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老子其人、其书
关于老子其人、其书，据任继愈、冯憬远《老子的研究》统计，基本有三派观点。第一是主张《老子》是老聃遗说的发挥，老聃在孔子之前。老子之书在《墨子》、《孟子》时期撰成。马叙伦、张煦、唐兰、郭沫若、吕振羽、杨兴顺等持此观点。第二是主张老子为战国时人，其书亦为战国时书。汪中、梁启超、冯友兰、范文澜、罗根泽、侯外庐、杨荣国等诸人持此观点。第三是认为老子为战国中叶人，《老子》成书则晚在秦汉之间。顾颉刚、刘节持此说。
关于老子的人和书的关系也有三种意见。第一是认为《老子》书即孔子以前老聃所著。马叙伦等人持此观点。第二是认为二者毫无关系，书出于战国末。顾颉刚、杨荣国等持此观点。第三是主张把老子的人和书分开：其一，书虽非老子所写，但反映了老子的思想，郭沫若、唐兰、冯友兰、陈伯达持此观点；其二，《老子》书代表战国时期思想，和老子没有关系。侯外庐等持此观点。
任继愈基本同意郭沫若的观点，又补充了三点证据，一是《老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墨子》佚文都没有怀疑老子和他的学说的关系，而且上述不同学派各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一个思想面貌大致相同的老子，描述的内容与《老子》书也比较接近。其次，《老子》书经历了很长的编辑时间，其中可能夹杂有编辑者的思想，但不能因此把全书放到战国后期。其三是老子思想在战国时期已经很流行，如无为、贵柔等，可见这些思想在春秋时已有雏形，只是还没有概括为普遍哲学原则；其中的反对仁义、法令的思想则可能晚出。[327]
冯友兰认为，关于《老子》和老聃的关系，分为甲乙两方意见。甲方主张《老子》虽然晚出，但其主要思想属于老子本人的；乙方认为，既然这部书晚出，所以书中可能包含一部分老聃的思想，但不是主要部分。归根结底，“就是老子这部书所反映的究竟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呢或是战国中期或末期的思想？”[328]乙方根据《老子》反对仁义、主张“绝仁弃义”，认为这是墨子和孟子的对立面，“不尚贤”也是墨子的对立面，所以《老子》书的时代应在战国中期或者稍后。甲方认为，这些是“战国时候的人所补充追加上去的。这样轻描淡写的一两句话，就把乙方给挡回去了”。[329]乙方对于甲方也可以使用这种办法，如甲方说《吕氏春秋·不二》篇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表明老子在孔子之前。乙方说，“并不否认孔子之前有一个贵柔的老聃，但是《老子》书所讲的基本和主要的哲学思想晚出”。在冯友兰看来，乙方的理由充分些。“因为晚出的书可以包括以前的思想，而早出的书不能包括以后的思想；必须说晚出的思想是后人追加补充的。严格地说，如果甲方说老子书的某些部分是战国时人补充追加上去的，那就需要于思想不合之外，另举一些别的证据。不能说某些部分是战国时代补充追加上去的，因为它反映的问题是战国时代的。甲方必须从别的方面（文体、文字考订等）证明这些部分是后加的，才可以破乙方的论据。不然的话，就犯了逻辑上所谓‘丐辞’的错误。”[330]冯友兰认为：“《老子》书的哲学体系是战国时才成立的。”[331]他列举了三条理由，“第一点：从先秦一般的学术发展的情况看”，清代从章学诚以来，逐渐认识到的一条客观规律，就是孔子以前“无私人著作之事”。第二点，“从思想斗争的观点看”，“一种思想遇见异己的思想，特别是敌对的思想，一定要斗争”。孔、墨、孟都没有跟老子斗争，甚至没有提到老子的名字。“孔子对于《老子》书中的基本思想，没有进行斗争”；孟子好辩，为什么能够与老子和平共处？因为他把杨朱作为道家的代表。第三点，“从先秦哲学思想的发展看，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老子》中的一些范畴，“道”、“有”、“无”等，“都是很概括的”，“应该是在先秦经过相当长期的百家争鸣，互相批判，互相提高的辩论过程中，才能逐渐达到的。要是说在百家争鸣开始以前就有像《老子》书里所讲的那样的范畴和体系，这是很难理解的”。[332]
关锋、林聿时认为，《老子》书形成于春秋时期。春秋时期，尚贤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从老子反对尚贤这一点，不能证明老子后出。“断定老子在孔子之后，并一下子把老子哲学的产生推迟到战国，是缺少根据的。”[333]
（二）关于老子所代表的阶级
关于老子所代表的阶级，也有几种说法：一是“没落的领主阶级说”，如范文澜、吕振羽等；一是“由贵族下降的隐士”、农民、小生产者、自由农民。任继愈认为，《老子》这部书“部分地，而不是全部地，反映了农民和小私有者的要求”；老子“与真正的农民之间还有一定的差别”；老子代表的是另一部分群众，“他们多半是由贵族下降为农民的，他们当前的身份是小生产者、自由农民、同时还带着原来出身的阶级的烙印，因而在老子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中不免充满着矛盾”。[334]还有一说是“农民阶级说”，侯外庐、杨兴顺等持此观点。杨兴顺认为，老子揭发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罪恶，对劳动人民表示了同情，加深了受压迫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客观上加速了保守的旧制度的灭亡，为历史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但是，老子主张恢复农村公社，停止社会的智力和文化的发展，表现了反动的乌托邦思想，有可能成为剥削阶级反对社会前进发展的精神武器，所以老子的社会伦理学说有二重性的特点。[335]
关锋、林聿时认为：“春秋时代唯物和唯心、进步和反动两大阵营的斗争是很鲜明的。”“唯物主义、进步阵营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管仲、子产、范蠡和计然等；唯心主义、反动阵营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思想界是老子。他是管仲、子产思想的反动；而孔子则大体上是中派，有偏左的观点，也有偏右的观点。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孔子和老子被封建统治者抬得极高，而唯物主义者管仲、子产、范蠡和计然则被冷淡了。”[336]“进步、左派——子产；反动、右派——老子；中间偏右——孔子。三种态度，不是非常明显的吗？”[337]关锋的观点，是政治对学术的投影，或者说按照当时的政治理解古代思想。这与其说是研究古代哲学，还不如说是通过古代哲学说明当前政治。这也是“革命史观”演化为服务史观的一个典型。
（三）老子哲学的性质
任继愈、冯憬远认为老子是唯物主义。他们指出，老子的道虽然看不见，但并非不可捉摸、不可认识；“道是世界赖以发生的一团混沌的物质，有变化，也包含变化的法则”；[338]道以自己的样子为法则，不是脱离物质而悬空存在的格式；道也有规律的意义。总之，“道不过是物质范畴”。任继愈、冯憬远提出：“区别老子是不是唯物主义，不能看他提出天地有没有开始，而是看他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像‘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正是老子的唯物主义的答案。”[339]
关锋、林聿时认为，“老子哲学体系基本上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它的‘道’即是绝对精神”，“而不是‘物质’范畴、原子、混沌、精气、客观规律”。[340]“老子的‘道’的基本规定性，简单地用一两句话加以概括，就是：‘道’是虚无，是形而上学的超时空的绝对，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总根源”。[341]理由如下，（1）《老子》首章为老子哲学的纲领，首章表明，“‘道’是‘常有’和‘常无’的统一”；“常无”是天地的开始，在天地万物的“有”之前，有一个“无”。（2）“作为‘常无’、‘常有’的统一的道，也就是‘虚无’。”道“冲”的“冲”为“盅”的假借字，即虚无。（3）“‘道’是超时空的绝对”；“作为‘常无’、‘常有’统一的道是恒常不变的，当然它就是绝对。绝对和发展论当然是相互排斥的”。（4）“‘道’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总根源”。[342]关锋、林聿时反驳了道是“原子、精气、混沌、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或客观规律”的观点。关锋说，一些学者认为老子的“一”类似原子，但是“一”之上还有道，“道生一”，可见道和一是不同的。道是虚无，所以道也不是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道也不是“精气”，《老子》的“精”不是宋钘的精气；“其中有精”的“精”应为“情”。道也不是混沌，因为混沌是物质，道是虚而不实的超时空的东西。“混成”是说道浑然一体。道也不是物质范畴。“老子的‘道’正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所以它不能是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是个“略语”，“如果说‘物质’范畴产生物，那它也就不是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了”。[343]关锋、林聿时把“道之为物”解释为“道之生物”。“为”作为生，即“创造万物的意思”。[344]关锋强调“道中有物，和老子对于道的基本规定根本不合”。[345]不过，这个“基本规定”，乃是关锋自己的理解，冯友兰并不接受。总之，在他们看来：“‘道’具有物质性的说法，就是未加分析的笼统说法；是说‘道’中有物呢？还是说‘道’是‘物质范畴’呢？两者必择其一。如说‘道’中有‘物’，那么‘道’就不是物，是物的匣子？或是‘道’一部分是物，一部分是非物，‘道’是‘物’和‘非物’的统一？这没有根据。如说是‘物质’范畴，那么它又是宇宙万物的老祖宗，怎么能说得通呢？”[346]老子的“道”是离“物”而存在的，所以不是物质的“客观规律”。总之，“老子的‘道’是绝对精神，其宇宙观是‘客观’唯心主义”。[347]关于老子的辩证法，他们认为最终是形而上学的。老子的辩证法是以绝对的“道”为出发点和终结点的，也就是说，其辩证法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所以老子的辩证法屈从于其唯心主义体系，把统一夸大为绝对，引到循环论上去。
关于研究老子哲学的目的和意义，关锋、林聿时认为，除了判定其性质的唯物唯心，作出评价外，还有另外两个目的：“（1）通过讨论老子，在哲学史的方法论上有所收获，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器去解剖历史上的哲学体系；（2）从解剖老子哲学体系中探讨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例如他的辩证法怎样把对立的统一弄成绝对的，其结果又如何。”[348]关锋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某个人的研究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或理论教训，由此确立自己的学术话语权。他的哲学和哲学史素养并不足以支撑他做到这一点。
冯友兰从1949年后一直主张老子哲学是唯物论。他指出，关于老子哲学的讨论方法，应注意两点。“第一点是，不要把老子哲学现代化。”先秦哲学是朴素的，简单的，没有现代哲学思想那么复杂和细致。“道”既不是主张唯心论者所说的“绝对观念”，也不是主张唯物论者所说的“物质的实体”，没有一点神秘的成分。“道之为物”和“有物混成”的“物”虽然可以作为“一般的东西”讲，但未必就是“物质”。而“其中有物”的“物”却是物质的。既然“道中有物质性的东西，道本身也必然基本上是物质性的东西了”。[349]甲方认为既然“道”生天地万物，所以，道就在天地万物之上，是超自然的上帝或绝对观念，或超时空的绝对观念。这是把《老子》哲学黑格尔化了。[350]冯友兰指出的第二点是，要了解老子哲学，就必须认真地以《老子》书的字句为依据，并综合道家的其他典籍认真考辨，不能断章取义。关于“其中有精”的理解，冯友兰根据先秦《管子·内业》等篇，认为“精”是先秦道家的概念，为“极细微的气”；“含德之厚”，“德”“就是一个人或物所得于道、所得于精的”内容；“道之为物”不能理解为“道之生物”，“为”不能理解为“生”；“冲气”就是一，就是混沌未分的气。冯友兰指出：“道家所谓‘道’，‘精’，‘气’是有其神秘的一面。……应该承认，《老子》书所说的道是物质性的。但是还不完全是物质性的。”[351]
