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范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所要回答的是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本体的理的关系问题。在传统中国哲学家那里，通过对心性概念复杂内涵的阐发，酝酿形成了一种对于人类心灵精神的独特理解，建构起了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心性之学。这种心性学涉及面十分宽泛，举凡认识过程中的理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伦理过程中的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理智与情感、意志与情欲的关系，存有论意义上的天与人、心与物、工夫与本体、存在与本质的关系等等，诸种问题皆能囊括其中予以研究。从根本意义上讲，中国传统心性之学即是关于人之心性的理论与学说，是一种研究人的本质、本性、自我价值及其如何实现的哲学理论。因此，蒙培元先生在《中国心性论》中指出：“中国心性论，既是本体论，又是价值论，同时还包含许多认识论和心理学问题。它以探究人的本质、本性、使命、价值、理想和人生终极意义为根本内容，以揭示主体精神、主体意识为特征的存在认知、本体认知为基本方法。一句话，它所讨论的是关于人的存在和价值的问题。”[4]这种以人的存在和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的心性论，其所探究的基本问题具体涵盖如下三个方面：（1）人的本性、本心如何的问题；（2）人的精神追求的问题；（3）人的精神修养的问题。其核心内容概括地讲，即是探讨人与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通过对天与人、情与理、知与行、功夫与本体关系的分梳探究，阐明人的生命、情欲、知觉、道德理性、精神自由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修养方法。其基本特征突出表现为：通过人的自我意识对生命、情欲，甚至伦理道德和自然、社会的一切物质、精神现象进行自我超越，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真善统一的特点。
总体而言，作为中国哲学传统的不同形态，儒家、道家以及佛教都拥有各自完备而系统的心性论，并显现出各自鲜明的特点。
道家就其理论核心来看，乃是围绕“道”而展开的。在道家的思想中，“道”既是万物之源，也是成物之本，是天地万物之本性，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据，同时也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方略。“道”无疑成为道家心性论的基础和根据。在道家看来，万物禀道而生，禀道而成。道在具体事物之上的彰显，即显现为“德”。德内化于人，即为人之性。人之性即天然之性、本然之性，是人的天性。“心”在道家看来，则主要是指人的主观精神，或者是人的精神的主宰。这样，由“性”而“心”，就是由先天向后天的具体落实。[5]道家认为，人之性必显于人之心，由人之心，则可见出人之性。虽然相比于儒家，道家尤其是早期道家在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做了明显的分判；但是这两个世界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纠缠的。如学者所指出，在道家哲学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其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有一种内化的趋势。亦即道家从“道通为一”、“通天下一气耳”的自然哲学出发，由自然引归社会，由“道法自然”的原则导出社会批判的原则，由此引发道家所独有的对文明社会一系列违反人性的异化现象的揭露和批判，并提出消除和扬弃异化的具体途径：既在社会改革，更在个人修养。由于对个体修养的强调，道家以贵己养生为立论的基点，由自然哲学深化、内化为生命哲学。道家认为通过“致虚极，守静笃”的特殊途径，在“微妙玄通”的自我生命体验中，“收视反听”，“耳目内通”，可以达到内在超越、自我净化的悟道体道境界。[6]我们不难看到，就精神追求而言，道家以道论性，并且对心性的理解更侧重于其天然的层面，其目的是为了超越现实人生，达成生命的自由完美。因此，围绕“性”的来源、性质，心、性、神的关系，以及性的性状描绘就成为道家尤其是道家的内丹学独特的性论。[7]在道家内丹学看来，心是性的载体，性是心的主人，所谓“心是地性是王”，性为先天之物，心与身俱来。并由此而提出了“见性明心”的主张。总之，道家的心性论把人的“本性”规定为“自然无为”，或“以无为本”，从而否定了人的生理、心理、伦理和理智认识的合理性，提倡超越情、欲、知和道德善恶，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
