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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人文理性化对中国哲学的塑造

时间:2023-09-1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李泽厚认为,中国实用理性之所以强调韧性精神、艰苦奋斗,原因在此。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进一步发扬孟子“心性天”合一的心性论,最终确立了儒家哲学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的理论架构。居安思危,常存忧患之心,是中国哲学产生的内在动因。第二步,即“以心印证天与性以达成天、性、心三者一体”。尽管内在化过程在人性中注入了天的道德创造性,但严格地说,它尚未探入人心,“挂在半空”而显得“孤悬”于人。

正如韦政通先生所揭示,中国文化人文性的确立,把人从天神的统治中完全解放出来,使人了解自身的价值和对社会政治的责任,永远断灭了天启之路,让人自己去面对他的一切命运,亲身体验所遭遇的忧患,并认定所有社会和文化的危机都源自人,解救危机唯一的力量也是在人。“在这里,人的尊严和人在世界的地位,获得充分的显现。”[47]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体味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48]这句话的奥义深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谓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即使颠沛流离,也不屈不挠。中国文化由于其人文性的确立,断灭了天启之路,没有人格神的设定信仰,人必须在自己的旅途中去建立依归、信仰,去设定“天行健”,并总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由于中国文化没有任何外在的拯救和依托,因此其内心之悲苦艰辛、经营惨淡、精神负担比有人格神的文化更沉重。李泽厚认为,中国实用理性之所以强调韧性精神、艰苦奋斗,原因在此。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中许多哲理近乎常识,却仍然深沉;世俗中有高远,平凡中见伟大,这就是孔子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以“即世间又超世间”的情感为根源、为基础、为实在、为本体。人的生存意义就在此“生”的世间关系中,这既是道德责任所在,也是人生归依所在。[49]

这样,尽管“天人之际”仍是中国文化中的根本问题,人与外在之天的联系也没有完全切断,但人越来越成为文化的主题。尤其是孔子以“仁”释人[50],标志着人的觉醒,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极其显要的意义。孔子所理解的“天”也不再是赏善罚恶,而是“天何言哉,百物生焉,四时行焉,天何言哉?”[51]从此,人格的“天”、“帝”收敛起其可畏而拒人的面孔,开始以温润敦厚的姿态而切近于人。在孔子这里,“仁”作为具有普遍的超越意义的道德价值,亦不远人,而是“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不假外铄。孔子之后,《中庸》与《孟子》分别从两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中庸》的主题在于“天命之谓性”,即人的道德本性不仅是主观的、内在的,而且是超越的。[52]孟子思想的核心是“尽心、知性、知天”,从心性论中透显价值论,并上升到超越的形上本体。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进一步发扬孟子“心性天”合一的心性论,最终确立了儒家哲学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的理论架构。[53]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儒家哲学从孔子起即已显发出深厚的人文理性精神,这种人文理性精神具体表现为人的道德主体的挺立和高扬。孔子说“为仁由己”[54],孟子劝人“求其放心”,乃至陆象山所言“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55],这些都是在强调人的道德自觉性的极端重要。正是这种对人的道德主体的挺立和高扬,对人的道德自觉性的强调,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表现出迥异的致思取径。如樊志辉分析,同西方外在超越的文化不同,中国文化表现为“内在超越”。亦即在中国文化或中国哲学这里,内在性与超越性并非两个相对立的概念,追求超越的依据不在人的内在性之外,超越性的依据就在内在性之中,这样,人的内在性内在地涵蕴了超越性,是“即内在即超越”[56]。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在终极关怀上最终指向了一个超越而外在于人的上帝,中国文化则无论对于个体生命还是对于群体生命的安顿均采取了一种内在化、人格化的路向,旨在通过凸显人自身的理想境界而成就一个仅仅依靠人类自身就可以“吾性自足”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所谓“吾性自足”意即人性自身就具有“成圣”、“成德”的超越依据。这种“吾性自足”的观念,我们从儒学的“天人关系”中可以得到比较真切的理解。

儒家哲学重视生命、主体、价值,但这些并非是建之于排斥天道(存在、实在)的基础上,而是建之于天道性命相通的基础上,主体的挺立是以对天道的认识和体悟为前提。李蜀人先生认为,儒学从一开始不仅要追问形而上的意义问题,而且还要寻找通达形而下的途径,并为人生提供目的和意义。儒家形而上学所努力达到的目标不仅是要为天下寻找到根基,更为重要的是,要努力完成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即寻找到人之安身立命之根据。[57]至于其步骤,我们可以将其细化为如下两个环节进行理解:

