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对“道德科学”的倾向有正确理解的话，单就穆勒所讲的“道德科学”这个语汇来讲，它就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伦理学或有关道德的学说，它所指的范围要广大得多。道德本身就是个迷宫，甚至连社会科学都只能算道德科学迷宫的一部分。事实上，在柏拉图那里，有所谓“辩证法”“物理知识”和“道德学说”三大类知识划分。受柏拉图影响，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特别是在英国的哲学传统中，“道德科学”成为一个与“自然科学”相配对称呼的概念。Moral一词在英文里还有“精神”之义。所以，穆勒所谓的“道德科学”也可用“精神科学”这个概念互换。用今天的话来说，它实际上是指历史科学或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凡是经由科学论证所获得的知识都是一种历史性知识。这一点特别得到了马克思的阐释。
关键问题不在于穆勒的“道德科学”概念韵律触发了众多的琴弦，概念范围有多么广泛，而在于它所激发的思想运动。
大家知道，人文社会科学在其发展中不断激发出对某种新方法的要求。如果从逻辑史的角度看，亚里士多德、培根、黑格尔、弗雷格是不得不提到的人物。继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之形式方面研究推理之后，穆勒就是培根之后把归纳法也纳入逻辑之中的重要人物。从培根到穆勒开始，出现了一个“新工具”，这就是归纳逻辑。归纳逻辑通常被看作探讨自然的自然科学的逻辑。穆勒提出的问题是：道德科学的探讨是否可以用这样一个“新工具”？那么，穆勒的意思是不是用来描述道德科学的方法与用来描述物理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是相似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是要看穆勒是否承认人有意志自由。穆勒当然会承认这一点，而且一般人们都会承认这一点。毕竟政治—历史当中的生生死死、起起落落是出于某种意志的。而人类行为具有意向性特征，正是这个特征使得对人类活动的研究区别于对自然现象的研究。这一点似乎不成为问题。这些话谁都会承认，即便是一位有声望的实证主义者也会承认。譬如，穆勒曾经说：孔德要求生理学家认识到精神和理智现象的独特性。在孔德那里，心理学（或确切说心理哲学）几乎与占星术相提并论，认为心理学的对象和目标都是异想天开的。[18]所以，关键不在于意志，而在于意志通常被理性主义看作一种由病理学的方式所决定的东西。
一、诸原因的综合方法
穆勒有关方法和结论依赖于将演绎法区分为三种：直接的、具体的和逆向的。因此，他承认四种方法，它们都是科学的，但适用于不同的课题。显然，穆勒认为，要让人们看到有些方法能够用在自然科学方面却不能用在社会科学上并不难。比如，严格的归纳法可以适用于化学却不能适用于政治科学。从这些想法上来看，我们似乎就不该给穆勒扣上实证主义者的帽子。我们先不要急于下结论，因为穆勒把这些话说完之后，他就有勇气讲一讲，诸原因的综合方法是既可以用在物理学上，同时也适用于社会科学。
他的基本根据是，他在任何地方见到的一个人都是人。一个人成为单子状态时是人，与同样相互作用和结合在一起时仍然是人，依然保持个体的人的本性！在物理学中单个原子是原子，而多个原子不还是原子吗？这说明穆勒是深受他那个时代的物理学的影响，把精神分成感觉、知觉和观念这样的小单元。此前他还一直以为，这样的道理每一个人都知道。人们每天都可以说见到了每一个人，就是见到了人。因此，他不敢拿这件事小题大做。但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如此稀罕，他就很乐意地详细说说。
但是，穆勒显然错了，因为在物理学中原子不是通过观察发现的，而是理论的构造，而社会科学譬如心理学的那些原子式的小单元也是理论的构造。物理学中分解成原子的程序是合理的，因为在那里对象不是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呈现于知觉，物理学是用理论建构的方法使得物理世界显出秩序。但是，在社会科学譬如心理学中这套分解程序不能用，因为精神现象始终是作为一个有自己的统一性的系统出现的。用今天的话说，人类的游戏规则不是源于自然法则，而是源于文明生活需要而创作的文明法。可见，穆勒的问题恰恰在这里。这种本质上是自然科学意义的方法完全套用自然科学的一般程序，用说明和构造的方法研究精神，造成了人为的片断。它根本不能把握道德科学的对象整体关联，因而也就根本无法成为精神科学的方法。
二、对穆勒方法之具体观点的评论
穆勒的观点无疑受到了他的英国同胞思想家的影响。在他写作《逻辑体系》之前，已经有不少伟大的思想家对人性、心灵规律和社会做了研究。但是，穆勒认为，这些研究似乎没有缩小道德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距离。也就是说，道德科学并非像自然科学那么严格。
其一，从理论基础上看，这与他们持有的人性观大有干系。比如，休谟在他的名著《人性论》中指出：“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而我们对这个科学本身所能给予的唯一牢固的基础，又必须建立在经验和观察之上。”[19]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一书中最后一段有关于“清理图书馆”的论述（亦即要烧掉一切不包含经验知识或数学知识的书籍）。在另外一个地方，休谟又说：“德和恶这两种性质必然或者在于对象的某些关系，或者在于可以由我们的推理所发现的一种事实。这个结论是明显的。”[20]显然，休谟的错误就是没有从生命、精神本身的整体出发。不仅休谟本人，所有受他影响的说明心理学和哲学人类学的方法论倾向都有这种局限。
