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炳罡认为，唐君毅“是一位独步于人类王国的道德的理想主义者”[7]。所谓道德理想主义指以道德完美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最高追求，完成道德人格是人生的最后归宿，建功立业以道德修养为基础。在哲学上，道德理想主义亦即道德理性主义，它把道德性作为宇宙本体，作为宇宙间一切事物体现出的性质。从历史的维度看，道德理想主义是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文化典型的精神特征。孟子从人的现实心理感受、心理经验方面论证了道德的本原地位，把道德作为人本有的属性，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特点。《大学》提出“三纲八目”，以格物致知为人格修养的最初步骤，以正心诚意为修齐治平的前提和根据，以“止于至善”为修养的归宿。理学从天人一体的角度，论证了道德的本体地位，对人的本性、人的行为原则、人存在的意义、人格理想及达到理想人格的途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发，使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取得了完备的形式。儒家认为，人的道德性是人的本质特征，并以此为依据深入挖掘人性的内涵。儒家相信，人性是善的，人性之善不仅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得到说明，而且可以从现实的经验层面找到根据。人有身与心两个方面，人的肉体具有一些最基本的物质欲望。但人最本质的是心，心是高于身的。人的道德修养在于遵循自己本来具有的善性去实践、去扩充。在道德实践中，把心中原本微弱的善端修养成广大坚固的势能积累。性善论是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的主流。宋明理学的中心内容是如何通过内省的工夫以达到成德成圣的人生境界。这一过程及其结果，又可以用“立人极”三字来概括。在宋明儒家看来，圣人以及圣人的品德，既是最真实的，也是最可信的。之所以这样，在于圣人的终极基础和精神力量存在于人性之中，而无外力的作用。既然趋善成德的思想根源不在外物而在我心，那么通过心的修炼，就可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由“小人”变成“大人”，由普通人成为圣人。在宋明儒家这里，对心的强调，即对内省工夫的强调。也就是说，成就自己的道德理性必须内求而非外索，必须求诸己，而非求诸人。只有道德心得以安立，得以放大，才可以做到人格挺立，人性纯净，才可以成为顶天立地的伟丈夫，而不至于被心外之物牵着鼻子走。现代新儒学的相关论述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要重新确定道德本位的立场，重建儒家的道德主体性哲学。所谓道德的主体性，依照现代新儒学的理解，包含着两层基本意涵：一是说中国哲学始终以人为中心，坚持从人的角度看世界，以人自身的生命本身为对象；二是指中国哲学所注重的人，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也不是只从事于“纯思”活动的抽象理智的人，它所注重的是在知行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从事于道德实践的人。人的主体性首先表现在道德行为方面的自主、自动、自律、自强。
单波在《心通九境》中认为，“唐氏是一个没有具体宗教信仰的人，然而又是一个有着博大宗教情怀的人”。[8]他以宗教义理的会通做比较哲学的研究，消融各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凸显中国宗教思想的特色，最终又抒发了“为四海之人道立极，为世界之宗教立枢，以转移世运，斡旋天心”的宗教般的宏愿。在唐君毅看来，人类的本性除了求一般之幸福快乐、求客观社会上的正义实现之外，还追求德性之完满。向上精神强的人，必定想祛除其人格中任何一点点的过恶，以达到至善。这种追求德性至善的愿望，才是人类追求灵魂不朽的宗教意识背后更深刻的动机。
正是对隐含在宗教背后的追求德性至善的愿望的掘发，使唐君毅认识到，以核武器毁灭人类的现实威胁为标志的当代危机，是近代西方文化弊病积聚的产物。它是西方文化心灵从观照凌虚境自上而下，由里向外诸境界高速翻转的结果。由此而导致了道德的沉沦及宗教信仰的衰落，同时也使诸如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以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泛滥流行，从而正道隐没魔道横现。他的抱负是通过开心灵九境，重建儒学传统，重树人类的道德理想与理性信心，以期匡邪扶正，把人类精神方向导向坦途。正是由于如此，他的心灵九境所确立的就是从常识、理智到理想、信仰，逐级从凡境到圣境，从世间到世外不断超升的心灵历程，把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信奉和倡导道德理想主义是其哲学的基本精神旨趣。他对德国唯心主义的不满，主要也是因为它把道德境界降低在神学境界之下，把前者当成达到后者的阶梯、手段。他认为，人类的哲学应是被理性以建立理想，他的哲学建构就是要承担这一使命的自觉实践。这也就是他为何要求“床上架床”，在主观境中讲道德实践境后，又在超主客境中设天德流行境，因为只有这样把道德理想立学化，才能把儒学宗教化。所谓天德流行境也称尽性立命境。言天德流行意在表明在人的道德行为中，有形而上的性质（天德）蕴涵其中。道德之追求本身即可进入超主客之天人境界。这种境界与神境、佛境之不同，在于其肯定人性的同时也就肯定此岸世界的正面价值。它不依靠历经磨砺来拯救灵魂或超度众生，而是通过教化或修养，依生命存在的心境次序而提升精神品位，逐渐到达通天人、物我、主客之圣境。其核心实际上是要赋予儒学所倡言的道德修养、伦理精神以形而上或宗教化的意义。
唐君毅竭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出蕴涵有宗教意义和超越精神的思想，并给予现代的诠释，使之成为新儒学的源头活水。他认为，儒家的“伦理人文主义”虽不是宗教，但它实际包含了形而上信仰的层面，“儒家精神亦有与一切人类高级宗教共同之点，此共同之点即其宗教性”。[9]这个宗教性具体表现在对于祖先和先圣的护念，希望精神和人格永垂不朽，以及肯定一超个体的宇宙生命之存在，祈求苍天鬼神福佑国家民族与天下万民。但儒家的这些信仰，“乃贵在能信者之主体之自觉一方面，而不只重在所信之客体被自觉的一方面”，故能“由重此中之能信之主体自觉，而重此主体之实践其所信，由行道而成德，以建立其为贤为圣之人格于天地之间”。[10]因此，可以说从唐君毅早年到晚年，从“道德自我”到“生命存在”，超越的、理想的道德价值一直是其哲学的中心观念，他的哲学思想始终体现着对人生的本真意义的追寻，充满了追求理想、实现理想的向上精神。其道德理想主义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是将人所面对的世界分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进而在凸显价值世界的基础上，强调德性主体的意义；二是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分别划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并通过文化层次论将物质文化归入低层次，将精神文化视为高层次，进而高扬以道德理想主义为主旨的儒学思想的价值；三是从心物关系、物我关系，证明儒家道德理想主义最为充实，最为圆满，最合乎人之本性；四是强调道德理性的非时空性，说明中国儒学为医治当下中国问题之良方，也说明其解放人类的世界性意义；五是从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变动和20世纪中国社会的现状，说明内圣外王的融摄与笼罩作用，即道德理性对民主与科学的统率作用；六是由对传统内圣之学的重新阐释，说明内圣与外王无碍，进而说明传统儒学与现代社会无碍。
应该说，唐君毅持守的道德理想主义内涵中多有可贵之处，如：重视德性，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重视人生的意义与理想，强调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自身（身与心、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主张科技理性和道德理性的和谐统一等，都可以作为正在高涨的全球性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一支力量，对科技理性迅速膨胀、人文价值失落的现实有所匡正救治，有利于重建个人生活信念和价值理想，从而摆脱现代道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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