第一步,即为“天命下贯而为性”。在“轴心时代”的孔孟思想中,“天”为一个实然物质之“天”(“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然而,这样一个实然物质之“天”,又是一生生流行的生命整体(“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孔孟看来,宇宙自然不是一个外在于人,仅仅为人的理智所把握、认识的静态实体,它是充满生意、生化流行、可堪造就的,与人的生活、行为融为一体的生命过程,处于永不停息的流变过程中。人与宇宙也不是对立的、隔绝的,而是直接置身于宇宙的流变过程中,并以自己的行为影响这一过程。“天”之生生流行,表现为一自然而又必然的律则,这种必然的律则实际上也是一种至善的道德法则,它即是善的本原。内在化过程即是指天如何内化于人,植入人的性和心之中(“天命之谓性”)。在这个天命下贯的过程中,“忧患意识”是其关键。《易经·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所谓忧患意识,按照徐复观的理解,“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58]忧患意识有一种普及万物的悲悯之情,抱憾与担忧万物不得其所;是一种深沉的责任感。居安思危,常存忧患之心,是中国哲学产生的内在动因。这种忧患之心,是一种责任心,是一种历史使命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孟子以及所有儒学大师都有“舍我其谁”的强烈使命感,老子、庄子及所有受其影响的哲学家都有追求天下太平的殷殷情怀。宋代的张载甚至把哲学的首要任务归结为“为天地立心”,要把天地间所有责任都承担起来,使天地万物的价值都能够得以实现。

第二步,即“以心印证天与性以达成天、性、心三者一体”。尽管内在化过程在人性中注入了天的道德创造性,但严格地说,它尚未探入人心,“挂在半空”而显得“孤悬”于人。要把天彻底地内在化,必须经过心的亲身体验和印证。孔子的“仁”在这里起到了很大作用。通过“仁”,孔子打开了精神生活的一个新的面向——一个广袤的、几乎从未被打开的人的主体性领域。孔子以“仁”为由人而道的契机所在。“仁”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价值,在孔子看来,它在人的自然生命中有内在的根基或端倪。“仁”就是“创造性本身”,一种抚慰万物的道德创造性。

至于连接以上两个步骤的关键则是工夫。所谓工夫,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自觉地在生命中实践心性本质的努力。“尽其心者,则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里的“知”是体认、证知,是内在的领悟、体验,它浸润着人的情感因素。通过工夫亦即道德实践,将天命向下拉而靠近人心,向上提撕人心而靠近天命,即所谓“下学上达”,这也是《中庸》思想或中国思想的内在视域。陈赟在《中庸的思想》一书中对此进行了透辟的分析。在他看来,这里的“上下”就其基本内涵而论,既包括空间上的天人、天地,还包括时间上的“古今”,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实是上下通达的两个不同方面。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思想或儒学确立的是“天地之间”这样一个生活境域,它教导人们如何在天地之间堂堂正正、顶天立地地做人。人生天地之间,也就意味着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就位于天、地、人的贯通的可能性之中。与此相应,本真的生活也就是与天地相配、相参。[59]正是依循这样的思路,宋明理学家提出“本体”即工夫。其深刻的意蕴在于表达了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人的道德实践过程在本质上与宇宙本体的创造性转化过程“通而为一”。由“尽心”“知性”而“知天”,而“与天地参”。

儒家从忧患意识出发,发展出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即强调主体性与道德性,二者都落实在人的内部,因而促进了天的内在化进程。由于“天”赋予的人性接过了至上神监督人间生活的功能,而成为非人格化的“形上存有”。这一“存有”就是“生生不已”(《周易》),就是“创造性本身”。在宇宙中,人有别于物的特性只在于他能吸取宇宙之创造性实质,并将这一实质转化为他自己的本性。也就是说,真实的人性与天同源,它具有本体的地位,以及普世性和必然性的品格。孔子通过以义、利辨天命,确立了仁义的道德原则为人最本己的可能性,从而将行“义”、德性内在化为人的“天职”和使命。这样,天的必然律则,就转变为人之所以自律的内在原则。它既是人的最本己的能力,又是人的天职。它的实现与道德价值最终依据人内在的道德抉择。这种天人关系学说,在强调天人、心性之间有一客观的精神的同时,又主张仁义内在,从而突出了人的实现之“自力义”的人文精神,肯定人之内在性即是一完满无缺者,即所谓吾性自足。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所得为何?乐也!“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因此,欲求超越,则无需外求,只需“反身而诚”、“明心见性”。由此而形成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之路。樊志辉指出,“这种内在超越的文化既经几千年的长久发展,可以说铸造了我们中国的民族精神与国民性,高扬了人的道德主体性,成就了较高的人文价值,而没有导致西方那种人神分离的紧张,对世界文化做了自己的贡献。”[60]

