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春与冯友兰的争论

1960年，冯友兰撰文指出，《易传》不是孔子的作品，而是战国末到秦汉之际的儒家作品。其中有一部分唯物主义因素，但总体上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易传》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处于变动之中的，认识到事物自身包含着矛盾，矛盾之中有主次；《易传》也初步认识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规律。但是，《易传》所说的变动，最终归结为循环；其中的对立面也不是斗争，而是调和，希望在阶级之间保持调和；不是推动事物的发展，而是利用辩证法的知识来阻碍事物的发展。《易传》代表了奴隶主贵族在进行一些改良的情况下，维护旧制度的要求，但是它采取的方法是抽象的论证，借助于自然观把等级关系确定下来，为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过来的封建地主贵族服务。李景春认为，公元前12世纪中国就产生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就是《周易》哲学；根据“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和“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记载，《易经》应该是公元前12世纪的作品，其中包含了辩证法思想，如矛盾转化、量变质变、不断革命等因素。^[207]

冯友兰继续发表文章认为，《周易》至迟不会晚于公元前627年，实际上应更早于这个时期。《周易》是占卦的书，卦爻辞积累得多了，便成为一个体系。《周易》中八卦代表八种自然事物，形成一个血肉相连的整体，这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胚胎；《周易》也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六十四卦的排列，相反的总是排在一起，表现了物极必反的辩证法思想，某些卦爻辞也表现了辩证法的因素。《易经》经文是长期积累的产物，并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易经》也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因为《易经》还未形成体系。^[208]冯友兰认为，经的部分经过了长期的积累，可能在殷末周初定型，非文王周公一两人所作；^[209]李景春肯定为文王所作，周公所补。任继愈认为，《周易》成书时间虽然较长，但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的卦爻辞可能是一次完成的。关于《易传》，任继愈认为孔子作《系辞》是有根据的。关于《周易》一书的性质，李景春认为，《易经》不专为占卦用，其哲学思想体系在写作之初便形成了。不应把《周易》的占卦思想单纯看作迷信，其中包含了古人观察世界变化总结规律的方法。

关于唯物唯心问题，李景春认为，《周易》用八个元素说明天地万物的起源，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比古希腊还多了质的差别的因素。冯友兰认为，《易经》对世界的理解只是唯物主义的胚胎，《易传》对自然的见解有一部分更像唯物主义，但是，“它用唯心主义方法形成了一部规律的代数学”，认为掌握了规律便可以“范围天地”，“先天而天弗违”，所以具有客观唯心主义的性质。关于辩证法因素，冯友兰认为，《易经》的辩证法因素只有阴阳对立的相互转化和物极必反两个方面，《易传》则大大丰富了。李景春认为，《易经》的辩证法因素十分丰富，《易传》只是对《易经》的辩证法因素加以阐明，并未发展。繁星认为，《周易》的辩证法因素落到落后保守的孔子及其弟子手中，被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掩盖了。任继愈从观物取象、万物交感、发展变化三个方面论述了《易经》的哲学思想。