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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及文化要津

时间:2023-09-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由国家分裂、民族矛盾导致的地区性冲突与局部战争愈演愈烈,尤其是其中一些国家内部的冲突多数与文化有关。他们把政治多极化、价值多元化、文化多样性乃至文明间的冲突看作新时代文明的标志。在这当中,古老而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同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的欧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对立与消长则更为关心人类前途的智者所关注。

全球化是工业化和商业社会发展的必然结局,全球化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对于原有社会的格局、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以及人类观念世界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甚或是超乎我们想象和出乎我们预料的。原有的似乎坚不可摧的秩序一朝土崩瓦解,传统的行为方式和守则被冲击得面目全非,在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巨变背后,我们看到的无不是全球化这一强力推手的作用,而其中对于文化的冲击和改变则是最深刻和最具震撼力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完成的《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2000)》指出,在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长途通信和信息覆盖正在改变人们界定和感受文化多样性的方法。过去在文化相对主义背景下提出的“文化的马赛克”或“地球文化马赛克”的比喻已经过时,再也不能描述人们对文化的偏爱了,“文化再也不是以前人们所认为的是个静止不变的、封闭的、固定的集装箱。文化实际上变成了通过媒体和国际因特网在全球进行交流的跨越分界的创造。我们现在必须把文化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产品”[1]

在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支配下,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学者甚至认为,在意识形态对抗结束之后,各民族之间在经济贸易、旅游、媒体通信等方面的相互作用的增长正在产生一种共同的世界文化,随之而来的应当是一个以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及为基础的全球一体化的时代。

然而科索沃上空轰鸣的飞机、阿富汗化为灰烬的巴米扬大佛、耶路撒冷的爆炸、伊拉克的炮火、“9·11”事件等都让我们不能不看到这表面繁荣下潜伏的危机。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由国家分裂、民族矛盾导致的地区性冲突与局部战争愈演愈烈,尤其是其中一些国家内部的冲突多数与文化有关。诸如俄罗斯车臣地区的叛乱、尼日利亚卡杜纳地区基督徒与穆斯林地方政权的冲突、印度尼西亚针对华裔的暴乱、厄瓜多尔印第安人的政治权利之争、部分发达国家中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矛盾加剧等。另一方面,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国家或区域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也从未停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分享现代技术文明成果的同时,不同种族、宗教之间的文化与价值的认同度不仅没有增强,反而减弱了。因此,更多的研究者注意到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他们把政治多极化、价值多元化、文化多样性乃至文明间的冲突看作新时代文明的标志。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教授曾指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2]他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化便是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3]1998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发展政策政府间会议,并在会议报告《我们创造性的多元化》中提出了“尊重各个文化和各个文化被其他文化尊重的义务”。致力于推进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也曾坚定地指出:“把整合中的经济、民族与文明管理起来,使每一种都保持独有的身份和文化——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作出的伟大承诺。”[4]

究竟什么是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旋律?在我们看来,文化的多极化也许能更真实地反映当今世界的现状。而面对多文明、多色彩的新世界,如何确定中华文明的坐标,如何选择我们未来的方向与道路?这也许是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和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应考虑的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超过了其他文明,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不少中外学者都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把工业化、信息化等现代科技进步看作西方文明的必然产物。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寻求真理,甚至扬弃本民族的传统,从制度到生活方式上全面模仿西方,并将其作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归宿。然而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告诉我们,西方文化同样存在着自己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例如,由于崇尚征服与战争造成的信仰与人道危机,由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引起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抗,由工业化和过度开发带来的环境危机与资源危机,由工具理性、物质主义盛行带来的价值危机,由非理性与欲望的张扬和对现代性的质疑带来的理性精神的危机,由对经典艺术范式的颠覆带来的消费文化的泛滥等。因此,20世纪西方相继兴起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都举起了反传统和批判主流文化价值的旗帜。相反我们看到,东方文明中也存在着推动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人们从20世纪后期东亚经济的崛起中看到的儒家精神的驱动作用便是一例。由此,文化的多元化及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通便已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于是,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开始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自有文明以来,人类曾经历过各种形式的文明间的碰撞与交流:从丝绸之路到唐僧取经,从十字军东征到成吉思汗的西征,从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郑和下西洋到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东渐等。仅最近的数百年间,影响较大的文明间的碰撞即有16世纪以来的西方殖民化运动、中国的鸦片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东战争与伊斯兰革命、20世纪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等。当然,这些所谓的交流并非是完全建立在主动选择和平等互信基础上的对话,往往是与暴力或强权方式相伴随的单方向的文化输出和渗透。此种东西方文明间的交往与冲突尤为令人关注。