【注释】

[1]余英时:《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载《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第8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余英时先生认为,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并非自创,而是在韦伯的比较宗教史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且这种认识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看法。见余英时:《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第84—85页。

[3]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第68—70页,魏楚雄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又见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哲学导论》,柯锦华等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4]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第68页。

[5]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哲学导论》,第14页。

[6]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哲学导论》,第13页。

[7]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第34—3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8]林同奇:《人文寻求录》,第164页,新星出版社,2006。

[9]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第35页。

[10]Benjamin Schwartz,The Age of Transcendence,Daedalus,Spring,1975,Number2,p.2.

[11]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第36页。

[12]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9—10页,新星出版社,2006。

[13]张灏:《重访轴心时代的思想突破》,载许纪霖主编:《现代性的多元反思》,第171—18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4]张灏:《重访轴心时代的思想突破》,见许纪霖主编:《现代性的多元反思》,第171—182页;许纪霖:《世俗化与超越世界的解体》,见许纪霖主编:《世俗时代与超越精神》,第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5]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册,《神话与诗》,第201页,开明书店,1948。

[16]王锦文:《礼记译解》(下),第784页,中华书局,2001。

[17]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第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8]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第17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9]新编诸子集成:《庄子集解 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第288页,中华书局,1987。

[20]梁启雄:《荀子简释》,第7页,中华书局,1983。

[21]左丘明:《国语》,第5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2]王锦文:《礼记译解》(下),第727页。

[23]杜维明:《儒教》,第100—1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4]刘安:《淮南子·泰族训》,第2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5]余英时:《人文·民主·思想》,第3页,海豚出版社,2011。

[26]余英时:《人文·民主·思想》,第3页,海豚出版社,2011。

[27]《隋书·经籍志一》,第903页,中华书局,1982。

[28]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第17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29]周振甫:《周易译注》,第80页,中华书局,1991。

[30]程颢、程颐:《二程集》(下),第808页,中华书局,1981。

[31]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12页,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2]彭国翔:《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第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3]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页。

[34]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361页。

[35]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85;《说巫史传统》,载《己卯五说》,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说巫史传统〉补》,载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论中华文化的源头符号》,载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十三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6]李泽厚:《说巫史传统》,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37]在李泽厚看来,“上述描绘中国文化特征的概念,其根源处在此”。李泽厚:《己卯五说》,第3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

[38]载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十一辑,第1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9]李泽厚:《己卯五说》,第35页。

[40]李泽厚:《己卯五说》,第40页。

[41]李泽厚:《己卯五说》,第52页。

[42]李泽厚:《己卯五说》,第54页。

[43]李泽厚:《己卯五说》,第56—57页。

[44]李泽厚:《己卯五说》,第57—58页。

[45]载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十一辑,第161—162页。

[46]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第10页。

[47]韦政通:《人文主义的力量》,第165页,中华书局,2011。

[48]周振甫:《周易译注·乾卦·象》,第3页,中华书局,1991。

[49]李泽厚:《论语今读》,第26—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50]《中庸》:“仁者,人也。”见王锦文:《礼记译解·中庸》(下),第784页。

[51]《论语·阳货》,见李泽厚:《论语今读》,第484页。

[52]樊志辉:《内在与超越之间》,第8页。

[53]樊志辉:《内在与超越之间》,第8页。

[54]《论语·颜渊》,见李泽厚:《论语今读》,第316页。

[55]陆九渊:《陆九渊集》,第447页,中华书局,1980。

[56]樊志辉:《内在与超越之间》,第9页。

[57]李蜀人:《天道与人心——中国传统儒学中形而上学的特点》,见刘俊哲、段吉福等主编:《诠释与探索》(上),第43—4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

[58]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1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9]陈赟:《中庸的思想》,第13页。

[60]樊志辉:《内在与超越之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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