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对教条主义到批判修正主义

如前所述，无论是反对教条主义，还是反对修正主义，毛泽东都有讲话。所以，学术界反对教条主义，既有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逻辑，也是响应毛泽东号召的结果。

（一）贺麟：反对教条主义

1957年4月24日，贺麟在《人民日报》发表《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指出教条主义是片面狭隘的宗派主义，惯用粗暴简单化的方法，“向与自己不同的思想作斗争，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所谓原则性强，也就是由于他们坚持教条和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还在于他们动辄指责别人文章和言论中的‘原则性错误’，而以教条和清规戒律相绳”。^[285]贺麟指出，在哲学史的讨论会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一教条似乎成了指导原则，谁违反这个教条，就会被斥为“脱离马克思主义”，“模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但是，这个教条不仅在经典著作中没有，即使极端片面强调绝对化矛盾斗争的斯大林也没说过。贺麟揭露了教条主义者的政治投机行径。他指出，教条主义者“每每又是应时主义者。他善于看行情，从个人崇拜出发，去揣摩领导意图，随意解释教条，并随意在经典著作中挑选适合自己意见的词句。……在学术文化方面，教条主义即使不会断送科学研究，至少也会大大妨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286]贺麟所说，针对性很强，也很准确。相比之下，胡绳的批判涵盖范围更广。不过，二人的针对点不完全一致。贺麟批判的是伪马克思主义权威，胡绳指的则是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情况，主要指所谓旧知识分子。胡绳指出，教条主义倾向的第一个特点是从定义出发，不作具体分析，“好像不同的意见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对同一个定义的不同了解，好像只要人们对这个定义找到了正确的解释，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胡绳认为，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从定义出发’的做法。把这种做法用在哲学史研究上，只能得到所谓‘简单化’的结果”。教条主义也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如进行阶级分析的时候只是根据某种一般的原则把“阶级的帽子”套在各种哲学思想的头上。还有，“马克思主义成为表格”，把各家哲学著作中的有关语句分别填在“表格”中，以代替具体的分析研究。“这种情形的确不能算是科学地研究了哲学史。”胡绳认为：“不可能依靠这样的哲学史著作来真正具体地掌握思想斗争的规律，并吸取丰富的经验教训。”^[287]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如果能够顺利开展下去，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以及其他学术领域将会是一个很大的促进。遗憾的是，“反教条主义”尚未充分展开，就被“反修正主义”取代了。

（二）关锋等人：批判修正主义

1.批判修正主义

“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是哲学史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或“两条路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称那些僵化的和极“左”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教条主义，后者则称前者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术语被用到学术上，表明政治运动已经延伸到学术研究中。

孙定国^[288]首先提出：“摆在中国哲学工作者面前一个严重而迫切的任务，是在哲学战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旗帜，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修正主义者恰恰就在攻击‘教条主义’的幌子下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因此，要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289]他给这场斗争的定性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哲学战线上的反映”。^[290]孙定国认为，修正主义的企图是动摇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哲学基础，企图用资产阶级的党性代替无产阶级的党性。他们的根本口号是“有党性，无人性”。他列举了修正主义在哲学中的种种表现。首先，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坚决反对两军对战的提法，坚决否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绝对性质，而提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相互渗透的关系，不是相互斗争的关系”。这必然导致抹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把两者的尖锐斗争变成“互相观摩”、“互相拥抱”的和平共居，在政治上则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不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的危险结论；“抹杀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对立，而归根结底也就使工人阶级解除思想武装，迷失社会主义方向”。其次，在辩证法问题上混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心主义辩证法。第三，也是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不应包括在哲学之内”等，“给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复活创造了条件”。第四个表现是提出“阶级分析过时论”。孙定国所列的上述各种表现，实际上是当时学术界讨论的一些问题。