究竟是什么局限呢？穆勒道德科学的方法论基础还是笛卡尔式的。一个人如果没有问什么是历史存在，也没有指出人的社会关系，那么他就自外于真正的道德科学了。这就是穆勒的局限。所以仅仅讲人有意志是不够的。
其二，休谟认为，道德科学在于认识齐一性、规则性和规律性。齐一性和因果性是理解世界所需要的形而上学假定。齐一性原则假定这个世界是统一的、一致的和连贯的，世界处处相似、时时相似，因此事物的规律能够在这个世界中普遍传递有效。关于自然界具有齐一性我们不难理解。比如，根据我过去被火烫伤的经验，我绝不会把自己的手放进燃烧的火堆中。但处理道德问题不可能具有齐一性。在此可以理解宾默尔为什么认为康德的伦理的绝对命令并不比他母亲的絮絮叨叨的教导更有道理。[21]
像休谟一样，穆勒认为，道德科学即使表面上有不严格的污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祛除污点。我们做不到“使所有注意到相关证据的人对所获得的结果最终达到一致赞同”[22]。这是人性使然。
由此，他用了一个气象学的例子来比附人性的研究。在穆勒那个时代，潮汐学似乎比较气象学要更进步一些，因为潮汐学家的预报准确度比天气预报要高一些，但是，潮汐学家仍然没有如神仙那样预报潮汐。譬如，某一年中央气象台预报8月18日杭州的钱塘江潮是本世纪以来最大的潮，但是到那一天，许多观潮人都大失所望。原因仍然归咎于复杂的环境状况。穆勒拿气象学和潮汐学作比，却信心满满地断定“没有人怀疑潮汐学是门真正的科学”，关于“人性科学”应该至少发展到潮汐学的水平。用穆勒的同样的意思来说，关于“人性科学”符合统计学规律。比如，我们常常用百分比的形式来表达某一人群的综合素质，从中找出许多平均值。
穆勒大体上也像今天有些政治辅导员那样来看待人的心灵法则。他的道德科学将被改造成为世界观的道德教育工具。穆勒把他人理解为抽象的任意某人，而不是理解为具体情况下与我形成具体关系的具体他人。这与孔子讨论伦理问题时的方法论具有较大差别。他把性格学与心理学的关系比附为机械学与理论物理学的关系。对于那些管理部门的干部来说，某物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说白了，通过这种研究，管理干部得到了具体实在的东西，还有希望让人按照自己的设想发挥作用。对于统计学，伽达默尔已经注意到，虽然统计学似乎提供的是客观的事实，但“这些事实回答的是什么问题，如果提出另外的问题又将由哪些事实开始讲话却是解释学的问题。只有解释学的研究才能判定这些事实所含意义以及由此而引出的结论的合法性”[23]。
其三，穆勒认为，就实践的目的而言，物理学的方法也是适用于社会的。因为物理学的方法或具体的演绎方法要考虑所有影响结果的原因。并对各种各样的原因作出综合。穆勒想，为什么物理学的方法不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的方法的模式呢？比如，某一政治活动的背景状况是不变的时候，物理学的方法不是就完全适用政治科学吗？像拿破仑试图用《拿破仑法典》作为《欧洲法典》的基础一样，穆勒则将归纳法与演绎法结合建立起孔德所谓的对在社会范围内造成人类进步之必要的一般理论。因此，简单地说，在社会现象中，原因综合或合成（Composition of Causes）是普遍规律。
在穆勒那里，完整的社会科学应该有两个学科：一个是物理学范式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在“假定条件不变而新的或不同的要素被采用（例如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下的研究。比如，当考虑目前欧洲或欧洲国家中某一欧盟金融支援希腊立法计划时，这种研究就是物理的；如果政治经济学是可以用物理学范式进行研究的，那么这等于把经济规律当作不变的规律，而且我们也就按照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的理想原则达到了永恒的均衡。在这种永恒的均衡状态下，人类某些人贫穷可能是上帝的旨意，也可能是自然的命令。这不就符合以进化论为基础的自然淘汰理论吗？马克思称这种政治经济学研究为“粗劣”，是因为它的方法论是非历史的。这一点即使在经济学历史学派的核心观点中也已经挑明了。经济学历史学派认为，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认识方法，即使不说完全地，起码来说在主要方面，乃是在于就具体的、个体性的历史专题所作的专题研究和以这些专题研究为基础所作的概括。所以，在穆勒那里，似乎还有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这就是历史的研究范式。这是“试图确定条件本身是怎样改变的（例如历史哲学）的研究，比如，考虑特定的计划对尚无样板也没有清晰概念的未来阶段社会进步的影响时，这种研究就是历史的”[24]。出于这样一种认识，穆勒认为，一种社会学说，如果它是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它就应当归属于科学的学说；如果不是，那么它就不是科学学说。它可以叫人文科学，但严格来讲，它不能被称为社会科学研究。
穆勒的最终看法是，那些适用于一般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同样适用于道德与社会科学。穆勒的寥寥数语就清楚地表明：他的《逻辑体系》一书第六章的标题虽然是“论精神科学或道德科学的逻辑”，但其实穆勒并不真的相信有一种“道德科学的逻辑”。更确切地说，道德科学的逻辑与其他科学的逻辑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三、穆勒的“道德科学”方法论的当代回响