针对关锋、林聿时的文章，任继愈作了新的说明。他认为关锋和自己发生分歧的关键，首先在于标准的运用方面。“哲学史上的基本问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哲学上的基本问题是透过每一历史时期的具体的‘中心问题’”来表现的。“‘天道观’是春秋战国哲学思想中的中心问题”，“研究老子的哲学，不能把他主张的‘天道自然’等闲视之”。[352]任继愈认为自己和关锋、林聿时的分歧，其次在于“分析老子五千言的方法和入手处”。关锋提出，分析哲学体系产生的时代和阶级背景固然重要，但不是说不这样做就不能判定这个体系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判定唯物唯心的标准在于对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认识。任继愈对此持否定意见，提出对于古人要“知人论世”。“对于哲学史上的许多思想家，如果只看他说了些什么，而不考虑到他所说那些话的环境、时代，是难以作出正确评价的。”任继愈的时代背景之说实际上包含着对于古人的同情的了解，而不是单纯根据何者为第一性简单地做出结论。他指出：“主张‘天’不是最高的神，主张自然界的生成是由于自己的原因，没有一个精神性的主宰在物质世界之上，它就是唯物主义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说明宇宙起源于一个浑然一体的东西，正是朴素唯物主义观点。“道法自然”说明道“以自己的样子为根据，内在的原因决定了它的存在、运动不是靠其他的原因”，没有给上帝留下地盘。“道之为物”的“为”是“作为”，关锋解释为“生”是不对的。所谓“有精”的“精”，说明道包含了有形有象的东西。道存在着把物质实体和从物质实体中抽象出来的范畴混一不分的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弱点和缺点。关于“道生一”，任继愈认为是老子唯物主义体系中的唯心主义杂质。“老子的唯物主义如实反映了春秋时期认识世界的广度和深度，他结合了当时的科学成就，给宗教、上帝、鬼神以有力的打击；所以是唯物主义的，也有战斗作用。”[353]
针对任继愈等人的见解，关锋、林聿时又发表了《再谈老子哲学》，认为判断老子哲学性质的关键在“道生一”和“无生有”。甲乙双方都认为“一”是混沌或元气，但“道”和“一”是不是一个东西，双方存在根本分歧。甲方认为，“道”不是“一”，“一”为道所生，“道”属于绝对精神，所以，老子哲学为客观唯心主义。乙方认为，道就是一。但是，无法解释“道生一”。乙方认为，老子第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表明，道就是物，这是将了甲方的军。但甲方认为，“为”是“生”，这一段是讲道生一、无生有的过程。“我们不能一般地把‘为’训为‘生’。这里需要死书活读。”[354]冯友兰说：“冲是道的一种性质，‘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这种尚未分化的气，与道还差不多，所以叫冲气，也叫作一。”关锋认为，“一生二、二生三”的“生”都是产生或分化的意思，为什么“道生一”的“生”不是产生或分化呢？“一生二”等所生的东西并不一样，为什么“道生一”中道和“一”差不多，“一”的性质就是“道”的性质呢？“万物俯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说明，万物是阴阳二气和合而成，不是说冲气就是道。“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的“冲”历来训为“盅”，为空虚；“冲气以为和”的“冲”《说文》的解释是“涌摇”，“喻道之虚故用‘盅’；说明阴阳二气涌摇为和，化生万物，故用‘冲’”。[355]关于天道观问题，关锋、林聿时指出，不能脱离哲学的基本问题孤立看待，不能把唯心论和有神论画等号；其次春秋中叶有神论基本上已经垮台，所以老子提出了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老子作为客观唯心主义，与黑格尔类似。
对于天道观在先秦哲学史中的意义，汤一介和任继愈一样，认为天道观是先秦宇宙观的中心问题，并把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作为划分唯物和唯心的标准。他指出，“天道观”是先秦哲学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春秋时期存在怀疑天、骂天的现象，但像关锋、林聿时所说的已经否认了有意志的天，却是没有根据的。老子在唯物主义上的贡献，还不仅在于否定了有意志的天，而且他认为“应该用自然界本身的因素来解释自然界发生的一切现象，他的‘天道自然’的意义正在于此”。[356]关锋、林聿时以庄解老，说老子的道是“常无”、“常有”的统一，“无有”是庄子的专用名词，但没有“常无”、“常有”，把无、有断开在古汉语文法中少见。汤一介认为，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把老子哲学现代化，是要为老子造一个完整的黑格尔哲学那样的体系，“把观念建立在无和有的统一之上，其实老子的道就是‘无’、并不是‘有’和‘无’的统一”。道是物质性的，“是浑沌的物质状态的宇宙的全称”，“是和‘物’结合在一起的‘万物’的”，“‘道’就是‘无’，但不是‘虚无’，而是‘无有’、‘无形’、‘无名’、‘无象’”。[357]
老子思想的政治性和他的宇宙观的唯物论之间是不是存在矛盾？为什么没落阶级会有唯物主义思想呢？汤一介指出，有两种唯物主义，一种是战斗的唯物主义，如王充、范缜，他们是进步阶级或进步集团的思想的反映；还有一种消极的唯物主义，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落阶级反对唯心主义而采取了唯物主义的形态”。汤一介引用恩格斯关于18世纪唯物论在英国为旧制度的拥护者所热中，以及梅林对于历史浪漫学派和古典经济学的反击作为例子，指出没落阶级为了反对新制度、新思想而采取了唯物主义，但是这种唯物主义没有什么战斗力。
对于关锋、林聿时对“道生一”和“无生有”的论述，冯友兰认为，他们把《老子》首章作为老子哲学的纲领，又按照第一章的解释给老子的“道”作了一些规定性。如果别章的辞句跟他们给“道”的规定性不合，他们就说，“不能这样解释，因为跟‘道’的规定性不合”，这在逻辑上有‘丐辞’的嫌疑。首先，把首章作为全书的纲领就比较困难，其次《庄子·天下篇》说老子“建之以常无有”，他们解释为常无、常有，把二者作为抽象范畴，从而把老子书的“道”规定为超时空的绝对，未必与《天下篇》原义符合。常无、常有的内容是什么，需要参考老子书其他章进行决定，但是他们却只是简单地给常无、常有一个意义，然后根据这个意义去衡量别的章节的话。如《老子》二十一章“其中有物”，一般认为，“其”就是上文的“道”，但他们却认为：“说‘道中有物’，跟老子对于‘道’的基本规定不合，根本不能这样说。其实，‘其中有物’正是‘常有’的基本内容。”[358]关锋、林聿时认为道是超时空的绝对，其推论过程是认为“常无”是“无形体”，这是“偷换概念”。“老子说道是无，只是说道是无名无形，并不是说道是无形体。道之所以是无形，因为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为无形，所以也无名。但是无形并不是无形体，无形和无形体完全是两回事。”[359]关锋、林聿时认为道“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说明道是无形体的，冯友兰认为这只是说明，只有道存在，并不是“无形体”的意思。[360]冯友兰指出，也不能说因为道无形体所以是超空间的，进而论证道是超时间的，这样做都是不充分的。至于关锋、林聿时把“道之为物”理解为“生物”，冯友兰认为这十分不妥。他指出，《老子》中“为”和“生”是有区别的。“混而为一”的“一”即“道”，不是“道生一”的“一”。“混”是“有物混成”的“混”。天地万物是道的有的一面，无名无形是道的无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道是“常有”和“常无”的统一；对于二者不能作抽象的了解。对于关锋、林聿时所说“明明说复归于无物，怎么无物，又是物又是有物呢？”冯友兰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把“有”不仅只作为抽象的了解，而且把“周行”了解为“空洞的‘到处发生作用’”，不这样理解，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冯友兰批评关锋、林聿时“死书活读”把“为”解释为“生”，与《老子》不能“丝丝入扣”。
关于“道生一”，冯友兰认为，和气、冲气和精气相同。冲气并不就是道，而是和道差不多。所差在哪里？“这个道，就其‘无’一方面说，本来就是混沌未分的元气。在它所发生作用而开始分化（‘剖判’）的时候，就有‘涌摇’的情况。‘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用’就是道的作用，从‘涌摇’之中首先分出来的就是冲气，或叫和气，或叫精气，这就是‘道生’，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道始于一’，‘道立于一’。其次，由于精气的作用，又分化出阴阳二气。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所构成的，又有冲气，使得它们‘和’。”“道就其‘无’的方面说，就是混沌未分的元气，但也就不是一”，就其“‘有’的方面说，天地万物都是从道生出来的，不过四十二章说明的三种气，是生万物的基础，而这三种气都是从道分化出来的，其中冲气首先分化出来，跟道的无的方面最近，所以说跟道差不多”。[361]冯友兰说，《淮南子·天文训》说道始于一，一生二等，没有“生”字，可能那时还没有“道生一”，“道生一”为后来所加。或者，这就是老子书中的唯心主义成分，不必再作解释。[362]
詹剑峰认为，关锋、林聿时对于老子的解释是“以黑解老”，把“道”理解为黑格尔的绝对。黑格尔说绝对是有和无的统一，他们说道是常有和常无的统一；黑格尔说绝对是精神，他们说道是虚无，虚无就是精神；黑格尔说精神实体是绝对，他们说道是超时空的绝对；黑格尔说客观世界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史，他们说“道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总根源”。詹剑峰指出，关锋、林聿时论证道是绝对精神的论据是可疑的。“建之以常无有”的断句方式很多，易形成分歧，不能作为论据。“主之以太一”的太一为混沌未分的气，恰好推翻了道是绝对精神的观点。关锋、林聿时说“道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又说“无才是天下万物的最后根源”，二者包含着矛盾。道是超时空的绝对的论据也可疑，“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是说道是永恒运动着的元气，即运动着的物质。物质是不能消灭的，但有时经常变化的，所以道赅常变。最后，詹剑峰认为，道是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绝对，不是超时空的绝对。“道本身就是整个自然界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363]
胡曲原也反对老子唯心主义论，指出西方学者受黑格尔影响，常把老子的“道”理解为精神范畴，19世纪俄国进步学者反对黑格尔对于老子哲学的歪曲，这些学者有俾丘林、芝维可夫、海奥吉耶夫斯基、彼得洛夫等人。胡曲原认为，侯外庐把老子的道解释为“独立而自如的神秘实体”，是不准确的；把“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中的“无”解释为“非私有”时代，比较牵强。胡曲原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不是说万物之前有一个无的阶段，万物生于无，而是说万物本身存在“无之以为用”的相反的一面。所以，道生一、一生二等，不过是世界通过自身的反作用，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364]
冯友兰又撰写了《先秦道家哲学主要名词通释》，对道家的主要概念进行了说明。他认为道家的中心思想是“为我”，分为五个派别；通过分析道家的主要名词和术语在道家各派中的特殊意义，可以看出先秦道家与其他各家的不同以及道家内部的差异，由此恢复道家的本来面目。他这么做，一方面是理出道家唯物主义的线索，另一方面，也有针对关锋所谓“死书活读”的意图。冯友兰认为：“先秦道家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到庄子学派，就完全倒向唯心主义了。”[365]“气”的概念所反映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元气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元气剖判即成为天地。气是无形的，似于阿那克斯曼德的无限，气之可见者为风。作为构成万物的气，也有一些抽象的性质。气有精气和形气之分。“精气”是气中细微的部分，精气也叫“神”或“明”。精气也构成人的灵魂，在宇宙间游走。老庄的“一”、老子的“冲气”，是“精气”。精是从道中分化出来的，道是“一”之所起。“德”是人所得的道，物得道以生叫做“德”。具体的东西有了一定的形状和性质，此性质叫做理。道在《内业》篇中即是精气，也叫灵气，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管子·白心》篇有所谓“天或维之，地或载之”，关锋认为是有形体的东西系着天、托着地，如果系天托地的东西是虚而无形的道，就谈不上托系了。冯友兰认为，这是由于关锋把无形认作无形体的缘故，无形的道如何托系天地？是“若然”，即不能真的有一个钩子系着、盘子托着那样。关锋认为，宋尹学派的“道”不是产生天地万物的，而是天地万物的道，冯友兰认为，宋尹的“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
冯友兰认为，《老子》的“道”有五个特点：第一是无，即“无形”、“无名”的简称；第二是“常”；第三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第四是“周行”；最后，最大的特点是无和有的统一。冯友兰强调，“常无”和“常有”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具体内容的。“无”是无形无名的元气或精气，“有”就是天地万物。《老子》关于“周行”的思想，“以气为本，更明确地说明万物都从道发生，最后复归于道。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366]庄子的“道”有四个特点：一是“无有”；二是“非物”；三是“不可知”；四是抽象的“全”。老子的“全”是具体的全，包括精、气、天地万物。庄子的“全”“是一个逻辑概念，超越于自然界，成为一个绝对”。[367]《老子》、《管子》是没有完全摆脱宗教的唯物主义，而庄子哲学则是“表现在科学理论形式中的唯心主义体系”。[368]