我们知道,在人类千差万别的生存模式中,东方与西方两大迥然相异的文明形态的对立与冲突及其富有戏剧性的历史命运,早已激起各国有识之士的认真思索。在这当中,古老而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同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的欧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对立与消长则更为关心人类前途的智者所关注。从汉唐的丝绸之路到四大发明的“西化”,再到启蒙时期的中学西渡,在一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上,中华文明的灿烂果实曾经对欧洲文化的进步做出过不朽的贡献。然而近二百年来,随着西方国家在近代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迅速崛起和强盛,西学东渐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为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所不齿的“夷狄”文明终于凭借着从中国引进的罗盘和火药轰醒了闭关锁国的沉寂中土,近代中国这才不得不开始认真了解和接纳西方文化。从“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等无可奈何的权宜之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全方位介绍与吸收,从马克思主义的东方化到今天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我们总算摆脱了闭关锁国的历史阴影。而在西方,从对丝绸、瓷器的猎奇赏玩到十七、十八世纪景仰东方礼仪之邦的“中国热”,从以武力为后盾的文化征服与掠夺到今天重新从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寻求发展的潜能和精神的依托,同样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总之,这两大文明在漫长的发展嬗变中经历的一次次交流与冲突,无不给人以这样的启示——从隔绝到沟通,从冲突到交融,每一株人类文明之树的成熟与壮大都离不开全人类文化土壤的滋养,每一种文化结出的果实都会对人类共同文化的建设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开放吸收方能发展,保守封闭必致衰亡,这正是世界各国文化进步的历史总结,也是痛定思痛的历史反省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启迪。

曾几何时,人们再也不可能闭目塞听地满足于天朝上国的自尊、“日不落”的傲慢、原始丛林的丰饶自足和超级大国凌驾一切的垄断。无论是一厢情愿的国粹主义、东方文化救世论还是风靡一时的欧洲中心主义,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人们已懂得不再轻易地带着“异端”“没落”“野蛮”之类的有色眼镜去打量某一种处在边缘的异域或异族的文化。他们深知“如果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精神创造无法抑制的表达,那么差异的创造就同样是不可动摇,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压制和窒息它”[5]。于是他们主动地关注和研究来自异域的文化信息,以便通过寻求一种“他者”的视角,更客观更冷静地来审视、印证并改善自身的本位文化,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在惊异于人类文化形态的斑驳陆离之余,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全球意识和文化眼光去关注自己生活天地之外的世界,开始冷静深入地思索造成人类千姿百态的文化差异的根源和条件,考察和推测着每一类文明模型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以求从这五色的文化圈中找寻一条通往新世纪人类文明版图的最佳路径。

正基于此,当今天我们为古老的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孜孜求索的时候,就不能不把探求的视野扩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也不能不站在新的高度上以新的目光重新审视世界,也审视我们自身。因为开放吸收的第一步便是了解和识别。文化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无论我们要了解何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都必须将它放到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和对照中去认识,否则,我们将可能把那些仅仅属于特定社会的价值和习俗当作人类固有的信念和行为。这也许是当今世界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跨文化研究及跨文化比较等研究领域方兴未艾的内在动力。

一百多年来,我们在探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曾对此有过不断的探求和思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兴起的“文化热”无疑也是基于同样的大背景。当然,它对于刚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拓展了视野、正全力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学界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那一场文化学知识大普及的热潮中,一个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的论争——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又一次成为讨论的热点。不过这一次提出问题的性质已与过去有所不同。历史上的几次文化论争都与国家处在危急存亡关头的政治抉择联系在一起,因而往往难以耐心深入地展开学术探讨。而今天,我们能够真正地以一个自主、自立、自强民族的开放襟怀,通过客观平实的剖析,从文化背景、民族精神、文化心理以至各种具体文化形态等诸多层面来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短长与文化交流的前景。在此基础上,再解决所谓“中西体用之争”和对中华文化传统的认同问题,也许能达成更具洞见且富有实践意义的共识。这可以说是当今投身文化学研究的新一代学人的共同目标,也是我们之所以有勇气选择中西文化比较这样一个难度甚大的课题之初衷。也正是因此,我们才必须将跨文化比较作为认识的起点,把正确理解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探索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作为我们讨论的归宿。

然而人类的文化视界如此广阔,我们要在中西文化的浩瀚海洋中航行,还必须建立起明确的航标,否则我们仍将难以避免在茫无边际的漂流中寻不到彼岸而迷失,为此,我们还需对文化视角及各种关联作出必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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