吴传启^[291]也撰文批判修正主义。他说，资产阶级右派“借着反教条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方式，可以说是在思想战线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共同方式之一”。他认为贺麟等人为这种进攻制造了理论，将理论上升为路线，这在贺麟的《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一文中得到了系统的反映。在那篇文章中，贺麟引述了列宁和毛泽东的语录，说教条主义是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吴传启指出，教条主义是思想方法的问题，修正主义则是资产阶级思潮。徐懋庸、贺麟都是修正主义者。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危险。修正主义企图恢复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项事实是在哲学遗产继承问题上。如右派分子朱启贤诬蔑马克思主义对待哲学遗产的态度是把哲学史搞成了坏东西和不健全东西的展览。他们把否定与继承对立起来，如冯友兰所谓否定的多了，可继承的就少了。在继承什么的问题上，他们总是在寻找超阶级、超社会的哲学因素，为恢复唯心主义大开方便之门。朱启贤提出“哲学命题二重性的方案”，认为命题有其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一般意义的命题是自在的哲学命题，超出阶级性之上。冯友兰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错误观点，后来又重新加以考虑，提出“哲学不仅为阶级斗争服务，也为统一性服务了”。张岱年在《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一文中也宣扬超阶级的道德。吴传启说：“寻求超阶级的东西。寻求不参加这个斗争和超乎这个斗争之上的某种哲学……就必然地要‘推翻’或者‘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吴传启提出，资产阶级右派的又一论调是污蔑马克思主义不完整，需要补充。朱启贤说马克思主义所继承的人类宝贵成就不包括中国哲学的遗产，道德原理、历史观、认识论、逻辑原理、教育观等，是马克思主义比较薄弱的地方，可用张载的“民胞物与”的思想来补充。总之，“那些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理论的复辟者”；修正主义是右派的助手，其阶级根源是资产阶级和国外修正主义的影响。吴传启还对所谓“中间立场”论提出了批判，他认为不存在超阶级的、客观的政治路线上的中间立场。解放前，中间立场往往是为了欺骗群众，如冯友兰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就是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中间立场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哲学上是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相对立的诡辩论，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立场；是与当前的总路线直接对立、与资本主义复辟的要求相联系的，更加反动。^[292]

关锋更为积极地投入了所谓“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他说：“哲学史的研究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基本路线的对立也是非常明显的，第三条路线是没有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哲学史工作中的两条路线尖锐地对立起来，必须坚持哲学史工作中的唯物主义路线，捍卫哲学史工作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向。”^[293]关锋认为，1957年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表现了危害严重的“修正主义倾向”，具体表现一是：“‘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条路线；二，‘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没有唯物史观’的原理；三，‘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的阶级性’的原理”；所以，要“分析这次会议的修正主义实质、严重性和它的根源”，“作进一步的清算”。关锋提出，贺麟、陈修斋等人打着反对教条主义、坚持辩证法的旗号，对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修正。“［其一，］形而上学地曲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性’，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其二，否认‘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其三，陈修斋先生还曲解‘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和‘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意义，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冯友兰修正恩格斯和列宁，混淆唯物史观和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存在唯物史观，混淆了历史观方面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冯友兰在‘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中，又公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哲学的阶级性’的理论，进行‘修正’”，“肯定哲学中有为一切阶级服务、即没有阶级性的成分”。冯友兰、贺麟等人“虽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完整的哲学修正主义体系；然而就他们的那些言论的实质和特点来看，却是修正主义的。只有用修正主义这个概念，才能确切地反映当前在哲学史方法论上发生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倾向”。关于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和孙定国、吴传启一样，关锋也认为“首先是和资产阶级对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抵抗相联系的，其次是和哲学史研究中遇到困难时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分不开的”。关锋最后说，“克服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和条件是长期的。因此，在哲学史工作中，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争论，也将是长期的。”^[294]

单纯从学术上看，关锋和贺麟等人的根本分歧有以下几个方面：（1）哲学史研究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还是从唯物唯心的定义出发。（2）“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是一个名词、概念，还是具体的哲学体系？（3）哲学史研究是不是贴上唯物、唯心的标签就算完事？贺麟等人讲的都是具体的唯心主义者和他们的体系，而关锋讲的则是作为概念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事实上，关锋对于中西哲学史都缺乏深入研究，做不到对哲学史人物的思想进行具体分析，往往从概念出发贴标签，有的论文简直就是借研究古人之名的杂文，如关于庄子的文章。冯友兰谈到“哲学史上没有光是唯心主义观点的唯心主义，也没有光是唯物主义观点的唯物主义”，反对从概念发出，主张唯物、唯心有同一性，可以相互转化。关锋则强词夺理地说：“有彻底的唯心主义和彻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这是人们不能否认的。就是在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虽没有彻底的唯物主义（包括历史观在内来说），却有彻底的唯心主义，即没有包含辩证法因素和个别唯物主义观点的‘光是唯心主义的唯心主义’。”^[295]关锋等人对于唯心主义的认识并不是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唯心主义，而是他们“自造的”，所以，他们批判唯心主义，似乎是在批判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实则无的放矢，不过是批判他们自造的唯心主义像，甚至不如说是他们自己批判自己而已。这样的研究，既没有达到客观地认识历史的目的，也没有起到提高民族理论思维水平的作用，反而造成了民族心智的弱化和幼稚化。他们这一套东西所造成的理论灾难是深重的。