车载对冯友兰关于“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冲气以为和”的解释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老子的“其中有物”，的确可以解释为“道中有物”。《老子》书把道看作与物不同的东西，看重的是道，不是物。“老子把规律的道视如有物驾临一切来加以说明和运用的”，这是它的唯心主义所在；[369]“其中有精”和“其精甚真”的“精”都指“精纯不杂的道理”。[370]关于“冲气以为和”，冯友兰认为涉及阴气、阳气和“冲气”或“和气”，但《老子》四十二章只涉及“冲气”，其他均未涉及。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不过是以阴阳来说明事物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并不涉及气的问题。道是包含了对立面的统一。道生一，指未分化以前的统一，一生二，说明开始形成对立，二生三，指形成新的统一。既然“道生一”，所以“道”与“一”还是有所不同的。冯友兰以《管子》解老，说道里存在精气；又以《淮南子》解老，说“冲气”是物质，不符合《老子》书的原义。[371]
20世纪50年代，老子其人、其书、其哲学思想的争论，属于新范式下老子哲学研究的探索。唯物唯心斗争的模式在不走极端的前提下，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以冯友兰、任继愈为一方和以关锋为一方的争论，推进了对于老子的“道”、“物”、“精”、“气”、“有”、“无”、“生”等概念的理解，至今仍有其学术价值。问题是，当时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受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研究本身即为革命的一部分，必然要为革命服务，这就造成对哲学史本身理解的偏差和哲学史研究的目的的扭曲。关锋所谓“死书活读”，把“道之为物”的“为”理解为“生”就是理解的偏差；他所谓春秋时期哲学分为进步、左派的子产，反动、右派的老子和中间偏右的孔子三派，显然是把学术研究作为论证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了。至于老子研究本身，马王堆帛书《老子》的出土否定了《老子》成书于汉代的说法；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表明，老子其人其书出于战国后期之说也不成立了。不过，对照竹简本与通行本可知，后者确实经过了改动，改动的趋势是朝与儒家对立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竹简本和通行本应该区别对待，孔老或者儒道对立可能不是中国哲学的原初状态，而是战国以后尤其是汉代经过司马父子、二刘父子整理中国思想史材料而“逆形成”的结论，用这个结论研究春秋时期的老子，在方法论上存在错误。[372]
【注释】
[1]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第2版。
[2]《金岳霖文集》第4卷，第160～161页。
[3]《全国普遍开展关于“百家争鸣”的讨论》，《哲学研究》，1956年第3期。
[4]以上引文见郑昕：《开放唯心主义》，《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8日。
[5]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3日。
[6]据朱伯崑说，抽象继承法是冯友兰受范文澜《中国通史》的影响而提出的。
[7]演讲稿由卢育三、朱传启记录，冯友兰修改后以“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为题，于1956年12月8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转载于《新华半月刊》、《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73～277页。
[8]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73～277页。
[9]笔者之所以称之为“朱伯崑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由朱伯崑系统地提出，涵盖了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各个方面，综合性强，可以避免一一叙述之麻烦。据朱伯崑回忆，这篇文章是应于光远之约撰写的，发表前于光远看过，认为很好。后来“反右”时朱伯崑因此文受到批判。此文被认为是“右派言论”的先声。
[10]朱伯崑：《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4日。
[11]朱伯崑：《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4日。
[12]朱伯崑：《北京哲学界讨论中国哲学史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1月30日；《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哲学研究》，1957年第2期。
[13]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524页。
[14]贺麟：《我同意克列同志的说法的思想斗争过程》，该文未正式发表，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478～481页。
[15]贺麟：《我同意克列同志的说法的思想斗争过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478～481页。
[16]温公颐：《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些初步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498～499页。
[17]温公颐：《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些初步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99页。
[18]贺麟：《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98页；又见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525页。
[19]贺麟：《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01页。
[20]贺麟：《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528页。
[21]陈修斋：《对唯心主义哲学的评价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03页。
[22]陈修斋：《对唯心主义哲学的评价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04页。
[23]唐钺：《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引起的三个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97页。
[24]魏明经：《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62页。
[25]魏明经：《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70页。
[26]张世英：《略谈对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21～222页。
[27]杨宪邦：《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性和党性——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的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17页。
[28]杨宪邦：《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性和党性——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的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18页。
[29]王方名：《关于对待唯心主义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47～248页。
[30]王方名：《关于对待唯心主义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57页。
[31]王方名：《关于对待唯心主义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58～259页。
[32]《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59～260页。
[33]据朱伯崑等人回忆，贺麟当时说了两句著名的话：一是“宁可跟老婆离婚，也不跟唯心主义分家”；一是“为提高唯心主义的地位而斗争”。但是，这两句话都不见于文字记载，后一句话个别学者提到过，似是贺麟所说。后来贺麟不仅跟唯心主义分了家，还于198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贺麟的一位学生问他晚年为什么转向唯物主义，他说，唯心主义讲到极致，也就到了唯物主义。
[34]“我们不能同意认为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没有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作为它的对立面就不能存在和发展，这就类似于说工人阶级没有资产阶级作为它的对立物就不能存在和发展一样。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是人类认识客观现实的历史的总结，有了自然、社会、思维，又有了人类对自然、社会、思维的规律性的认识就有了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王方名：《关于对待唯心主义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48页。）
[35]“我们不能同意笼统强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团结或统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是尖锐对立的，这儿不发生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之间的人与人的团结问题。“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和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的对立面的统一问题，那是对立的‘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相互依赖（或依存）、相互联结’等等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93页），这和人们企图模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界限，主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和平共处’这种统一，完全是两回事。”（王方名：《关于对待唯心主义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48页。）
[36]韩树英：《谈谈关于哲学史的对象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10页。
[37]陈修斋：《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26页。着重号是原作者加的。——引者注
[38]陈修斋：《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31页。
[39]陈修斋：《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32～233页。
[40]陈修斋：《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34页。着重号是原作者加的。——引者注
[41]陈修斋：《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35页。着重号是原作者加的。——引者注
[42]此处可能是一个印刷错误，把“主体”印成了“立体”。——引者注
