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取向上的分殊

价值观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着一个文化群体对于客观事物的意义和效用的根本观点和看法，直接决定着个人或者组织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行动的根本原则。因此，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取向，就决定了一个文化群体的整体精神面貌和行动准则。由于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国注定是一个地道的农耕民族，而农耕民族在农业生产方面遵循着季节更替规律以及农作物自身的生长规律，与此同时，还受气候因素的影响、劳动场所固定性等限制，因而这种生存环境就直接决定了中国人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安分守己，共同祈求和平的环境以不误农时，共同承受大自然的恩赐和磨难，也决定了中国人有着共同的期盼和共同的守护，甚至可以说有着共同的利益，因而中国人往往容易形成一种群体主义的价值观，容易达成共识。事实证明，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坚持着群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群体主义价值取向突出礼制，强调集体主义和人伦原则。孔子认为周礼所规定的一系列行为标准和规范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与之相媲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荀子认为“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5]；又言“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6]。礼是规范行为的根本，是一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保障，要求人民遵循礼制，只有这样才是正常合理的社会。

总体而言，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模式是强调群体（家庭、社会、国家）的利益大于个人的利益，这种取向在宋明时期走向了极端，“存天理，灭人欲”，要求大众完全摒除个人利益，绝对服从统治阶级的统治。与此同时，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曾经提到中国文化的伦理本位，重视的是人伦原则。我们从中国人对礼的重视中就能看到人伦的重要性。黑格尔在解读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时曾经指出，东方文化是一种普遍性人格和群体主义价值观，他们对于个体存在的价值和自由是持否定态度的；而西方则注重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是一种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影响中国群体主义价值取向的原因除了礼制对于民众思想和行为的规约外，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在这种社会结构下，由于商业和手工业一直得不到重视，人们祖祖辈辈被束缚在土地上，因而缺乏竞争、进取和个性的张扬，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文化。也就是说，在农业社会的农耕文明影响下，中国人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交往中，容易形成群体意识，产生群体的思维方式，而这种群体主义又反过来促成中国人追求一种温和、和谐与节制的个性习惯，二者相互促进，共同维系着中国人的群体主义价值取向。总之，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东方文化群体意识浓厚，并由此形成了极强的家族主义和等级观念。现代中国社会在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个体正当的、合理的利益。

西方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天赋人权）以及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等。在古希腊时期，西方社会便在城邦制的影响下，最先实行了民主，这里的民主和平等适用于城邦中的所有公民，因此他们表达自我、争取权利的欲望很强烈。到了中世纪，西方教会实际上控制着国家和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后来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带动下，天赋人权的观念直接影响了西方人的思维，西方社会彻底从宗教的束缚下苏醒，他们开始要求个性自由、解放、创新和冒险，从此走上不同于中国社会的，以个人为中心的重视自我利益、自我价值、自我创造的自我取向和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道路。总之，西方的自我取向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一方面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独特地理环境的影响，畅通的海道促使其远航交易和商品贸易较为发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个体的发展、个人利益的觉醒。但与此同时，在国家层面的重商主义价值观影响下产生的西方文化或西方文明，也造就了西方人唯利是图，想尽办法谋取私利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马克思认为：“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7]总之，个人主义追求的是人的个性与独立，人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和精神，即便是在家庭生活中，个体成员都较为个性化，利益边界分明，个人主义影响下的西方追求的是竞争、功利和积极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