心性论是中国哲学传统的基本主题。相较于儒家和道家，佛教心性思想最先成熟，从哲学思想史发生、演变的实际情形来看，儒家、道家的心性论受佛教心性论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8]佛教所言的“心性”，乃是指众生的本性或心的本性。这里的“众生”是指六道轮回之中的一切生命体。杨维中指出，“在佛教看来，在六道轮回之中沉沦的众生，唯一的希望和要求应该是成就佛果。因此，佛学的首要目标就应该是为众生寻找成佛的根据，而此根据必然要落实于众生之心体中方才符合佛教的解脱论。”[9]因此，心性问题自然成为佛教教义的基础。具体而论，佛教心性论可分为性论与心论两个方面，此两方面则是浑然贯通的。此处所言性论，也就是佛性论，其所宣示和阐明的是众生成佛的可能性问题。心论又称本心论。在佛教义理中，心泛指一切精神现象，与“色”相对。佛教论心，均以心为本体，而性专指心中不变之本体。因此，从根本而言，本心即本性，两者是同一所指。印度大乘经典《大般涅槃经》主张“一阐提”皆有佛性，瑜伽行派的创始人之一世亲所作的《佛性论》将佛性分为本有、修行显现、成就佛果三种。东晋的慧远在《法性论》中提出了“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认为性为恒常不变的，但得性后应该以“体极”为宗旨。这个“极”就是“空空”，在《大智论钞序》中，又说“识空空之为玄，斯其至也，斯其极也”。唯识宗提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为法本，心融万有，认为一切都是心造，一切唯心所现。玄奘弟子窥基主张性为实体，即是真如，性即是本识。他在《成唯识论述记》中说道：“性者体也，体即本识”，“性者实体，即谓真如。”就佛教心性论的基本特征而言，杨维中认为，佛教心性论，既是本体论，也是修行解脱论。作为本体论，它既在心、佛、众生“三法”的框架之中探讨心体与理体、心性与佛性的关系，也在更大范围内追究诸法之所以存在的根据，进而现证诸法的真实相状。作为修行解脱论，它以解脱成佛为终极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佛教心性论也是一种特殊的人性论，它打通了本体论、修行解脱论与人性论的隔膜，将三者较为完满地结合为一体。因此，中国佛教心性论具有人本化、人心化、伦理化、形而上等特征。[10]总体而言，从心性论的角度看，佛教不是从现实世界说明人的自我价值，而是在超越自然和社会的彼岸设立一个佛性境界，用各种方法论证现实此岸世界虚幻不实，由此而反证彼岸世界的神秘超越性，从而彻底否定人的生理、心理、伦理和理性认识。为了沟通此岸和彼岸两个世界，佛教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心体用论，把精神主体变成超越自然、社会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的最高本体，心体就是性体，就是成佛的内在根据。人要成佛，必须彻底否定自己，才能达到神圣的彼岸世界。
不同于道家侧重自然、佛教侧重超然的心性倾向，儒家所言心性，则是以仁义之道为基础和前提的。心性论之提出，在儒家这里，其根本要旨是为了说明如何成仁为义、成圣成德，如何推行仁义之道，是要为其仁义之道确立根基和现实出路。从根本精神旨向上看，儒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是一种成就人的“为己之学”，以成德为本，而成就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用程颐的话则是“学以至圣人之道”。[11]因此，在儒学中，人的问题、德性的问题可以说是贯通各种哲学问题的核心。就人的德性修养去理解和成就人的智慧，并由此而归本于一种德性人格的人生智慧，藉此人生智慧来反观人所面对的这个现存的实际世界，从而形成以道德价值观念为核心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就成为儒家哲学的基本特点。[12]儒家的心性论主张主体的心与客观的理是相通的，因而，它把人的生理、心理、伦理和认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对人的自然属性和道德属性相互关系的分析，说明人的自我价值在于仁义道德，要求人们不断通过自我觉悟的心性修养方法，用道德理性超越并控制个人情欲，最终实现成圣成贤的人生理想，完成仁政、王道的社会政治理想。这样，儒家以心性论为核心，把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内圣外王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13]由于儒学心性论扎根于传统社会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中，带有强烈的人伦道德色彩，并以细密的伦理关系之网和道德规范之网，规范、约束个人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构筑了一个周延的道德生活世界，建构了独特的伦理生活形态，[14]维护、稳定着社会结构的基本秩序，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特别是融儒、道、佛为一体的宋明理学心本体论，达到了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境地，最终成为历史上儒家心性之学发展的最高阶段，进而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总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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