[43]陈修斋：《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36页。
[44]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507～512页。
[45]贺麟、陈修斋：《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哲学研究》，1956年第3期。
[46]温公颐：《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些初步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98～499页。
[47]朱光潜：《谈思想两栖》，《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59页。
[48]张岱年：《关于解放以来哲学工作者思想改造的估计》，《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41～242页。
[49]张岱年：《如何对待唯心主义》，《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42～245页。
[50]唐钺：《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引起的三个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90～497页。
[51]魏明经：《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63～164页。
[52]魏明经：《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68页。
[53]冯友兰：《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哲学研究》，1957年第5期，第131～132页。
[54]贺麟：《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1月24日；又见《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513～522页。
[55]贺麟：《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1月24日。
[56]贺麟：《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1月24日。
[57]王太庆：《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与目的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81～182页。
[58]关于此，待下文论述。——作者注
[59]杨宪邦：《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性和党性——对宇宙观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的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20页。
[60]杨宪邦：《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性和党性——对宇宙观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的意见》：《中国哲学史题讨论专辑》，第121～122页。
[61]杨宪邦：《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性和党性——对宇宙观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的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23页。
[62]杨宪邦：《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性和党性——对宇宙观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的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23页。
[63]据朱伯崑等的回忆，关锋在学术争论中表现出“唯我独革”的学霸作风，只有自己是最正确的，不允许任何人有与自己不同的观点，一有不同的观点便认为是错误的，甚至反动的。
[64]关锋：《关于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07～208页。
[65]关锋：《关于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09页。着重号是原作者加的。——引者注
[66]关锋：《关于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10页。
[67]关锋：《关于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09～211页。
[68]关锋：《关于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12页。
[69]关锋：《关于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212～214页。
[70]《学习译丛》，1957年第3期，第79页。
[71]胡绳：《关于哲学史的研究》，《人民日报》，1957年3月29日。
[72]郑昕：《开放唯心主义》，《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8日。
[73]胡绳：《关于哲学史的研究》，《人民日报》，1957年3月29日。
[74]贺麟：《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1月30日。
[75]胡绳：《关于哲学史的研究》，《人民日报》，1957年3月29日。
[76]胡绳：《关于哲学史的研究》，《人民日报》，1957年3月29日。
[77]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8～51页。
[78]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93～94页。
[79]任继愈：《试论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光明日报》，1957年1月11日。
[80]韩树英：《谈谈关于哲学史的对象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13页。
[81]任继愈：“我曾对日丹诺夫在西方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提出了一点异议，几乎惹了祸，据说日丹诺夫是代表苏共中央发言，对‘发言’有异议，是对斯大林的态度问题，因而在会议上受到不少责难。学习列宁的《哲学笔记》，很受启发。我认为应该像列宁那样深入细致地对待哲学史，应有发展的观点，不能用一个固定的模式看待哲学史，试图找一找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当时我想，看法对不对，总可以供讨论吧，但也曾为此受到某些领导的告诫，说是忘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光讲思想的发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宣传了修正主义。这也在意料之中，几年前已有‘理论权威’之流把我划归修正主义栏内了。”（《中国哲学史论·后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82]杨宪邦：《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性和党性——对宇宙观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的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15页。
[83]杨宪邦：《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性和党性——对宇宙观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的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25页。
[84]杨宪邦：《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性和党性——对宇宙观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的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25～126页。
[85]石峻：《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讨论及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66～67页。
[86]韩树英：《谈谈关于哲学史的对象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05页。
[87]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19～220页。
[88]唐钺：《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引起的三个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90～491页。
[89]唐钺：《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引起的三个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91页。
[90]朱谦之：《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87页。
[91]周辅成：《必须重视祖国哲学遗产的特点和价值》，《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86～288页。
[92]赵俪生：《论哲学遗产的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的区分——对冯友兰先生一些看法的商榷》，《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91～392页。
[93]关锋：《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一个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76页。
[94]艾思奇：《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37～438页。
[95]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7～49页。
[96]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8页。
[97]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8页。
[98]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94页。
[99]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98页。
[100]石峻：《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讨论及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76页。
[101]石峻：《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讨论及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66～67页。
[102]张岱年：《关于中国哲学史范围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81页。
[103]张岱年：《关于中国哲学史范围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81页。
[104]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51页。
[105]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8页。
[106]张岱年：《关于中国哲学史范围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81页。
[107]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52～53页。