可是，关锋等人却能大行其道，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从身份上看，他们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又多在新政权的重要机关工作，而冯友兰、贺麟等大学教授早年被认为是为国民党服务的，建国后被称为“旧知识分子”，属于被改造的对象。两者相比，自然是前者的发言被认为更具有“革命性”与“正确性”。其次，建国后意识形态和理论宣传中，革命的理论逻辑得到了贯彻，如：强调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两者不可共存；为革命成熟创造社会条件，采取主动措施促使敌人及早灭亡；反对改良；只有在斗争中才能保持纯洁性和战斗力、生命力才能得到维持和提高。而所谓旧知识分子，原来都是进行具体的哲学史研究的，虽然经过思想改造，接受了斗争思维，但是，事实上，哲学史上唯物与唯心的区分并非那么绝对，唯心主义也“确实有好东西”；而在心理上，他们对唯心主义有一些“敝帚自珍”的留恋；过度地否定了唯心主义不仅否认了他们以前工作的价值，也贬低了他们的人格和他们在社会上的存在的意义。他们内心有对自己的存在价值的固执、坚信和自尊；新政权恰好是要打掉旧知识分子的这些东西。再有一个是话语权的问题。新政权建立了，旧知识分子却仍然占据着知识界的话语权，这对革命阵营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们一定要夺回话语权，否则，革命就只能说成功了一半。建国后的许多思想运动可谓建国前的武装革命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惯性延续，并转变为争夺这个领域的话语权的斗争。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院系调整、批判胡适等人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都是这种斗争的一环。如前所述，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对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意义所作的说明就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毛泽东屡次提出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爷作风，支持小人物。当然，革命阵营夺取话语权的武器之一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既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当然，最高的动机可能是这样的，即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认为，只有这种为中国革命胜利所证明了的理论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选择。最后是学术研究与存在的价值问题。对于革命阵营知识分子来说，只有夺取了话语权，才有政治权，比如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力，从而获得存在的价值。存在内涵要大于生存。

不久，关锋又以《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为名，出版了一本论文集。^[296]该书有一篇长达33页“序言”，其副标题为“关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关锋在该书中明确地把“两条路线”由唯物唯心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学术被彻底政治化。他说，在1957年1月“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上，以冯友兰、贺麟、任继愈、朱伯崑为一方，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实际上他们“所坚决反对的，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由‘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揭开的斗争，不是什么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而是两条基本路线的斗争，即：哲学史工作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斗争”，确切地说，“应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路线和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297]关锋说：“在中国哲学史工作中发生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298]他断言：“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绝对不会停止的。”^[299]在他的眼中，几乎任何与他不同的观点都成了修正主义的前奏。他列举了金景芳、任继愈、张岱年、刘泽如、张德钧、罗根泽等人，认为他们“把历史上的唯心主义者硬说成唯物主义者”，“伪造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者”，从而否认中国哲学史上唯物唯心的斗争，进而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哲学史”。关锋认为，“这种倾向是通向修正主义的”。^[300]他又说，还有一个倾向是“颂古、美化古人”，“把颂古和马克思主义调和起来，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结果必然是导向哲学修正主义”。^[301]关锋认为，上述倾向“形成了或正将形成为中国哲学史工作中的一条路线——隐蔽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路线”。^[302]

