线，康有为政治上思想上日渐沉沦之时，撰于康有为公开主张保皇、反对革命之时。这种情况，评价《大同书》时自然不能不注意。
当然，《大同书》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对帝国主义殖民压迫的不满等等，有其值得注意的地方。但是，它的理论实质，却是宣传改良，这和当时正在发展的革命形势，是不能相称的。
康有为在撰写《大同书》的时候，政治上是落后了，在思想上也沉沦了。此后，革命形势日益发展，而康有为的思想却仍停留在原位上。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康有为已无皇可保了，又说“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返国后，将《大同书》在《不忍》杂志公开发表刊行甲、乙两部）。1917年，他与军阀张勋拥护溥仪复辟。失败后，常居上海，并将《不忍》杂志发表的《大同书》单行出版，先出“甲、乙两部”，“余则尚有待也”。他这时的思想，已逆时代而动了。
当然，我们不会忘记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的劳迹，这里对《大同书》评价的否定，也决不影响康有为变法前“大同境界”形成发展的估价；对《大同书》的分析，也需恰当地认识对封建主义抨击的某些意义。但是，通过《大同书》思想实践的探讨，以及联想到康有为在撰述《大同书》时和此后的一天天为人民所抛弃，却使我们感到“历史是多么无情而又有情，不遗忘每一个对历史的贡献，也不宽容每一个对历史的障碍”[12]。
【注释】
[1]康有为：《礼运注序》，见《康有为政论集》，第193页。
[2]康有为：《变则通通则久论》，见《康有为政论集》，第111页。
[3]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康有为政论集》，第136页。
[4]康有为：《胶旅割后，各国索地，吾与各省志士开会自保，末乃合全国士大夫开保国会，集者数千人。累被飞章，散会谢客，门可罗雀矣》，1898年4月，见《康有为政论集》，第242页。
[5]《戊戌奏稿》第二八叶，见《康有为政论集》，第281页。
[6]列宁：《几个争论问题》，见《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758页，莫斯科外文局版。
[7]梁启超：《圣路易博览会之各种会议》，见《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一号。
[8]康有为：《大同书》，第75页。
[9]康有为：《大同书》，第90页。
[10]马克思：《资产阶级与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45—46页，莫斯科外文局版。
[11]列宁：《两种乌托邦》，见《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813页，莫斯科外文局版。
[12]范文澜：《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人民日报》1958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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