[108]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50～51页。
[109]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53页。
[110]汪毅：《一个问题，一点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56页。
[111]汪毅：《一个问题，一点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56页。
[112]汪毅：《一个问题，一点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60页。
[113]张岱年：《关于中国哲学史范围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84页。
[114]张岱年：《关于中国哲学史范围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84～85页。
[115]张岱年：《关于中国哲学史范围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85页。
[116]杨宪邦：《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性和党性——对宇宙观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的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19页。
[117]杨宪邦：《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性和党性——对宇宙观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的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19～120页。
[118]王太庆：《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与目的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74页。
[119]王太庆：《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与目的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74～175页。着重号是原作者加的。——引者注
[120]王太庆：《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与目的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75页。
[121]王太庆：《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与目的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76页。
[122]王太庆：《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与目的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80页。
[123]关锋：《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一个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75页。
[124]魏明经：《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70页。
[125]魏明经：《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60页。
[126]魏明经：《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63页。
[127]魏明经：《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62页。
[128]魏明经：《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65页。
[129]胡绳：《关于哲学史的研究》，《人民日报》，1957年3月29日。
[130]胡绳：《关于哲学史的研究》，《人民日报》，1957年3月29日。
[131]石峻：《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讨论及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65页。
[132]张岱年：《关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37～138页。
[133]张岱年：《关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32～133页。
[134]朱谦之：《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90～91页。
[135]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所遇到的几个困难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42页。
[136]石峻：《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讨论及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72～73页。
[137]张岱年：《关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33页。
[138]张岱年：《关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34～135页。
[139]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93～94页。
[140]羊华荣：《我赞成冯友兰先生的看法》，《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64页。
[141]羊华荣：《我赞成冯友兰先生的看法》，《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66页。
[142]唐钺：《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引起的三个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91～492页。
[143]李志逵：《读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的一点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51页。李志逵所引恩格斯的原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8页。当时的译法与今译有出入。
[144]孙长江：《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社会历史理论中有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56页。
[145]孙长江：《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社会历史理论中有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60页。
[146]张岱年：《关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35～136页。
[147]张岱年：《关于中国哲学史范围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83页。
[148]戴清亮、林可济：《对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的评价的一些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75页。
[149]戴清亮、林可济：《对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的评价的一些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73～482页。
[150]戴清亮、林可济：《对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的评价的一些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89页。
[151]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补充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81～282页。
[152]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补充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82页。
[153]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补充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84～285页。
[154]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补充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85页。
[155]冯友兰：《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哲学研究》，1957年第5期。
[156]杨正典：《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几点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该文写于1957年2月，应该是第一篇对于冯“抽象继承法”的批判，但还没有把冯的观点总结为“抽象继承法”。
[157]杨正典：《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几点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25页。
[158]杨正典：《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几点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23页。
[159]艾思奇：《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38～439页。
[160]艾思奇：《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38页。
[161]杨正典：《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几点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23页。
[162]杨正典：《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几点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23页。
[163]杨正典：《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几点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24页。
[164]杨正典：《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几点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24页。
[165]杨正典：《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几点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25～326页。
[166]杨正典：《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几点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29～330页。
