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尔泰解释学的心理学指向

一、“生命”之于人文科学

按照通常的判断，解释学或诠释学根据其传统的意义，就是一种系统性的原则研究和解释方法。像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富克斯（E.Fuchs）、艾伯林、伽达默尔和利科等重要学者，都是用较哲学性的意思来运用解释学一词。识别某些过去了的事物在今天有何种“意义”（mean），或在现代世界中变成具有存在的意义（existentially significant）。狄尔泰的出现，推进了解释学的发展。海德格尔曾经指出：“狄尔泰的研究是通过不断追问‘生命’来取得发展的动力的。”^[25]狄尔泰自己则说，今天解释学必须寻找对“历史科学的未来可靠的进步”“这一普遍认识论任务之关系，阐明历史世界关联的知识之可能性并且找到实现此知识的手段。理解的奠基性意味得到澄清，而这就有效地从理解之逻辑形式出发向上规定了理解中普遍有效性可达到的级别”。^[26]这个关键的指认，恰恰就是支配20世纪之初的本体论问题：什么是生命？

在狄尔泰哲学解释学登台的年代里，德国大学校园内热烈讨论的话题是生命与文化的关系。这个始终纠缠着这个世纪的问题式是什么？它又反对什么？它反对的是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念。“从严格科学的观点来看，生命的概念根本就没有意义。彼得·梅德沃和让·梅德沃告诉我们，在生物学中，关于生命与死亡等词意义的讨论是低层次对话的象征。这些词并没有本质意义，因此，这样的意义也不可能在更深刻更细致的研究中得到澄清。”^[27]

因此，狄尔泰指出，一是对人文科学应当独立地探求其方法；二是他确立自然科学的说明与人文科学的解释之间的差异；三是他把这种认识论的差异奠定在生命的根本特征上，也就是奠定在主体有能力置身于陌生心理生活之中；最后，由于狄尔泰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表达问题的概念还是像笛卡尔那样，狄尔泰哲学的方法论基础还是笛卡尔式的。因而，他未能使心理学成为人文科学一种确定的基础，但却为之提供了某种定向框架的东西。

具体地说，狄尔泰的哲学解释学所展现给我们的，是一门梦想“哲学的”解释学，梦想解释学中有“自己”。有自己，就是有哲学。对哲学来说，“自己”即“自由”，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历史世界的影响关联中自己决定的。科学平面内无“自己”，科学所谈论的东西，借用熊伟的话说，比如，“自行车”“自来水”“自动洗衣机”虽然有“自己”这个字眼，但是，各种各样的自动机器的自动，归根到底还是被动，不是“自己”动。所以，所谓有“自己”就是应该根据“自己”的课题进行探究。

在狄尔泰之前，布伦塔诺在他的教师职务资格论文里就表达了这一关键思想。他的论文名叫《真正的哲学方法无非就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初一看，这篇论文是讲怎样把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哲学中。但其实这恰好颠倒了它的意思。这篇论文实际上说的是：哲学在它的研究领域之内必须恰如自然科学那样行事。这就是说，自然科学的方法也不能粗糙地移植到哲学中，相反，必须排除自然科学方法。哲学解释学必须根据自己的课题取得它的概念和方法。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狄尔泰。在1894年《关于一种描述的和分类的心理学的观念》中，狄尔泰试图发展获得“内在生命表达”的解释学方法。当时，狄尔泰认为，心理学能够成为人文科学的基础科学。

二、狄尔泰为人文科学奠基性工作的基础

在狄尔泰看来，人文科学的存在论基础就是生命及其体验。如果要找一门学科能够代替旧形而上学，给人文科学奠定基础，那么这门学科也必须以生命及其体验作为它的对象。然而，狄尔泰愈熟悉现代科学，他就愈强烈地感觉到作为它的根源的基督教传统和现代生活所解放的历史力量之间的冲突。这样，需要某种确实稳固的东西来抵御生命的不确实和不可靠的特征。他希望对生命的不确实性和不可靠性的克服不是来自社会和生活经验所提供的稳定性，而是来自于科学。

在狄尔泰看来，尽管生命具有最终的不可探究性，就像作为整体的自然那样，但是，人类的自然科学毕竟具有某种限制性，但其确实可靠地使得控制自然成为可能，人类精神科学的知识也同样给予其防卫和安全。所以，一段时期，他在追问历史科学的现实的同时，也提出了认识本身的结构问题，而他的著作《人文科学导论》“在根本上就是以科学论为指南的”^[28]。海德格尔的评论是恰当的。狄尔泰自己在给胡塞尔的一封信中谈了研究阅读《逻辑研究》一书的感觉时说：我跟你的工作就像是从一座山相向的两面钻探，通过这样的一种钻探，我们彼此终于把同样一座山峰打通了。^[29]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从19世纪下半叶哲学的发展形势来看，当时有一个口号喊得很响，叫做“经验事实，而不是思辨和空疏”。这个口号相当明确地表明，19世纪中叶的哲学是“科学式的”，哲学前面冠以“科学的”，也就是说，那时哲学即便是描述心灵生活，方法的运用也是自然科学的。二是心理学被认为与“严格的科学”相矛盾，同样也与“哲学的精神科学”相矛盾，可是心理学、精神科学的这种组合却立即以从19世纪的语境转向20世纪的语境的范例，在狄尔泰身上作为有机的现实展现在我们眼前。照这么看，能够为业已存在的具体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奠定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共性的这门学科一定是心理学。

