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文化发展基本特点

通过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文化发展经历的四个阶段进行分析，我国文化发展呈现出独立化、产业化、福利化、多样化四大特点。

1.独立化

所谓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立化，主要是指文化逐渐从政治独大的社会领域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与政治、经济相区分的领域。这是伴随我国社会转型，文化发展的战略地位日益显现，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日益清晰的必然结果，是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觉醒。文化发展这种独立化，一是表现为文化不再是政治的奴婢。计划经济时代，政治处于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文化乃至经济都成了政治的工具。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取代了“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价值取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高度重合到经济、文化、政治领域相对分离的转变。二是表现为文化不再是经济的配角。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始终被经济价值所遮蔽。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社会发展不仅是物的发展，而且也是人的发展。文化领域走向独立除了以上制度需求外，也与20世纪80年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兴起的那股“文化热”的推动和人们精神文化娱乐需求逐步扩大相关。当然，文化发展的独立化，也不是说文化发展可以去政治性、去产业性，相反，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融合的特点日益显著，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在国民经济中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和方向性。

2.产业化

从1979年广州出现第一家营利性音乐茶座开始，文化的经济功能日益凸现，各类文化消费场所迅速从沿海城市蔓延到全国城乡。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曲《太阳岛上》风靡全国、家喻户晓，歌曲描绘了城市青年到太阳岛休闲度假的情景。这样的幸福生活，在当时或许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美丽的梦想，但这的确也是大陆居民最早、最朦胧的休闲意识的自发流露，歌词中“垂钓的鱼竿”“露营的篷帐”“六弦琴”“游泳装”“猎枪”等现代休闲的典型符号，也成为后来人们自觉发展农家乐、周末度假、户外探险等休闲产业的理念原型。90年代中叶后，文化产业概念逐渐得到关注，文化的经济属性开始受到高度重视。2000年以后，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开始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并进的新格局。文化发展产业化，是指把部分文化产品按照商品生产的法则进行生产，文化产品以商品形式进入市场，它的生产、流通、交换按照市场规则进行。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文化生产、文化消费的革命性变化，推动了文化与经济的高度融合。毛少莹分析道，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说，文化产业的出现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又受到世界性产业更新换代潮流的带动，还结合了中国思想解放和文化市场开放的巨大历史冲力，再加上政府的推动引导、媒体的推波助澜，发展文化产业近几年几乎成为一种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32]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发展的产业化特点，也并不是说要把文化全部都产业化了，而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文化事业该政府埋单，政府就应承担起这个责任；文化产业该由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来配置，就应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3.福利化

享受文化发展成果是所有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不论他们的教育状态、社会经济状态或自然环境如何。2006年，中央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了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要求，这表明文化的福利化问题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重视。文化发展的福利化，是国家和社会为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而积极兴办文化活动设施和相应的服务设施，免费提供文化服务。文化发展的福利化是国家和社会应履行的义务或职责，对于社会成员而言，具有对象的普惠性和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性，即全社会所有成员不论年龄、民族、工种、文化程度、社会地位，都有享受文化福利的机会，不受任何歧视，而且不需要先缴纳费用或履行其他义务。文化发展的福利化，一是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财政实力改善的结果。面对人民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如是政府财力不济，那么想改善民众的文化服务设施也只能捉襟见肘；二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表现在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针对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我国提出了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目标。

4.多样化

有人哀叹，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文学阅读、明星演唱会、足球赛事等文体活动今不如昔。甲A联赛鼎盛时期，成都一票难求，而今偌大球场空空荡荡，观者寥寥。个中原因复杂，但与可供人们选择的休闲方式多样化、个性化密切相关。一般意义上的休闲，可以分为身体放松和心灵抚慰。与阅读、聊天等传统休闲方式相比，现代休闲方式有阅屏（电视屏、手机屏、电脑屏）读图、劲歌狂舞、游览观光、深度体验、户外探险、旅途自驾、野外捕猎等，呈现集体大众化方式减少、私密小众化方式增多的趋势。从总体上说，文化多元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我国进入了一个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全面的社会转型期。伴随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产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分配方式多样化等日趋明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必然带来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与此同时，伴随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发展和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社会价值日渐多元，对各种文化产品、生活方式的包容度增加，人民的文化需求量与日俱增，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增强，对文化发展多样化提出了要求。文化发展的多样化特色与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切合，现阶段我国社会的思想意识的多元化，与我们提倡的主流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实际还有差距，因此对健康有益的文化，因其广泛多样，异彩纷呈，能够满足大众需求，应支持；对先进的文化，因其是民族奋进的号角，是我党作为先进执政党的一面旗帜，理应大力发展”对落后文化理直气壮地努力改造，对于腐朽文化则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决抵制。正是多样化的文化发展，才形成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共生共荣的文化生态。

【注释】

[1]转引自［加］D.保罗·谢弗著：《文化引导未来》，许春山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40页。

[2]转引自童星著：《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9页。

[3]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等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页。

[4]［美］德尼·古莱著：《发展伦理学》，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张玉国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页。

[6]［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69页。

[7]参见陆晓禾、［美］金黛如主编：《经济伦理、公司治理与和谐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8]参见陈惠雄：《快乐与幸福理论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光明日报》，2007年5月29日。

[9]参见尹伊文：《小国不丹的启示：用国民幸福总值替代G D P》，《南方周末》，2009年5月7日。

[10]参见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化》，《中国国情国力》，2002年第10期。

[11]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经济现代化研究》，中国网，http://www.china.corn.cn/chinese/zhuanti/2005xdh/810978.htm，2005年2月18日。

[12]参见孟繁华著：《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修订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13]参见陈晓明著：《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38、11页。

[14]参见刘传利、张幸：《从中西文化之争看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15]参见李毅著：《回顾与前瞻——2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与先进文化的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41页。

[16]俞思念著：《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文化创新》，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0页。

[1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73~477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19]俞思念著：《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文化创新》，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2页。

[20]王朔著：《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21]参见陈晓明著：《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22]孟繁华著：《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修订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62~263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44页。

[24]孟繁华著：《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修订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25]参见许明、花建主编：《文化发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7页。

[26]参见王朔著：《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9~25页。

[27]孟繁华著：《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代现象》（修订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28]参见［联邦德国］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尔多诺著：《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8页。

[29]参见孟繁华著：《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修订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7页。

[30]参见周熙明：《洞察文化的本质性力量掌握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十七大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思路》，《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11月。

[31]参见王帆：《中国如何在文化上掌握主动》，《成都商报》，2008年4月21日。

[32]参见毛少莹：《文化发展：在经济化和福利化之后》，《中国文化报》，2008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