[167]关锋：《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一个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69～382页。关锋在文章的“附注”中说：“本文表示了在一定限度下，同意冯友兰先生把某些哲学命题区分为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的意见；因为是论证的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为什么同意？这个‘分析’的意义是什么？……都没谈。作者准备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作详细说明。”
[168]关锋：《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一个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71页。
[169]关锋：《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一个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71页。
[170]艾思奇：《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40页。
[171]艾思奇：《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40页。
[172]汤一介：《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66～367页。据汤一介先生回忆，1957年至1964年间自己所写的文章“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例如我写过批判冯友兰、吴晗的文章；另一类是有关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人物的文章，这类大多是根据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批判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哲学家，给每位哲学家戴上‘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帽子，定性为‘进步’或‘反动’。这样的研究根本算不上什么学术研究，这样的研究方法只能把自己养成学术上的懒汉，败坏‘学术研究’的名声。上面说的这两类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学术作为政治的工具。这简直是对哲学的‘亵渎’”（见汤一介：《我的哲学之路·自序》，新华出版社，2006年。）。汤一介的反思，反映了修辞立其诚的学术真诚，笔者敬佩这种态度。笔者仍然使用这些材料，是因为在笔者看来，这些文章一方面构成中国哲学史学史的材料；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中国民族理性成熟的一个环节。进行简单的“还乡团”式的批判和否定，而不从中发现积极的意义，是理性幼稚的表现，不能达到执两用中的境界，还可能会是另一场灾难的根源。
[173]吴恩裕：《我对几个哲学问题的看法》，《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54～355页。
[174]燕鸣轩：《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点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84页。
[175]燕鸣轩：《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点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86页。
[176]燕鸣轩：《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点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88页。
[177]燕鸣轩：《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点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89页。
[178]燕鸣轩：《对〈的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点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90页。
[179]杨洁民：《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并与冯友兰先生商榷》，《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10页。
[180]唐钺：《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引起的三个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93～494页。
[181]唐钺：《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引起的三个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94页。
[182]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523～528页。
[183]赵俪生：《论哲学遗产的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的区分——对冯友兰先生一些看法的商榷》，《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96页。
[184]张恩赐、沈少周：《怎样认识哲学中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关系》，《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97～398页。
[185]胡绳：《关于哲学史研究的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3月30日。
[186]胡绳：《关于哲学史研究的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3月30日。
[187]张岱年：《道德的继承性和阶级性》，《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96页。
[188]汤一介：《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60页。
[189]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95～96页。
[190]汤一介：《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63页。
[191]杨洁民：《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并与冯友兰先生商榷》，《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04页。
[192]杨洁民：《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并与冯友兰先生商榷》，《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07页。
[193]杨正典：《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几点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32页。
[194]黄子通：《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的错误观点》，《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34页。
[195]黄子通：《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的错误观点》，《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39页。
[196]汤一介：《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68页。
[197]汤一介：《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63～364页。
[198]汤一介：《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64～365页。
[199]吴恩裕：《我对几个哲学问题的看法》：《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57页。
[200]贺麟：《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513～522页。
[201]贺麟：《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513～522页；又《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97页。
[202]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13页。
[203]张岱年：《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43页。
[204]定思：《中国哲学史中的继承性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47页。
[205]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02页。
[206]定思：《中国哲学史中的继承性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47～348页。
[207]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13页。
[208]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99页。着重号是原作者加的。——引者注
[209]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00页。
[210]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01～302页。
[211]肖萐夫：《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性》，《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18页。
[212]艾思奇：《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38～439页。
[213]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02～303页。
[214]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16页。
[215]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15～316页。
[216]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21页。
[217]张岱年：《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42～343页。
[218]张岱年：《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42～343页。
[219]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18～319页。
[220]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19页。
[221]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10页。
[222]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19～320页。
[223]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20页。
[224]张岱年：《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43～344页。
[225]定思：《中国哲学史中的继承性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49页。
[226]定思：《中国哲学史中的继承性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50页。
[227]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09页。