自然科学在19世纪的空前胜利，造成自然科学的霸权地位，以致人们一提到科学，首先想到的是自然科学。直到今天，英文中“Science”这个词，若没有特别的限定，它指的就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完全受自然科学模式的支配。通常从事社会科学的人会关心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具有科学知识的思想体系才是可能的。很直接地来看，只有社会科学满足了科学性的实证标准，如普遍性和证伪性标准，这种知识才是可能的。最后，我们终于看到在穆勒那里的实证主义面孔。我们应当怎么样看待这张面孔？如果我们将穆勒的实证主义视为某种英国制造的粗浅的哲学理论，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实证主义。相反，只有当我们在这种实证主义中看到一种改变世界的企图时，我们才能明白穆勒思想的新意。
穆勒的“道德科学”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是有道理的。其中一个深刻的意图，就是回应那种认为功利主义是一种浅薄、粗俗的人生观。而且，今天看来，穆勒的“道德科学逻辑”能为控制市场和媒体的幻想提供规则的沟通的普遍适用原则，它用个体心理学对社会状况的变化加以说明，具有主体间性理想主义色彩。但是，现代人总觉得比起近代人来是真正拥有自我的人，是完全自我解放的人。可是，与这种通常的印象相反的是，他们的“我”根本就不存在。所以，穆勒的道德科学的方法论的自然科学化诉求也不仅不会给“道德科学”添加荣誉，而且在所有学科里制造普遍适用原则，只是静观的错觉、沉思的错觉、沟通的错觉、推论性错觉等等的互为因果的产物。穆勒的“道德科学”被这些错觉重重包围着，营造出一种类似于思维的海市蜃楼。它们应归咎于穆勒的某种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理想”。它是一种按照个体学来对社会发展历史状况作出解释的理想。
但是，在许多领域内，这一理想为什么能够取得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我们只要想一想大众心理学就知道了。就在不久，我们的社会把网瘾患者归属于精神病范畴。这一下可不得了，照这样一种统计学的思路，我们不少人说不定会归为老年痴呆症、自闭症患者的行列了，而拟定这些病症标准的“道德科学”往往最容易在这些雾霾中迷失了方向。我们看到，传统哲学知识并不是一开始就脱离其经验根源的，那是后来慢慢发生的事情，最后因为它离开了源自发生的最初需要，变成为只是从属于理型要求的纯粹思辨的东西。由于不愿意成为传统哲学的附属部分，人文社会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意在关注研究成果的可理解性、说明力和预测力。这些智慧能力都是在科学时代之后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母亲的确是自然科学。但是，我们只能间接地看待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这种联系。传统人文学术如果仍然欲用“科学”这个词，就不能不反思自身的特性。正如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不能成为现代科学认识论的基础，《史记》也不能成为历史科学的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百多年来一直在寻求较为适切的概念和问题系统，因而也就是寻求新的思考单位和对象规定。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的理论变革首先体现在提问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改变，随之产生了可运作的方法论。
这里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一是需要通过把自然科学图景作为衬托来限定研究者的立场。譬如，某个人文学者说，这些分析方法只适用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完全不同的。沿着这样一种思路下来的是对自然科学的相对标准的、准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描述。比方说，在谈论自然界的事物时，让我们来谈一块石头，人们可能坚持认为，它相当于一块五百年前或者一千年前的石头；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石头与现在的石头具有相同的意义——它们都是石头。但是，从自然界的事物那个循环运动中解脱出来精神实在而言，人们却不能说精神实在始终在那里存在，因为所谓精神实在是在由历史决定的那些人类个体和共同体的意识之中，它是以我们今天体验这些现象并从概念上理解它们的方式存在的。二是胡塞尔在《现象学的观念》的讲座中说：“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思维态度和思维方法。所有要求作为一门严肃科学的当代哲学，都认为一切科学，包括哲学，只有一种共同的认识方法，这几乎已成为一种流行的共识。这种信念完全符合十七世纪哲学的伟大传统。这种信念认为，对哲学的所有拯救都依赖于这一点，即哲学把精确的科学作为方法的楷模。首先把数学的和数学的自然科学作为方法的楷模。与这种方法上的等同相联系的还有对哲学与其他科学内容上的等同，当今人们还得把下列观点看作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即哲学，确切地说，最高的存在学和科学学不仅与所有其他科学有关，而且也建立在它们的成果的基础上，就像科学是互为基础的一样，一些科学的成果可能作为另一些科学的前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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