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杀人的主体性是物主体社会最可悲之处

物主体社会中物是主体，人不是主体。物主体社会中，人的责任和权力是分裂的，社会组织、意识形态都是奴役人的工具，人的本质、国家的性质都是扭曲的。它最可悲之处在于扼杀人的主体性，是对人性的最大泯灭。

物主体社会中，人的本质被扭曲。

人的本质是作为世界主体人的本质，尽世界主体的责任，享世界主体的权利。但是，在物主体社会中，责任和权利是分割的，人的本质被扭曲。

物主体社会中的劳动者，是光辉灿烂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承担了社会发展的代价，但是他们却不能享受自己创造财富的快乐，他们只是当牛做马，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工具，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在奴隶主体社会中，作为劳动者的奴隶，处于非人的地位，任凭奴隶主打骂、处置、宰割，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根本谈不上享受世界主体的权利，仅仅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工具而已，奴隶主也仅仅把他们当做工具。在土地社会中，劳动者农民虽然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但附着于或者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他们为了养家糊口，只好给地主干活，受地主剥削，终日做牛做马，受苦受难，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资本主体社会中，劳动者工人阶级，完全丧失了生产资料，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别无出路。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隶属于资本家阶级。资本家对他们的雇佣，实际上就是雇佣奴隶。他们为资本家阶级创造剩余价值，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处于社会最低端，也谈不上什么享受世界主体的权利。

物主体社会中劳动者的奴隶、农民和工人其责任和权利是背离的，在他们身上只有责任而无权利，这说明了他们不是完整的人，而是畸形的人。

因而，奴隶、农民和工人尽管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推动社会历史前进，在尽责任做贡献，但他们不具备主体人格，不可能以一个完整人的姿态去尽自己的责任，不可能以一个世界主体人的姿态去尽自己的责任。非但如此，进而还应该看到，他们理所当然的仇视劳动，鄙视劳动，憎恨劳动，所以他们自主自为精神、能动精神、创造精神不但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扬，反而常常被压抑、被扼杀，甚至他们经常用消极怠工、破坏生产工具、罢工等形式来破坏生产。一个个活生生的劳动者的人，一个个历史创造者的人，不能真正成为人，不能具有主体人格，这是多么大的历史不幸。

物主体社会中的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他们的责任和权利也是背离的。确实，这些人在各自的社会中，都享有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权利，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当权者。但是这种权利是非分的，不正当的，令人非议的。因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成果和财富不是他们创造的，因而他们享受到的这些方面的权利是盗窃来的，剥夺来的，掠夺来的。也正因为他们只享受权利，不尽责任，不做贡献，不劳动，所以尽管他们也享受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利，但不是以社会主人的人，不是以世界主体的人应享受的去享受这些权利。他们常常视为他们提供可享受这些权利基础的人为异己，常常以个人好恶去干预社会发展规律，常常践踏权利，糟蹋权利，滥用权利，常常花天酒地，挥金如土，造成极度的浪费、破坏，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物主体社会中的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其责任和权利是背离的。在他们身上只有权利而不尽责任，这说明了他们不是完整的人，而是畸形的人。

在物主体社会中，国家性质也被扭曲，性质扭曲的国家进而扭曲人。

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作为上层建筑核心的国家政权，是在社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决定国家：整个社会的一般的普遍的利益决定着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发展方向、国家的行为，社会参加国家的管理，社会能有效地控制国家的走向，国家服务社会，国家保护社会，国家服务社会主体人，国家保护社会主体人，国家服务劳动者，国家保护劳动者。但是，在物主体的社会中，国家却成了与劳动者相对立的、统治劳动者的、不受劳动者控制的、与劳动者愿望相背离的、驱使劳动者而不受劳动者驱使的力量。国家服务于物、保护物，进而服务于极少数物的占有者，保护极少数物的占有者。

奴隶主为了维护自己对奴隶的占有，建立了以国王为最高统治者的一套亲疏贵贱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国王占有奴隶最多，是奴隶主的总头子，至高无上，政治、经济地位最高，国王下面有王公、诸侯等各级大小的官员。以国王为中心，形成了一套专制体制，构成奴隶主对奴隶实行统治和压迫的工具。

奴隶主阶级总是宣扬“信天由命”、“君权神授”的思想，企图把奴隶主和奴隶的区别说成是天生的，把奴隶主对奴隶的占有，对奴隶的统治，说成是上天的安排，从而在思想领域来维护自己对奴隶的统治。亚里士多德说过：“一些人生而为自由人，另一些人则天生是奴隶。”希冀说明奴隶主对奴隶的奴役是天然合理的。两河流域古代吴尔一个国王自称为太阳神之子，我国夏朝奴隶主、周朝国王都宣称自己是天之骄子，是上天的代表，都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奉承天命，从而把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王权结合起来，为自己的统治，为愚昧群众，制造思想理论依据。广大的奴隶就是这样，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被剥夺了做世界主体的权利，而且也从思想上被剥夺了做世界主体的权利。

土地主体社会中，在土地占有者地主阶级的内部，形成以皇帝或国王为顶端的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皇帝或国王把土地赏给他属下的诸侯，诸侯又把土地赐给他属下的家臣。皇帝是最高统治者，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家天下。他的旨意就是法律。他掌握着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皇帝还设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重要的官吏由他任命，形成一个大小等级不同的官僚系列。在这一系列中，谁的官职越大，谁享有的特权就越多。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是土地主体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等级的划分基本上是基于对土地占有的程度不同，而等级制度的作用也是为保护、巩固、加强地主对土地占有服务的。

地主阶级为了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还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军队建制相当庞大，兵员数目十分壮观。

土地主体社会的酷律也令人发指。汉朝初，汉武帝时律令死罪就有400余条。朱元璋颁布《大明律》，包括笞、杖、徒、流、死5刑，计有460条之多。欧洲领主的刑罚也甚是残酷，如查理五世的《刑律》中，就规定了割鼻、割耳、挖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刑罚。地主阶级规定这些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占有，使地主对土地的占有神圣化、法律化、合理化。

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对土地的占有，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绞尽脑汁，层层设卡，而且在思想领域也大放厥词，大造舆论。中外地主阶级总是在宣扬，天国高于尘世，神权高于人权，封建帝王之所以高贵，就是因为他是天之骄子，是神的代表，是土地的当然占有者。农民之所以受苦，是天生的理应如此的。此外，中国封建主还大力倡导“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总括了整个土地主体社会的尊卑、贵贱、上下的等级制度和道德标准，其作用是维护地主对土地占有的现实关系，对土地占有的社会秩序，防止农民造反，麻痹劳动者为挣得主体地位的斗争意识。它是套在农民头上的一种沉重的精神枷锁。

可见，在土地主体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的原则是轻视人、蔑视人、漠视人，使人不成为其人。

资本主体社会中，资本家阶级竭力标榜其国家政权、法律制度等，是“全民意志的表现”，是为了保护民众当家作主的，是为了维护民众平等自由权利的，与此同时，还搞了什么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两党制轮流执政，实行普遍选举制等等。实际上，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法律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保护资本家对资本的占有，保护和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他们采用的一些措施，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这些，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

总之，在物主体社会中，不论是奴隶主体社会，土地主体社会，还是资本主体社会，人的本质是扭曲的，国家的性质是扭曲的，社会不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其社会主体是物不是人，这是对人性的扼杀，这是对人世界主体地位的颠倒，这是物主体社会最大病症所在，这是物主体社会不能长治久安必被人主体社会代替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