[228]周辅成：《必须重视祖国遗产的特点和价值》，《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90页。
[229]周辅成：《必须重视祖国遗产的特点和价值》，《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93页。
[230]周辅成：《必须重视祖国遗产的特点和价值》，《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86～294页。
[231]胡绳：《关于哲学史研究的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3月30日。
[232]胡绳：《关于哲学史研究的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3月30日。
[233]吴恩裕：《我对几个哲学问题的看法》，《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357页。
[234]汪毅：《一个问题，一点意见》，《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59页。
[235]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所遇到的几个困难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39～140页。
[236]孙长江：《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社会历史理论中有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54页。
[237]张恒寿：《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51～152页。
[238]张恒寿：《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53页。
[239]此段引文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版，第112页。新译文与张恒寿原引译文略有出入。
[240]张恒寿：《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155～156页。
[241]这里的“逻辑”，是在与辩证法等同的意义上而言的，并不是纯粹的“逻辑学”，这是当时的普遍认识，也存在把“逻辑学”当成形而上学来对待的观点。
[242]“五大发明”是吕振羽的说明法，他并未进一步说明。
[243]关于此次会议的材料，见编辑部：《关于“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中讨论的一些问题》，《哲学研究》，1957年第3期，第141～146页。
[244]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297页。
[245]肖萐夫：《关于继承祖国哲学遗产的目的和方法论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24页。
[246]肖萐夫：《关于继承祖国哲学遗产的目的和方法论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24～425页。
[247]肖萐夫：《关于继承祖国哲学遗产的目的和方法论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26页。
[248]肖萐夫：《关于继承祖国哲学遗产的目的和方法论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27～428页。
[249]肖萐夫：《关于继承祖国哲学遗产的目的和方法论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436页。
[250]《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3页。
[251]《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252]《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253]参见《学习时报》，2004年10月18日。据薄一波的统计，各地罢工、罢学事件达到上万起。
[254]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150页。
[25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17页。
[256]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1～282页。
[257]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2页。
[258]《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2页。
[25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2页，毛泽东的类似言论还见于同卷第452、472页等。
[260]《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
[261]秦淑贞、盛继红编：《中国共产党大事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83页。
[262]秦淑贞、盛继红编：《中国共产党大事记》，第84页。
[263]梅二：《追击条件论》，《人民日报》，1958年9月26日。
[264]编者：《神话似的现实》，《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日。
[265]曙光：《立足现实 大胆想像——谈客观可能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8日。
[266]德麟：《发挥上层建筑的力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理论战线》，1958年第9期，第6页。
[267]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2页。
[268]《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8页。
[26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7页。
[270]《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4页。
[27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2页。
[27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2页。
[273]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408页。
[274]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408页。
[275]据朱伯崑回忆，张岱年是因为北京大学的右派不够比例，被列为“候补右派”。北京大学方面也曾经给冯友兰打电话，询问他对于中国人民大学葛佩琦等人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口号的看法，诱导冯友兰，以便把他打成右派。但是，冯友兰没有照他们预想的回答，逃过一劫。
[276]钱耕森：《中国哲学史界泰斗张岱年与冯友兰共同走过的路》，《人物》，2004年4月。“是月（1957年10月——引者注）多次出席工会哲学系委员会、中国哲学史工会小组‘帮助右派分子张岱年’会议，未发言。”（《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408页。）
[277]中国哲学编辑部：《中国哲学》第6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416～417页。
[278]冯友兰：《自我改造的第一步》，《争鸣》，1958年第4期，第5页。
[279]此处关于冯友兰的史料，均来自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相关部分。为节省篇幅，不俱注。
[280]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与《北大哲学系简史》对此事评述不同，一个是“批判”，一个是“讨论”。
[281]杨辛：《整风后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研究》，1958年第4期，第14页。
[282]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新面貌》，《哲学研究》，1958年第4期，第23页。
[283]尹明：《中国人民大学批判冯友兰的哲学思想》，《哲学研究》，1958年第6期，第40页。
[284]《光明日报》，1958年8月31日。
[285]贺麟此文是不是受了毛泽东的4月11日座谈和宴请的鼓舞而发，还值得研究。
[286]贺麟：《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人民日报》，1957年4月24日第7版；又见《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528～532页。贺麟关于修正主义的说法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看法正好相反。
[287]胡绳：《关于哲学史研究》，《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第504～505页。
[288]孙定国：《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哲学研究》，1958年第1期。本文是作为该期《哲学研究》的首篇文章发表的，这表明了当时对这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态度。孙定国（1910～1964），原名儒熙，山东省牟平县人。早年曾任小学教师，后参加革命，任旅长、军分区司令员、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太岳兵团后勤司令员等职。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校党委委员、校教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289]孙定国：《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哲学研究》，1958年第1期，第1页。
[290]孙定国：《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哲学研究》，1958年第1期，第1页。
[291]吴传启：《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危险》，《哲学研究》，1958年第6期。吴传启：湖北武汉人，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主编，“文革”期间在哲学所写出第一张大字报，受到江青的赏识，被江青视为“革命左派”。吴传启常和关锋、林聿时三人以“撒仁兴”（三人行）的笔名发表文章。后又因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材料，被打成“5.16分子”。
[292]吴传启：《驳“中间立场论”》，《哲学研究》，1958年第4期。
[293]关锋：《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哲学研究》，1958年，第1期。关锋（1917～2005）：原名周主峰，字秀山，山东省庆云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改名为关锋。1955年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1956年借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1958年调入《红旗》杂志社，编辑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曾入毛泽东智囊团，被称为“五秀才”之一（另四人为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文革”开始时，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之一。1967年和王力、戚本禹等一起被隔离审查，后被逮捕入狱。出狱后改名为“古棣”，仍进行老子研究等工作，出版有《老子通》（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老子校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关锋在“文革”前十分活跃，发表了不少文章，据笔者采访过的不少老学者所说，关锋利用自己的身份推行学术话语霸权，“唯我独左”、“唯我独革”，不容许他人发言，是一个以学术为掩盖的“理论打手”。曾与关锋有过工作联系的龚育之等人认为，关锋是个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学阀”。（见龚育之著《“阎王殿”旧事》，江西出版集团·江西出版社，2008年，第59～61页。）