那么，心理学为什么能够成为人文科学的基础科学？狄尔泰为什么朝这个方向想呢？

狄尔泰认为，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有最为关键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对象之物内在地寓居于心理现象之中”。狄尔泰敦促笛卡尔的信徒接受他对内在感性经验或体验的历史扬弃，以便接受另一个同样历史的外在感性经验。众所周知，自笛卡尔以来，“外部世界的存在从我出发才能达到”。人们一直在架这座桥梁，但是这是一项没有希望的事业。因为，从思维—表象行为出发只能导致意识哲学，不能超越意识达到一个现实的实在关系；而狄尔泰自己把生命整体作为哲学出发点，强调各种具体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都在“意识事实”中有其认识论的根据。在生命之外没有实在，因为我们能够思考、感受或想象的一切归根到底植根于我们的经验，也就是植根于我们的生命。这就使得狄尔泰走上了用生命关联整体取代思维关联整体的道路，也避免了将我们对全部精神科学的理解建立在假设上的窠臼。这是狄尔泰哲学的对精神科学特有的方法论上的贡献。

众所周知，在传统哲学中，意识是一切存在的保证。意识也是它自己和在它那里出现的一切存在的保证。这似乎有一些道理，比方说，社会发展与人的主体意识分不开，因此，精神科学所依赖的基础一定要到意识中去寻找。一切精神科学就要去分析我们内在经验的意识素材。19世纪最后数十年里，哲学探讨主要扩展到意识现象上，因此，在心理学中出现了这样的要求：真正的意识科学应当为认识论和逻辑学提供前提。然而，作为经验科学的心理学，却成为认识论的基本前提。不过，狄尔泰心目中的为人文和社会科学奠定基础的心理学与当时的实验心理学或说明心理学仍然判然有别。

比如，近代兴起的实验心理学就是研究如何科学地刺激人动起来。这种“动”中就完全没有被刺激而动的人的“自己”。这种实验心理学在当时很流行，因为它很“科学”。也就是说，正因为科学中无“自己”，一切被动，科学才能操纵一切。对哲学来说，“自己”即“自由”，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历史世界的影响关联中由自己决定的，完全是“哲学的”，而不是“科学的”（自然的）。科学平面内无“自己”，科学只能像谈论“自行车”“自来水”“自动洗衣机”一样谈论“自己”。但是，各种各样的自动机器不是“自己”动。许多人虽会动，到底不是“自己”动。所以，在我们没有“自己”的时候，便随波逐流，完全被动，体现为一种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实验心理学的感知、判断、感情、意愿等等的确是针对自然现实的动物生物之实体状态而言，也正因此而够不上“哲学”。

关键是要看到，人们希望哲学具有科学性，恰恰要放弃以科学为标准，哲学不是科学，而是产生科学的能力和动力。它也应该根据自己的课题进行探究。因此，在狄尔泰看来，这一心理学既不是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或生理学的心理学，也不是认识论课题意义上的心理学，而是将“生活”的结构本身作为历史的根本现实加以考察的心理学。那看起来最为多重变更铭刻在个体之内的经验，现在在狄尔泰那里似乎成了生命不确实性之宗教般救赎自身。

三、生命意义解释学的方法论要义

从方法上讲，就必须把说明心理学的方法排除，并采用描述心理学的方法。什么叫做狄尔泰描述的方法？首先这是针对黑格尔哲学形成的形而上学传统来说的。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是怎样来阐明它的对象的？一言以蔽之，是概念地、思辨地阐明，它的基本方法是推测或推断。这实际上承诺了思想的先天必然条件，预设了在各种具体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哲学体系。其次，是针对当时的说明心理学来说的。大家知道，说明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休谟、哈特利、穆勒父子和斯宾塞。在方法论上，说明心理学是以感性知觉为出发点，完全套用自然科学的一般程序，用抽象、分析和假设，用说明和构造的方法来研究人的精神。

而狄尔泰的描述方法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追问生命本身的道路以发展了的精神和它的全部功能为出发点，这种描述心理学绝不是用概念的、思辨的方法阐明它的对象。而且，它撇开了所有关于人的心理本质的假设。因为，在狄尔泰看来，每一个发展的人类精神生命是不能推测或推断，而是被经历的。知识不能是抽象原则演绎的结果，而是经验的产物。狄尔泰的结论是：所有社会和历史科学（最好叫做“精神科学”）都需要某种将心理分析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的方法，它们不得不建立一门心理学、一门关于意识的科学。狄尔泰认为，今天人们才认识到，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问题需要完全不同的手段来把握。至此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狄尔泰为克服生命和知识、生命和认识的断裂所作的努力。