一些和关锋等人动机并不完全相同的学者，如黄楠森、侯外庐等人，也展开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303]侯外庐把国内修正主义和国际背景联系在一起，指出，1956年以来，国际国内出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逆流，国内在消灭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时也出现了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逆流，于是，学术界修正主义的论调出现了，哲学遗产继承的疑问也提出来了。“对于唯物主义传统与优秀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唯心主义糟粕采取爱护备至的复古主义态度”；“对代表敌对阶级的两种文化避而不谈，而夸夸其谈两种意义，而在两种意义中，强调了超阶级、超斗争的抽象意义，提出了各阶级各学派共同的天理流行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互渗透的道体观”，作为道体核心的“新统”在马克思主义外衣下复活了。冯友兰所表现的是基于资产阶级立场的阶级偏爱。张岂之认为，冯友兰的“抽象意义”方法与“新理学”是一样的，只是前者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已。这是因为解放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迫使一些反对它的人也只得换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冯友兰的“抽象意义”方法认为哲学中有为一切阶级服务的成分，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看待哲学史的根本原则。冯友兰并未认真对待新理学的反动哲学本质，还保留着新理学的基本精神。所以，必须对他展开不可调和的斗争。^[304]衷尔钜、钟肇鹏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论文集》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文集》所表现的仍然是新理学的继续。主要之点是：一、“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如认为老子否认了上帝所以就是唯物主义者，根据庄子“通天下一气耳”一句话就认为庄子在宇宙论方面是唯物主义的；二、歪曲中国哲学史的原貌，认为中国哲学大部分是地主阶级的哲学，抹杀了人民文化传统和农民思想家及唯物主义传统，证明了地主阶级哲学的正统性，中国哲学史成了地主阶级思想的发展史；三、“宣扬唯心主义，贬低唯物主义”，如用“商人思想”代替对司马迁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分析；四，“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修正”，反对斗争史，说“近来的哲学史工作大概用的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方法，把哲学史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简单化、庸俗化了”；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前，历史观方面也存在唯物主义，这样就不会使斗争在历史领域中断，证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什么新东西，从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原理；说唯心主义也有其合理内核，所以与唯物主义不仅斗争，也相互统一和转化，把哲学史看作两军对垒就是简单化、片面化和庸俗化。^[305]

2.对冯友兰“抽象继承法”等观点批判的继续

1958年以后对冯友兰的批判，已经超出学术范畴，成为批判修正主义的一个环节。吴传启首次把冯友兰关于哲学史继承的观点概括为“抽象继承法”，分为四个方面进行批判。他认为，命题的“一般意义”就是冯友兰解放前新理学的“真际”，是一种反科学的抽象。冯友兰在解释抽象继承法时曾经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平等的论述，都是歪曲。客观真理是一般和个别的统一，把一般看成客观的实体，特殊当作一般的存在形式，是唯心主义的做法。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是哲学的两个对立面、“没有光是唯物主义观点的唯物主义”等观点模糊了唯物和唯心之间的对立。不存在为一切阶级服务的哲学，所谓超党性、超阶级性，不过是资产阶级党性的别名。如张岱年的为“各阶级所需要的道德”、朱启贤的为统一性服务的哲学，以及陈修斋的唯物主义不一定绝对正确，唯心主义不一定绝对错误等。冯友兰讲哲学的超阶级性，而他的新理学其实是为当时的国民党集团服务的，“集中国历史上的‘统治术’之大成，集当时对抗革命的反动思潮的大成”。^[306]

关锋提出，继承哲学遗产有两个根本不同的出发点，一是“现成地把原有的东西拿过来或搬过来”，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上的哲学体系进行分析，总结思维经验教训。前者是冯友兰的继承哲学遗产的根本出发点，其实质是完全排斥“扬弃”，把某些哲学命题的一般意义现成地拿过来。关锋此论十分独断，完全无视冯友兰的继承方法至少还要经过“抽象”的思维过程，根本不是什么“现成地拿过来”。关锋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哲学的顶点，“是唯一科学的哲学，它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哲学，它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科学、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历史上的科学、哲学的一切优秀成果，从本质上说来都被它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是人类哲学思想的成熟”。^[307]历史上不论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没有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可以现成拿来的东西。哲学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总结理论思维的带有根本规律性的经验教训；其方法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作武器对历史上的哲学体系、哲学斗争进行分析、解剖、批判、总结”。关锋把哲学史研究的方法归纳为四点：一、“批判、解剖历史上的哲学体系，探讨、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二、“解剖一个时代的哲学斗争，总结哲学斗争的规律”，“总结出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斗争的经验教训”；三、“解剖哲学斗争、发展的历史长流，总结哲学斗争、发展的规律，汲取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四、“哲学斗争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通过对各种复杂的情形的分析，才更显示出哲学的阶级性、哲学斗争是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这个真理的千真万确”，“所谓继承中国哲学遗产，也就表现在达到了这种目标的科学的‘中国哲学史’中。无疑的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对于当前的思想斗争、对于帮助人们尽快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思想方法，乃至对于发展辩证逻辑，是有重大意义的”。^[308]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哲学的顶峰，所以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关锋那里不具有求真的作用，因为真理都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了；哲学也不可能发展了，因为已经没有必要了。于是剩下的就只能是总结思维教训。后来的哲学史通史都有这种观点的影子。