[294]关锋：《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哲学研究》，1958年第1期，第23页。
[295]关锋：《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56页。
[296]关锋：《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印数8500册。该书收集了8篇文章：《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问题》、《一点说明——答邓初民先生》、《和贺麟先生辩“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一个问题》、《扬弃三法——有关哲学发展和继承哲学遗产的几个问题》、《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方向问题》。
[297]关锋：《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第4页。
[298]关锋：《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第12页。
[299]关锋：《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第19页。
[300]关锋：《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第24页。
[301]关锋：《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第27页。
[302]关锋：《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第28页。
[303]黄楠森、张恩慈：《略论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中的修正主义倾向》，《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侯外庐：《谈谈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兼评冯友兰先生的看法》，《争鸣》，1957年第5期。又，黄楠森先生后来改变了对冯友兰的批评态度，见《对冯友兰先生“抽象继承法”的重新认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
[304]张岂之：《冯友兰先生的“抽象意义”方法是“新理学”方法的翻版》，《光明日报》，1958年5月25日。
[305]衷尔钜、钟肇鹏：《评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哲学研究》，1958年第4期，第46～47页。
[306]吴传启：《从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看他的哲学观点》，《哲学研究》，1958年第2期，第83～96页。
[307]关锋：《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哲学研究》，1958年第3期，第63～81页。引文见第64页。又见《批判哲学史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第155～198页。
[308]关锋：《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第159～162页。
[309]关锋：《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第185页。
[310]关锋于1958年11月发表《扬弃三法——有关哲学发展和继承哲学遗产的几个问题》，仍然肯定“把哲学命题的意义区分为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
[311]关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向问题》，《光明日报》，1958年6月15日。
[312]“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并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78页。）
[313]陈伯达：《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红旗》，1959年第13期。
[314]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74页。
[315]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工作中对于学习苏联的体会》，《光明日报》，1957年5月27日。
[316]冯友兰：《新理学的原形》，《哲学研究》，1959年第1期。第37～49页。该文内容不属于本书研究范围，不赘。
[317]冯友兰：《四十年的回顾》，《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165页。
[318]冯友兰：《四十年的回顾》，《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34页。
[319]冯友兰：《批判我底“抽象继承法”》，《哲学研究》，1958年第5期，第42页。
[320]汤一介：《对冯友兰先生的批判我底“抽象继承法”的批判》，《哲学研究》，1958年，第6期，第40页。
[321]冯友兰：《质疑与请教》，《哲学研究》，1959年第3期，第8～13页。
[322]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58年。本书并不属于“挫折”的一部分，此处只是按照史学史的时间线索放在此论述。
[323]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第6～16页。
[324]杨超：《老子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哲学研究》，1955年第4期，第135～138页。
[325]胡瑞昌、胡瑞祥：《老子哲学是唯心论》，《哲学研究》，1955年第4期，第139～143页。
[326]杨柳桥：《老子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吗？》，《哲学研究》，1955年第4期，第144～148页。
[327]任继愈、冯憬远：《老子的研究》，《老子哲学讨论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6页。
[328]冯友兰：《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问题》，《老子哲学讨论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49页；又《人民日报》，1959年6月12日。
[329]冯友兰：《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问题》，《老子哲学讨论集》，第50页。
[330]冯友兰：《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问题》，《老子哲学讨论集》，第50页。
[331]冯友兰：《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问题》，《老子哲学讨论集》，第51页。
[332]冯友兰：《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问题》，《老子哲学讨论集》，第54页。
[333]关锋、林聿时：《从春秋时代的尚贤谈谈老子哲学》，《老子哲学讨论集》，第278页。
[334]任继愈、冯憬远：《老子的研究》，《老子哲学讨论集》，第10～11页。
[335]杨兴顺：《老子及其学说》，第75～78页。
[336]关锋、林聿时：《略论子产和老子》，《老子哲学讨论集》，第241页。
[337]关锋、林聿时：《略论老子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本质》，《老子哲学讨论集》，第263页。
[338]任继愈、冯憬远：《老子的研究》，《老子哲学讨论集》，第20页。
[339]任继愈、冯憬远：《老子的研究》，《老子哲学讨论集》，第21页。
[340]关锋、林聿时：《略论老子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本质》，《老子哲学讨论集》，第176页。
[341]关锋、林聿时：《略论老子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本质》，《老子哲学讨论集》，第178页。
[342]关锋、林聿时：《略论老子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本质》，《老子哲学讨论集》，第190页。
[343]关锋、林聿时：《略论老子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本质》，《老子哲学讨论集》，第195～196页。
[344]关锋、林聿时：《略论老子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本质》，《老子哲学讨论集》，第196页。
[345]关锋、林聿时：《略论老子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本质》，《老子哲学讨论集》，第197页。
[346]关锋、林聿时：《略论老子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本质》，《老子哲学讨论集》，第197页。
[347]关锋、林聿时：《略论老子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本质》，《老子哲学讨论集》，第200～201页。
[348]关锋、林聿时：《略论老子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本质》，《老子哲学讨论集》，第227页。
[349]冯友兰：《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问题》，《老子哲学讨论集》，第60页。
[350]冯友兰：《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问题》，《老子哲学讨论集》，第62页。
[351]冯友兰：《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问题》，《老子哲学讨论集》，第64页。
[352]任继愈：《论老子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兼答关锋、林聿时同志》，《老子哲学讨论集》，第32、33、34页。
[353]任继愈：《论老子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兼答关锋、林聿时同志》，《老子哲学讨论集》，第45页。
[354]关锋、林聿时：《再谈老子哲学》，《老子哲学讨论集》，第229页，原载《光明日报》，1959年6月20日。
[355]关锋、林聿时：《再谈老子哲学》，《老子哲学讨论集》，第232页。
[356]汤一介：《老子宇宙观的唯物主义本质》，《老子哲学讨论集》，第144页。
[357]汤一介：《老子宇宙观的唯物主义本质》，《老子哲学讨论集》，第147～150页。
[358]冯友兰：《再谈关于老子哲学的问题》，《老子哲学讨论集》，第69页。
[359]冯友兰：《再谈关于老子哲学的问题》，《老子哲学讨论集》，第70页。
[360]冯友兰：《再谈关于老子哲学的问题》，《老子哲学讨论集》，第70页。
[361]冯友兰：《再谈关于老子哲学的问题》，《老子哲学讨论集》，第76页。
[362]冯友兰：《再谈关于老子哲学的问题》，《老子哲学讨论集》，第70页。
[363]詹剑峰：《老子的道是绝对精神么？——和关锋、林聿时二同志商榷》，《老子哲学讨论集》，第154～161页。文章原载《理论战线》，1959年第8期。
[364]胡曲原：《论老子的道》，《老子哲学讨论集》，第170页。
[365]冯友兰：《先秦道家哲学主要名词通释》，《老子哲学讨论集》，第119页。
[366]冯友兰：《先秦道家哲学主要名词通释》，《老子哲学讨论集》，第115页。
[367]冯友兰：《先秦道家哲学主要名词通释》，《老子哲学讨论集》，第117页。
[368]冯友兰：《先秦道家哲学主要名词通释》，《老子哲学讨论集》，第124页。
[369]车载：《论老子书中的“其中有物”——与冯友兰先生商榷》，《老子哲学讨论集》，第283页。
[370]车载：《论老子书中的“其中有物”——与冯友兰先生商榷》，《老子哲学讨论集》，第292～293页。
[371]车载：《论老子书中的“其中有物”——与冯友兰先生商榷》，《老子哲学讨论集》，第292～293页。
[372]乔清举：《论中国哲学史的逆形成特点——以老子为例》，《哲学门》第1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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