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基本肯定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海德格尔对狄尔泰有过这样评论：“狄尔泰的最终兴趣不在于历史方法论，而在于‘历史存在’。”“狄尔泰的真正问题是关于历史的意义，这与他的下述倾向是一致的，即从生命本身理解生命，而不是某种其他的实在……他已经表明并强调，生命的基本特征是它的历史-存在。”^[30]在这个意义上，描述的方法又叫“纯粹经验的”方法。正如黑格尔指出的：“所有知性范畴整个来说在生命范围内不再成立一样，因果关系在这里也失效了。如果说这些范畴终究还可以使用，那也必须把它们的本性颠倒过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有生命的东西是它自身的原因。” ^[31]

回顾历史，心理学的转折是从实验方法和说明方法转向描述方法和解释方法开始的。毫无疑问，存在于哲学之中的现象学对此提供了强劲有力的推动。实验方法和说明方法的基本错误是用某种证明事实的方法揭示自己。而这些证明方法有个特点就是基于主体的看法，也就是主体知道什么是什么。狄尔泰看到的是，人和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生活/生命”。但是，生命的存在只是在欲望和意志关系中赋予的，而绝不是首先在思维中。因此，我们当然只能在生命之中认识生命，我们不可能深入到生命背后认识生命。生命也不可能被我们带到理性的审判庭之前认识生命。这也说明，狄尔泰从生命本身出发研究人文和社会科学，也就是从精神活动的内部来研究精神本身，它不再像说明心理学那样指向心理要素和原子，不再试图用它们来拼接起有灵魂的生命，而是以生命整体和种种形态为目标。毕竟，完整的一个人，与可以分析、量化、抽象的一个物体不可同日而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把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他明确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说明”，精神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理解”。两类科学方法非常不同。显然，在狄尔泰看来，理解不是指理解一种有如某个数学问题的理性观念，而是指心灵把握其他人的精神活动。诚然，这会引起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说明”，精神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理解”？对于狄尔泰来说，人能够认识自己的创造物是哲学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前提，根据这个原理和前提，一切对我在此存在的东西，都是在意识的一般条件下存在的。

因此，我们不能真正理解自然，因为自然不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用来探究事物的外在显现，也就是探究作为类的表现的个别事物，它不是探究事物的内在个别性；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理解方法把握的是个体内在和外在的形式。我们能够真正认识我们自己的创造，因此，我们可以进入心理的、社会的和历史的事物。

四、“狄尔泰分界线”

狄尔泰认为，自然科学是通过说明而不是理解来发展的，说明是遵循假说—演绎的路线。人们把这种划分叫作“狄尔泰分界线”，它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模式、方法和结果区分开来。可以说，在大部分哲学中，甚至在当代世界中，“狄尔泰分界线”都已经作为前提而存在。

比如说，一个精神病医生给病人看病，他可能运用医学来进行诊断并对症下药，这基本上就是根据任何人体都会呈现的症状归类来加以治疗的过程。但是，精神病医生面对的对象毕竟是完整的人，对象是在意志和欲望关系中存在的。所以，精神病医生必须关注病人的生活情境，并反思自己的医疗行为的后果。对于精神病医生来说，要体验到病人的痛苦，仅仅通过面部扭曲的表情是不够的，他还必须知道他出了什么事。这就必须结合病人的欲望和意志，在欲望和意志实现时碰到了阻碍等情况。所以，一个高明的精神病医生就跟现象学家一样，在医疗过程中，把移情、同情和设身处地作为理解的辅助手段。但是，精神病医生应该不是在生理学和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病人的“欲望”和“意志”，而应该从存在论上来理解它们。因为，“欲望”和“意志”只有在在世存在的基础上才能起作用。只有在世存在的存在者存在于世，才有所谓“欲望”和“意志”，这一点佛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狄尔泰由于没有深入存在论层面来区别“生命”，因而在海德格尔看来，狄尔泰的毛病同样在于在他的精神科学的自主性的幌子下，其理论基础缺乏存在论的规定。

但是，狄尔泰在解释学上的贡献在于，在移情与理解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在海德格尔早期的讲课中，对狄尔泰有过一个评价。他曾说，狄尔泰的“生活/生命”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他所要表达的“dasein”。或者反过来讲，海德格尔是在“此在”的意义上肯定狄尔泰的“生命”概念对解释学所作的贡献。对于他来讲，人的生活就是人的世界。我们不能逃避生活，也不能在生活之外进行观看和思考。从方法上看，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被推回到心理直观的领域，只是“告诉它所发现的东西”，因此它是“无偏见的科学性”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