关锋认为，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是新理学的翻版。“一般意义”“实际上是一个超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绝对”、“超阶级的绝对”、“超时代的绝对”，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古人，附会出一种新的意义来，如从戴震的“理在气中”加上“物质是有规律的”；从孟子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加上“人人皆平等”。在关锋看来，“‘一般意义’同样也是有阶级性的”。他说：“冯先生讲继承哲学遗产或讲历史上哲学的继承性的联系，不分唯物和唯心，实际上他认为唯物主义可以从唯心主义那里接受‘一般意义’，唯心主义也可以从唯物主义那里接受‘一般意义’，我坚决反对这种意见。”^[309]可是令人惊异的是，关锋一边认为对于哲学史可以进行一般与特殊意义的分析，并作了说明，一边批判冯友兰，真可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310]不久，关锋又发表文章，重申：“目前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中存在两个根本对立的方向，一个是从中国哲学史中拿来现成的好东西；一个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对历史上的哲学体系、哲学斗争进行解剖和批判，以总结规律性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前一个方向，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引向厚古薄今、颂古非今的新国粹主义方向”，^[311]以冯友兰、贺麟为代表。文章列举了“新国粹主义”的种种表现，如认为庄子是世界上第一个接触到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的哲学家，孔子是辩证唯物论者，王充是“自然主义的实践论”，《中庸》接触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决定与反决定的真理，《白虎通义》的唯物主义比王充还深刻，把玄奘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相比附，“先秦的哲学家都是唯物主义者”，“儒道合流是中国秦汉以来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传统”，等等。关锋以后一个方向的代表自居，他认为，上述两个方向的对立，“实质上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对立。我们国家正处在彻底摧毁一切旧上层建筑的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武器，面对着历史上的一切文化，坏的文化要干净地消灭它，好的（比较而言）要彻底地消化它（即否定和扬弃）。旧的东西是不能没有抵抗。‘拣现成的好东西’——新国粹主义，便是这种抵抗。……我们必须和它坚决地作斗争，坚定地拿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武器去进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关锋认为：“毛泽东同志早就给我们指出了对待文化遗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它也就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312]其实，毛泽东关于遗产继承的论述仅仅是个比喻，不是论证，他也没有作一个具体的继承个案分析。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未必不可以说是他的比喻的一个具体例子。又，抽象继承是关于继承方法的论述，“吸取精华”是继承内容的论述，两者并不矛盾。当时的氛围是，只要与毛泽东说的不同就不行。客观地说，抽象继承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古代哲学命题的具体内容经过年代的流逝和被继承者所在的社会氛围的过滤，常常使人们从一般或抽象意义的角度理解它。对于普通人而言，对哲学命题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根本是不可能的。如，“学而时习之”究竟是学什么，就是专家也不一定考证得出，普通人更只能自然而然地“抽象继承”了。

重要高级干部也加入了批判冯友兰“抽象继承法”的队伍。陈伯达发表了《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批判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是“把古代现代化，把现代古代化”，里面“蕴藏着一种具体的复古主义，即企图经过某种形式保留中国历史上的唯心论体系，企图把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一套道德都当作永恒不变的道德”。^[313]冯友兰后来回忆说，1957年前后，“有一个反对抽象继承法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前线总指挥是陈伯达”。^[314]应该说，陈伯达坐镇，授意关锋等人出马批判冯友兰，并非不可能。由于笔者尚不掌握确切的史料，对此暂时存疑。中共的重要高级干部一般是不直接参加具体学术争论的，陈伯达介入争论，并且在中共中央主管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表明对抽象继承法的批判进一步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